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全国只有一个人敢批评他,本文是全国类论文如何写和陈永贵和只有一个人和批评类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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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全国敢公开批评陈永贵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他,更不敢见诸文字.
不能批评陈永贵吗？当然能.但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陈永贵在1973 年成为政治局委员以前,一般人已不敢批评这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了,但一些高层的领导人还是可以说说他的.1970 年8 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前夕,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带着两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到大寨、昔阳,总结昔阳建成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经验.有一天,在大寨接待站纪登奎住的石窑里,我（作者曾长期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曾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站站长——编者注）向纪登奎汇报我们的报道安排.我讲我们在《大寨公社尽大寨》一稿中突出了四条学大寨的经验.纪登奎一下来劲了,笑着说：“你这几条,我同意,我再给你加几条,你敢不敢写？”他说：“有的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真经,光学大寨搞大队核算,学大寨不记工分,学大寨取消家庭副业,学大寨取消自留地.”
我心里一惊,只是笑笑,不敢响应.纪登奎讲的这几条就是在批评陈永贵违背党在1961 年3 月22 日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们简称的“六十条”）.“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应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
纪登奎批评时,陈永贵在座,他当时还只是个普通的委员,没有吭气,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听着.但是自从十大上,陈永贵和纪登奎一样,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以后,纪登奎也就不再发出陈永贵不爱听的声音了,而且两人友谊日深,成为至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永贵都是客客气气.
新闻界对大寨、昔阳和陈永贵本人的报道连篇累牍,但在1978 年以前的15 年中,没有一篇是批评性的.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只给领导人看的,它有尚方宝剑,下面的各种情况都可以如实反映.“”前,反映过一篇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开始,陈永贵抓住此事闹得天翻地覆,以后就再没有记者敢写陈永贵以及大寨、昔阳的问题了.
周恩来批评过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 月21 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
“”中,山西两大派（“兵团派”和“总站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 月16 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恩来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恩来还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陈永贵在“”中,从来是说自己是最公正最正确的,没有派性,谁要说他有派性,他是绝对不会饶恕的.周恩来批评他,他没办法.
1969 年九大以后,发布过一个解决山西两派斗争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当时,几个党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陈永贵的派性,强制他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布告》群众大会上做了检讨.
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恩来在1971 年11 月15 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 年4 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全国最有名的大寨团支部抵制这个会,这个会很难开下去,而且会诱发其他支持陈永贵的代表也来抵制.4 月23 日正好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中,陈永贵是大寨、昔阳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允许一切不利于陈永贵的声音传回本地去的.当时有人编了许多故事来掩盖陈永贵挨批评的事.1969 年2 月,陈永贵在北京挨了批评,昔阳人却说,有事找陈永贵商量,派一架二级专机把老陈接走了,以示十分重视老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二级专机的事.1973 年4 月,陈永贵抵制省团代会,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时,陈永贵挨了周总理的批评.但是昔阳传出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挨了周总理的批评.至今有的文章里提到这一段,还这样写,整个弄颠倒了.昔阳人被封锁得很严,陈永贵的事,人们也不都清楚.、省里的记者们知道一些真相,为了少惹麻烦,在大寨、昔阳也都不传陈永贵不爱听的话.
我问过大寨党支部委员、大寨大队的大队长贾承让,党支部内部能不能向陈永贵提意见.他说,郭凤莲、宋立英有时能向老陈提意见,他自己过去也提过意见,后来不提了.
一个人搞得在十亿人的中国,没有人敢公开提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但陈永贵当时正在风头上,他一切感觉良好.
陈永贵1973 年8 月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了国务院副总理,有权有威.许多人因此很羡慕他,以为他生活能美哉美哉,心满意足.殊不知,天下事,有这一面就有那一面.陈永贵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这一下他可失去了自由,被装进了一个笼子.这是许多小老百姓想不到的.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北京的钓鱼台,等“”也在里头.“”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胆战,阶级斗争观念特强.钓鱼台除了门口由解放军把守,里面还有许多岗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给陈永贵写材料的宋莎荫有一次住在那里,第二天在院里遇到一个警卫干部是昔阳人,老宋和他聊起来.老宋先做自我介绍,人家说,不用介绍,知道你叫宋莎荫,昨天是几点几分进钓鱼台的门,几点几分进陈永贵的屋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几点几分又到过什么地方.老宋一听,愣了,这地方抬腿动脚都有人监视着,以后院子里出点事,自己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他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上向陈永贵提出来,搬了出去.
陈永贵进了钓鱼台以后,被封闭了,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被拦在院外,搞半天才能进去.陈永贵和一名从昔阳带来的秘书,一名从昔阳带来的贴身警卫,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叫他开会,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又不会看书,好多文件他又看不懂.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那算什么？人家都在干活,自己没活干？钓鱼台里的服务员天天进房搞卫生,清理东西,但他们有纪律,为了不干扰首长工作,进房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房子里才有了活气.
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像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永贵当时享受的是一级保卫.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因为他平时闲得无聊,曾提出干脆让他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当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特别好）,开会时叫他回来.但也因无法保卫,不能去.过去他到全国各地去,是以劳动模范身份,比较随便,现在成了国家领导人,当地干部都怕他在自己辖区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包”起来.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时间长了,非变成无用的傻子不可.
陈永贵就给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记得当时有一位领导人说陈永贵：“你这一着又做对了.”
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23 号.那套房子是北京的老院,是平房,但生活设施很现代化,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住在大门进去的前院里,是保卫陈永贵的.在这里,就成了陈永贵的“一统天下”了,大寨、昔阳来的熟人可以随便住在里头.
自然,陈永贵出门仍然没有自由.他争取到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这是他争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他还有一条理由,他说他在大寨,群众只要拥护他,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他,派多少警卫战士来都不顶用.
他回到大寨,连从昔阳带出来的那名贴身警卫也不让住在大寨,打发回自己家去.一级保卫没有了,他就在大寨、昔阳有了一块自己能自由活动的天地.他有时不准县里领导跟着他,自己坐上车在各公社串村视察.
陈永贵失势以后,大员的头衔没有了,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早上可以一个人上街溜达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都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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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打油诗
说起陈永贵,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他是山西省昔阳县的农民,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他家境贫寒,未进过学堂,43岁才被扫除文盲 “”中,他从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飙升为第十届委员,官至政治.
1986年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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