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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治理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国家治理、耦合逻辑和政府工具类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国家治理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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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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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超

(华中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中国政府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作出了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主流的承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有了明显进步,经历了从政府承诺到执政党意志、从宏观倡导到具体可操作性执行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大视野之下,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际社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生态与主题意蕴为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了新契机,为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内卷化治理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需置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宏图中进行战略思考,并以现代化政府治理工具——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作为两者的互动耦合点,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预算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3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化同步发展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13AZZ008);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资助(2015YZBD034).

作者简介:汪超(1986-),男,湖北鄂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理论与改革、政府发展与社会政策.

党的十八大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蕴含着社会的发展应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应是的共同全面发展.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属于战略目标层面的内容,具有统帅性的地位.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共同全面自由发展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滞缓:国际视野下我国妇女参政差距的反省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核心意旨要求在涵盖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决策制定中拓宽妇女的参与面,推进妇女的自由参与来实现真正的全面解放,“女性参政不仅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是政治完善与发展的必然要求.”[1]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别平等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国女性更多地涉入政治核心领域,在政治中枢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然而,从1995年北京世妇会到2015年纽约全球评估,我国公共及政治生活中平等以及女性参与的进展速度仍与国际社会的高水平和快进步有明显差距.

1与国际社会妇女参政的高发展速度有一定差距.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议会中女性比例的提高,将其视为国家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截止到2015年,[2]有46个国家的议长由妇女担任,比2010年增加了14个国家,

女性在273个议会中担任议长的比例为168%.2010年,女议员比例在30%以上的国家增加至30个,2015年进一步增加至48个.而中国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远低于国际社会至少30%的要求,并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名急剧下降,从2003年的48位,下降到2008年的52位,2010下降至第61位,[3]2015年小幅攀升到第54位.[4]2000年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30%参政指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可以 “不是发达国家”的理由来争辩,但现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却也实现了30%的参政指标.2015年1月,[4]卢旺达(638%)高居国际排名榜首,玻利维亚(531% )紧跟其后,安道尔(500%)、古巴(489%)等国也奋力直追.在国际妇女参政的竞争中,“不进则退,小进则退”.联合国第50届妇地会上部分专家提出“30%不应被视作上限,而应视为最低标准”.[5]换言之,中国亟需打破妇女参政的瓶颈,跳出比例徘徊期,追赶国际社会的发展步伐.

2妇女参政领域的“玻璃天花板”现象不可忽视.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比例虽然从上届的201%提高到23%,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中难觅女性身影;尽管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从上届的213%提高到234%,但仍低于30%的比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无一女性.相反,截至2015年1月,[5]国外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女性人数与2010年的15人相比,达到了19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女委员比第十一届的101%上升67%,但整体比例仍然很低.2010年[6]省部级以上女干部占同级的77%,厅局级女干部占107%,县处级女干部占149%.截止到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四大班子”正职领导配备上有5位女性,副国级的6个,副国级总共有62个,[7]省部级及以上正职女公务员只占同级正职的115%,地市级占107%,县处级占149%.2015年与2010年中国女性担任正部长的比例111%持平,比2005年的63%多出52%,但有49个国家的女性正部长比例达到了25%以上.[8]中国妇女参政领域中“玻璃天花板”现象的存在,制约妇女参政规模与实质性参政程度的提高,所以必须打破政治领域中的“玻璃天花板”,推动妇女参政发展水平的提高.

3妇女参政的质量还需提升.国外政坛上不断涌现出政绩斐然、风采各异的女性政治家,她们不仅具备现代的发展观,大多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有不少的女性政治家有很明确的社会性别敏感,主张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从政治制度与决策机制上探寻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良方.在中国,最能体现妇女参政质量的就是每年“”中女代表的提案内容与发言,但除妇联界或妇联界的委员就妇女问题提出议案外,其他界别的女委员很少在这方面发出应有的声音或是声援.第九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共收到提案3372份,其中涉及妇女权益的9份,占总数的026%.妇女作为第一提案人的只有6份,占017%,其中3份由妇联界委员提出,其他界别女委员3份;十届一次会议共收到3399份提案,关涉妇女的16件,占总数的047%.其中妇女作为第一提案的人13件,占038%.妇联界提出的8份,其他界别委员5份.[9]并非中国妇女参政能力或是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能力逊色于国外女性,而是受制于仍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政治文化影响.为了走上政治舞台,实现个人的政治梦想与价值,女性不得不认同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政治文化,淡化自己的性别自觉,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越来越男性化.在中国的性别政治生态中,女性民意代表更多的被定义为比例配备需要,而不是期待她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女性意见领袖的提案往往被有意曲解和污名化,很多被打上“雷人”标签的女代表提案,其实是很有道理、很有深意、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意见,因被污名,所以进入不了政策议程.

放眼国际,无论国际妇女运动如何,中国全国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始终在21%左右徘徊,与联合国提出妇女在立法机构中代表比例不低于30%的标准始终存在距离,没有打破在国际社会中排名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的尴尬局面.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即便到了本世纪末也恐怕难达到30%.不难发现中国性别不平等的事实是不容置疑且不可忽略的,而且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性别差距国际排名不升反降,中国女性在经济地位、学习机会、政治参与等方面与男性存在显著的差距.

二、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契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善治”,男女需共同平等参与公私生活领域和决策.[10]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1]社会性别敏感问题属于公共问题,推进社会性别平等是国家责任,这已成为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的共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国家将会如何发展,只需要看看这个国家的预算,再看看其向妇女和儿童分配资源的情况就可以了.”[12]国际社会广泛的性别预算实践表明,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对将性别意识主流纳入政策主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1社会性别主流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反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当下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响应了我国优良性别文化与国际政治承诺.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性别合作以致天人和谐的思想精华,《易经》就曾提出经典论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一阴一阳“互敬”“相知”“和谐”,社会才可持续发展,是所谓“继之者善”,用阴阳和谐精神来建构的社会性别相处之道,乃社会的根本属性,是所谓“成之者性”.因此,阴阳互补与性别和谐合作,本是天人同理的大道,这也是中国社会性别平等思想的本土化资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性别观念离不开与国际环境的互动,1995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内涵,并以此作为提高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适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彰显出中国政府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家意志与政治意愿.

马克思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13]男人与女人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男女平等地享有发展的资源和机会,才能充分发挥的“创造者”与“动力”作用.正如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提出的:“如果没有女性的积极参与,各级决策部门制定的政策没有反映妇女的意志,那么,平等、发展以及和平的目标将不能实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女性从家庭私人领域回到社会公共领域,需要融入女性的思想智能、决策话语,使国家治理体系能全面完整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使国家拥有全社会的集体智能与同心协力的治理能力.如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可为推进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优势也将会更好地转为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效能.

2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融合点.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是一种政策工具,它将社会性别意识引入各级预算的过程,用以评估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对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对这种差异做出回应以确保向男性和女性公平且平等地提供服务.[14]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作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工具,能纠正社会性别盲视.因为政府预算涉及公共部门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政府预算中纳入社会性别意识,不仅让预算决策和决策执行具有性别敏感度,还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实践途径,很好地支持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正视性别差异的存在,针对男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加以特殊的安排与规定,避免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导致社会发展上的不同,从而纠正原有政府预算中的社会性别盲视.此外,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正视并肯定无酬劳动和照料经济的贡献,推动政府重视通过时间利用调查等有效途径来发掘女性在经济中的价值,在促进社会性别正义的同时进一步保证经济系统的健康高速发展.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关注预算编制、审批、执行与监督、决算与绩效评价等全过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有助于国际政治承诺的践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是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其现代化改革将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水平.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促使国家预算公开透明,走向化、科学化,其本身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过程.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不仅检测预算的改变和优先顺序,而且也检测妇女参与预算辩论和决策的程度,即让公民了解预算决策、预算决策过程和为落实预算决策而采取的行动,在预算决策中倾听公民的声音,特别提升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与能力,且增强政府对公民负责,提高治理的合法性.此外,世界多数国家均明确表明履行男女平等的政治承诺,可借由社会性别预算这一政策工具进行检视予以评估,增强各国政府促进性别平等的政治责任.

三、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推广:将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经历了从政府承诺到执政党意志、从宏观倡导到具体可操作性执行的过程.在全球大视野之下,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际社会相比还存在距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让国家治理体系“落地”和能力“发挥”需将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中,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作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建功立业.

1中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改革:一种渐进主义模式.社会性别预算无疑是将男女平等从理念变为现实的关键手段,政府推进每一政策落实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社会性别预算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改革初始阶段很难确立一个科学且详尽的体制变迁计划.社会性别预算政策可以是“增量”的,或在流行的社会规定中实施,或响应新兴的社会需要引发更为广泛的制度和规范环境中的变革,通过增量政策以推动政府转型.因此,采取渐进式道路来逐步推进社会性别预算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它可以缓冲政府阻滞因素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减少改革政策制定的成本,包括时间和精力以及由于对政策选择进行审查可能引发的政治冲突,从而“修修补补走向乌托邦”.正如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结果对有关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将制度创新和解决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起来”.[15]

2社会性别反应预算推广路径:制度安排与能力建设.首先,要推进认知更新,优化社会性别预算推广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制度安排必须嵌入在制度环境的框架里运行.制度环境除了强调一系列基本规则集合外,还包括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要素.规范性行为准则是根植于文化传统的制度类型,属于制度环境的组成部分.提升社会性别预算的认知度,首先需要培育社会性别文化,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性别文化.从长期来看,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是最有效的路径,能培育出具有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并积极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受教者.对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认同度较高的人在政策过程中会自觉纳入社会性别的视角.除了培育社会性别文化,推行社会性别预算还须进一步倡导社会性别预算理念.通过社会性别预算相关理论的宣传和倡导,使政府机构、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政府预算中的性别中立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发现将社会性别引入政府预算的重大价值,从而支持、主动开展社会性别预算.

其次,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社会性别预算推广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性别预算应当由理念向行动转变,由技术工具向政策内容转变,由形式上的平等向实质性平等转变,由个别领导的自觉行为向党政部门的法律责任转变.[16]这四个转变无疑都直指国家的“顶层设计”,需要进行社会性别预算制度安排,确保政府履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治承诺得以落实.对社会性别预算制度进行设计,不能简单地移植,应当综合考虑地域差别、风俗习惯以及制度环境等因素,与制度环境和制度系统相配套,形成合理、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和谐,从而能够在实施过程中避免制度的乏力、变形、失调、缺位、冲突等状况.[17]需要指出的是,完整的社会性别预算制度体系还包括性别统计制度、性别审计制度.将三者进行科学配置、优化组合,在结构层次上达到空间的耦合,且在时间维度上彼此关联渗透、共同演进,从而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率.在社会性别预算全周期管理中,性别统计制度起到基础性技术性数据支撑作用,性别预算审计制度发挥追踪问效机制的作用,对社会性别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执行结果进行绩效评估,以促进政府预算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18]

再次,加强能力建设,保障社会性别预算推广的制度收益.社会性别预算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对行动者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保障社会性别预算的制度收益,必须对这一制度相关行动者进行能力建设.一是性别统计能力建设.要为统计调查者提供专门的培训,开发数据软件探索网络数据直报,提高收集性别数据信息的能力;也要对性别统计数据生产者加强培训,在填报、收集、整理、呈报数据的过程中,提高分析使用性别数据信息的能力.二是性别预算管理能力建设.社会性别预算对实施者提出较高的技术要求与政治要求,可设计一份社会性别主流化检视清单,通过一系列简单和通用的是非判断问题列表,协助政府部门纳入社会性别视角,评估公共政策、计划和法例对男女的影响.[19]三是公众参与能力建设.一方面,政府要主动完善预算报表,使其更加精细化、通俗化,社会公众可了解政府预算知识;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公众参与相关技能的培训,让社会公众掌握社会性别预算参与过程中的技术节点、协商过程、提案技巧、跟踪反馈等关键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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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妍】

该文结论,这篇文章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耦合和社会性别和逻辑与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国家治理本科毕业论文国家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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