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为何呼吁假释陈伯达,本文是呼吁假释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和王力和陈伯达和假释有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呼吁假释论文参考文献：
一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提议创*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
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书记处会议.自1963年起,王力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王力列席政治局会议.当“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特殊的“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应对此事负责的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二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
王力写道：“‘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其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敏感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并表示拥护：“‘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敏感的王力,正是由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萌发了给写这封信的念头.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作了揭露.”
王力说：
“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引者注：即‘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一、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
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的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8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讲话后,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注：西汉亡后,一个放牛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小组”是当家.
四、1967年1月4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1967年1月14日,在上海提出的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注：1966年6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1964年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的批评.
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1967年二三月间,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到会的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说的一句最无原则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1967年8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在一起时,他告诉我：(1967年7月21日)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王力所列的八条,此处只引用他的原文.其中详情,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王力在逐点列举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后,向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么,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个千古名言,不幸,同志的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三
王力长期在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相当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
何况他自己当时也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陈伯达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十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派出两人前往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精神.
据陈伯达回忆,话的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摘自《陈伯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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