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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经济发展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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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榜,素有“天下第一排名榜”之称.本刊于2011 年开始发布王建铆教授的中欧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旨在弥补前者的不足,以便更好地认清国情,呼唤改革,推动研究.王教授2012 年退职以后一直从事个人智库工作,而本刊一年一度的排名榜文章也是其年度报告.今年文章的宗旨是认清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情与世情,呼唤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新经济的理论创新.

2018年7 月1 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各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2017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的排名结果.在此基础上,通过排除所有人口不满百万人的经济体,推算补齐包括台湾在内的7 个经济体的数据,并且计算人口加权的排名指数来纠正世行排名榜的“人口规模偏差”,中欧2017 年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出炉,囊括全世界所有160 个人口百万人以上的经济体和全世界99.8% 的人口(附表列出前100 名).

2017 年, 中国的Atlas( 三年平均名义汇率)人均GNI 从2016 年的8 260 美元变为8 690 美元, 在160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从第58 位升为第55 位.中国的PPP(购买力平价)人均GNI 从15 500 国际美元变为16 760 国际美元,在160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从第68 位升为第66 位.中国2017 年的Atlas 人均GNI 排名指数为75.1%,提高了6.0 个百分点;PPP 人均GNI 排名指数为69.1%,提高了0.5 个百分点,表明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人口中,有70% 左右排在了中国人后面.中国2017 年的Atlas 排名指数大幅提高并明显超过PPP 排名指数,其主要原因是汇率的变动使得原来排在中国前面的亿人大国墨西哥排在了后面.

2017 年,世行根据Atlas 人均GNI 把各经济体分为高收入(12 056 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3 896~12 055 美元)、下中等收入(996~3 895 美元)和低收入(995 美元及以下).笔者相应地根据PPP 人均GNI 把各经济体分为高收入(24 101 国际美元)、上中等收入(10 701~24 100 国际美元)、下中等收入(2 901~10 700 国际美元)和低收入(2 900 国际美元).中国2017 年的Atlas人均GNI 已经达到高收入标准的72.1%,PPP人均GNI 已经达到高收入标准的69.5%.中国的Atlas 排名和排名指数明显领先于PPP 排名和排名指数,而且领先的差距正在扩大,表明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货币明显高估.

2017 年, 中国的GDP 增长率从2016 年的6.7% 变为6.9%.因此, 只要2018~2020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3% 左右,“十三五”期间6.5% 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目标就可以实现.

贸易战并非死局

笔者2015 年的排名榜文章预测,2025年前后是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节点.笔者2017 年的排名榜文章预测,2025 年前后是新经济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起点.

实际上,笔者十几年前就开始对2025年的中国和世界进行预测.2005 年,中国还在“入世”过渡期,笔者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项目《中国和世界:到2025 年的脚本(China and the World: Scenarios to2025 )》.该项目以内外两对可能性【有效的体制改革(简称有效改革)- 无效的体制改革(简称无效改革)、包容性全球环境(简称包容环境)- 歧视性全球环境(简称歧视环境)】的组合为主线,描述了中国在2006~2025 年的三种脚本(图 1).

第一种脚本名为“地区之盟(RegionalTies)”,从静态看是有效改革和歧视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右下),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有效改革,有效改革导致歧视环境(路径先向上,再向右,再向下).

第二种脚本名为“未践之诺(UnfulfilledPromise)”,从静态看是无效改革和包容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左上),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无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左).

第三种脚本名为“新丝绸之路(NewSilk Road)”,从静态看是有效改革和包容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右上),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有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右).

虽然没有明说,三种脚本的顺序是按项目组成员认为的可能性大小排列的.包容环境主要是指中国“入世”,因而三种脚本的路径都先向上.该项目排除了第四种组合,也就是无效改革和歧视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左下),因为项目组成员一致认为,歧视环境必将倒逼中国进行有效改革.

然而,笔者和项目组其他成员在第一种脚本的路径上有很大分歧.因为感觉到中国在“入世”以后有明显的以“发展”代替改革的倾向,笔者认为从动态看应该是:包容环境导致无效改革,无效改革导致歧视环境,歧视环境导致有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左,再向下,再向右).

在第一种脚本的第一阶段

(2006~2010 年), 项目组设想了2008年出台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歧视性措施:

1. 加强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

2. 提高针对中国的进口壁垒;

3. 阻止中国对美欧企业的投资;

4. 阻止中国分享技术和商业专门知识;

5. 减少对中国学生发放美欧留学签证.

然而当时没有人想到,2008 年迎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早在2009 年,笔者就开始听到美方智库人士向中方传递明确信息:

华盛顿弥漫着对中国的失望之情,如果这样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必将发生巨变.

智库人士认为导致美国对中国失望的主要问题如下:

(1)“四万亿”问题.美方认为“四万亿”超级宽松财政政策表明中国的市场化转变为去市场化.

(2)汇率问题.由于和“四万亿”配套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从略微低估转变为明显高估,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转变为贬值趋势.

(3)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从趋于缩小转变为趋于扩大.

(4)“中国制造2025”问题和中国的科技现代化问题.美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将从互补性为主转变为竞争性为主,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则将使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将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霸权.

(5)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将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而金融霸权是美国的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基础.

此外还有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问题等.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开始复活,去全球化、把对华政策从“全面接触”转变为“全面脱离”成了美国的政治主流.

贸易战是双输,彻底的“全面脱离”是更大的双输.如果出现完全独立于美国的中国新经济,美国新经济将失去中国市场,从短期看中国的损失大于美国,从长期看美国的损失大于中国.

贸易战预示着歧视性全球环境,但是贸易战会不会升级为彻底的“全面脱离”,会不会升级为“新冷战”,这取决于中美国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战.

首先,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中国有远远大于前苏联的潜力,还有改革的成功经验,歧视环境倒逼中国进行有效改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通过有效改革强大起来的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然对美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其次,美国不是当年的美国.冷战开始前的美国垄断着,拥有全世界大部分工业产能和黄金储备,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现在的美国则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再次,中美关系不是当年的苏美关系,美国和中国有很多现实和潜在的共同利益.美国和前苏联除了避免核大战之外没有共同利益.

此外,美国的主要盟国和中国有比美国和中国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中国应该妥善应对贸易战,但是目前面临的困局主要来自内部,这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方面.

警惕超级泡沫化的发展方式

作为发展方式的分析框架和旧经济泡沫危机的预测工具,笔者在2016 年的排名榜文章中发表了以固定资产折旧比重(简称折旧比重)为第一维度、以劳动报酬比重为第二维度,以回报比重为派生维度的发展方式矩阵(王氏矩阵),对“四万亿”和“十二五”进行了深入剖析(表 1).

发展方式按折旧比重的变动分为4 类,在表1 中相应地排成4 行:降低是“集约发展(A 类)”,不变是“均衡发展(B 类)”,升高是“粗放发展(C 类)”,急剧升高是“超粗放发展(D 类)”.发展方式还按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分为3 型,在表1 中相应地排成3 列:升高是1 型,不变是2 型,降低是3 型.因此,表1 中的12 格就代表12 种发展方式,每一种发展方式分别用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合成的代码来表示.

因为“折旧比重+ 回报比重+ 劳动报酬比重等于1”,回报比重的变动是折旧比重变动和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共同结果,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派生维度分为6 档:双重回报递增、回报递增、回报不变、回报递减、双重回报递减、三重回报递减.

根据对韩国和前苏联的案例研究,双重回报递减的发展方式会在10 年左右导致危机,回报递减的发展方式会在30 年左右导致危机.据此推算,三重回报递减的发展方式会在3 年左右导致危机.因此,三重回报递减的1 年约相当于双重回报递减的3 年;双重回报递减的1 年约相当于回报递减的3 年.

2009 年出台了名为四万亿、实为十几万亿的超级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但导致经济二次过热、房价失控,而且导致折旧比重急剧升高.正巧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报酬比重停止降低,使得回报不变的粗放发展(C3)转变为双重回报递减的超粗放发展(D2).“十二五”规划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低工资标准5年翻一番,导致劳动报酬比重升高,使得双重回报递减的超粗放发展(D2)转变为双重回报递减的粗放发展(C1).由于“四万亿”和“十二五”重叠了一年,2011 年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位于三重回报递减的D1.因此,发展方式的路径C3-D2-D1-C1-C2 意味着从“四万亿”开始到“十二五”结束的7 年内,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相当于9 年的双重回报递减发展,离旧经济泡沫危机的爆发已经不远.由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房租比已经高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离虚经济泡沫危机的爆发也已经不远.

同时存在极其严重的旧经济泡沫和虚经济泡沫,这就是超泡沫化.饮鸩止渴的超泡沫化还可能包括新经济泡沫等.

以新经济应对挑战

面对贸易战,中国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能以拖待变,只能以变应变,把挑战变成机遇.新挑战需要新改革来应对,新机遇需要新改革来创造,新改革需要新理论来指导,新理论则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来创立.

面对曾经的十年内乱造成的险恶困局,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领导了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此为基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面对1991 年末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形势,中国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审时度势,以变应变,领导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同年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 年,吸收外资达到275.2亿美元,比1991 年增长530%,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1%,中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成为中国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入世”的催化剂.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面对初露端倪的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地举起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旗帜.2002 年的十六大报告总结的十条基本经验,第一条就是理论创新,并且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理论创新迟迟没有取得新的明显进展,中国在以“发展”代替改革的路上越走越远,贸易战清楚地表明中国已经走到了“未践之诺”.

理论创新必须集中智慧想大事.大事就是如何抓住新经济第一次(新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机遇,这就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总结旧经济历次的经验.以旧经济第一次(产业革命)为例,尽管当时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产业革命前,中国的铁产量长期居全球领先地位,更不用说丝绸、瓷器、茶叶等),但是因为少了以知识产权为标志的健全法治和以文字改革为基础的普及教育,多了以科举制度为特色的大政府和虚经济,所以丧失了产业革命的机遇.

对产业革命的案例研究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代表农业经济主流的欧亚大陆各大文明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具备了产业革命的部分必要条件,然而直到英国碰巧具备了全部必要条件,产业革命才在两个半世纪前发生.

在2017 年的排名榜文章中,笔者把王氏矩阵推广应用于定性指标(表2),发表了以法治-半法治-人治为第一维度、以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为第二维度,以新经济(知识经济)- 虚经济为派生维度的市场经济矩阵,并且根据对德国的案例研究,指出“虚无可逞、幼有所长”的大同社会主义,基本包括了新产业革命的全部必要条件.

美国新经济的主要形式是硅谷,德国新经济的主要形式是隐形冠军企业(HiddenChampion).赫尔曼·西蒙在其名著《隐形冠军》中对世界上2 734 家隐形冠军企业进行了汇总统计,其中德国1 307 家(德国西部1 262 家)、美国366 家、日本220 家、中国68 家.每百万人口隐形冠军企业数,德国16.0 家、日本1.7 家、美国1.2 家、中国0.05家.

赫尔曼·西蒙还对专利最多的一批德国大型跨国公司和隐形冠军进行了对比:每千名员工专利数,跨国公司为6 件,隐形冠军为31 件;专利平均研发费用,跨国公司为271 万欧元,隐形冠军为53 万欧元.新经济的关键是创新效率,隐形冠军的创新效率明显高于跨国公司.隐形冠军最多的德国也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根据赫尔曼·西蒙的统计,德国2004~2013 年的人均出口额是日本的2.8 倍、美国的3.9 倍、中国的14.8 倍,如果按附加值计算的话差距更大.

由于知识是非竞争性的,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国家的新经济之间不仅存在竞争,而且存在互补,美国的硅谷和德国的隐形冠军之间就是如此.例如特斯拉公司的自主驾驶概念车就大量应用了德国隐形冠军的部件和专利.隐形冠军在德国西部遍布于大中小微城市,不但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而且降低了自然和人为风险.未来几十年,硅谷所在的美国西海岸发生大地震是大概率事件,硅谷的新经济不但潜伏着自然和人为的高风险,而且扩大了地区差距,导致了社会分裂.

新经济有新规律.大政府体制和知识经济是不相容的,因为知识经济学第一定律就是知识生产规模回报递减.上述大型跨国公司和隐形冠军的对比以及过去几十年的其他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个定律.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明确目标: 到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改变关键技术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的局面.2017 年,中国的R&D 支出按2005 年不变计算为11 280 亿元,明显超过《规划纲要》预测的10 200 亿元.然而中兴事件清楚地表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政府体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严重的虚经济泡沫不但酿成危机风险,而且使得中国全部一线城市因房价远超硅谷在成为硅谷之前的房价而无法成为中国硅谷,使得大批优秀企业家因脱实入虚而无法成为中国隐形冠军的缔造者.这种局面必须扭转,亡羊补牢的办法仍然是笔者在2008 年1 月9 日《第一财经日报》上提出的建议:为财政切除批租制的黑心,为房市植入利得税的良心.

在妥善应对贸易战的同时,中国必须妥善处理两岸关系以及同周边大国的关系,把中欧关系提升到至少不低于中美关系的水平.中国应该在加强对美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欧研究,应该参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验创立中欧公共管理学院和中欧智库.

新经济有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规律,法治和市场经济都有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规范.如果中国通过有效改革健全法治和市场经济,走大同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可以建立发达的新经济,在“一种制度、多种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就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建立像德美之间那样的良性竞争关系和新的互补关系,就有可能引导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走大同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可能创造新的包容性全球环境,这才是真正的“新丝绸之路”.

中国正面对长期的无效改革和突发的歧视环境导致的困局,正面对新经济第一次的机遇和挑战.歧视性全球环境是由于无效的体制改革,无效的体制改革是由于滞后的理论创新,滞后的理论创新是由于陈旧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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