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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讽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和政治误读的反讽再读《日瓦戈医生》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反讽论文写作 时间:202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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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晓

2016 年10 月13 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美国摇滚乐歌手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决定震惊四座,一时间引发了众多评议,有人说这是向口头文学传统的伟大致敬,也有人说这是奖项对鲍勃·迪伦的一次成功收编.紧接着,便爆出了鲍勃·迪伦拒绝诺奖的新闻, 随后是对这则新闻的辟谣.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则政治事件,支持方与反对方均体现出对这一奖项背后所包含的政治立场的折射.翻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年榜单,许多在列者可谓实至名归,加缪、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都是公认的伟大作家,然而这份名单也同样错过了一些不朽的名字,如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1964 年法国作家萨特曾因政治原因,拒绝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萨特并非第一个拒绝该奖项的作家,早在1958 年,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便曾因政治原因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

1958年10 月23 日, 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 随后,围绕着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冷战的两大阵营将战火蔓延到了文学领域.一方将帕斯捷尔纳克奉为极权政治下呼唤自由的伟大作家, 《日瓦戈医生》自然便成为反抗极权政治的杰出作品;另一方默契地对作家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称其在政治和道德上堕落且背叛国家.作家于10 月29 日致电瑞典皇家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 然而,围绕着“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所遭受的待遇与冷战双方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不谋而合,正是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反抗极权政治、呼吁个人自由等特质,才使其在西方世界好评如潮;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作家在政治上的不忠诚,才创作出了迎合资本主义的“反动作品”.

直到今天, 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仍然备受争议.一方面,作家与小说皆因荣获诺奖而声名大振;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眼中,也是因为诺奖及其背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 使得《日瓦戈医生》成为一部过誉之作.不得不承认, 《日瓦戈医生》的政治光环使得人们往往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对其进行评价,伴随冷战的降温与苏联的解体,《日瓦戈医生》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始, 《日瓦戈医生》逐渐成为呼唤自由精神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对主人公尤拉一生的深情书写,引发了许多人深切的共鸣.人们给予这部小说极高的赞美,甚至有人认为《日瓦戈医生》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部“不朽的史诗”.然而,纵观诸多赞誉, 大多数评论者无法将小说内容与这些赞誉很好地融合起来.人们热衷于谈论书中的一幕幕细节,前线的战事、主人公与拉拉的爱情、安季波夫的革命事业等,可是当被追问这部小说的杰出之处时,评论者往往以一些空泛的词语搪塞过去,自由精神、社会良心、高贵灵魂……与此同时,一些评论者基于政治动机对这本书表现出的赞赏以及有意无意透露出的冷战式敌意,都深深影响着有关这本书的许多赞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往往让人对《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本身的文学成就产生怀疑.实际上,早在1947年,英国几位作家便曾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但瑞典皇家学院讨论数次却都未做出决定,直到《日瓦戈医生》在境外出版,瑞典皇家学院才最终将这一奖项颁发给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显然,瑞典皇家学院并未完全认可这位诗人之前的诗歌创作,真正使他获得认可的,就是这部在苏联看来带有反动色彩的小说——— 《日瓦戈医生》.此后所引发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俨然成为一场文学的冷战,而诸多伴随着政治话语的赞誉与贬损,都与小说内容渐行渐远.时至今日,这部小说被赋予了太多政治色彩,喧嚣构成了其所受赞誉的绝大部分, 一旦刨除这些,《日瓦戈医生》的文学价值又还剩几分,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审视.

如果将《日瓦戈医生》放置在俄国文学的传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身上许多一脉相承的特质.从体裁上来讲,《日瓦戈医生》属于俄国史诗型巨著的伟大传统中的一部分, 《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生活与命运》《红轮》等都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从人物塑造上来说, 《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尤拉是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传统中的一位, 《智慧的痛苦》中的恰茨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等都是这一伟大传统中的角色.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兼具着这两种特质,因此人们经常拿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两者处理了许多相似的题材:多重恋情、战争场景、知识分子的命运.两者同样囊括了广阔的视野与深远的历史感,众多人物、事件被纳入广阔的空间与深远的时间所组成的时空体中,在其中流变起伏,引发了人们对俄国社会的深刻反思.两部小说都属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书写传统,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与法国最大的区别恰恰构成了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突出特点.大体上讲,法国作家将文学当作艺术作品,一件经过精雕细琢的产品,完成之后,作品本身脱离母体,成为一件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俄国作家则不然,他们将文学看作生活的一部分, 是作家思想的外溢,每一成果都内含作家的责任,作家往往为社会而创作,他时刻准备对自己的文学负责.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 《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才会彰显出其鲜明的特色.但是,仔细比较两部小说, 我们便会很明显地看出,《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之不足.

与托尔斯泰相比,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的叙述方面做得并不那么出色,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叙述手法的运用.《战争与和平》可以娴熟地游走于众多人物之间,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库图佐夫、索尼娅、鲍里斯等,叙述者时而进入某一人物的内心世界,时而进行场景描写,时而在特定场合展开对话,读者可以看到许多人物的不同心态、不同观点以及它们的变化过程,进而使得故事结构十分平衡,社会的众多风貌被托尔斯泰很好地镶嵌在小说之中.简而言之,托尔斯泰将不同人物放在相对平衡的位置,叙述者的声音则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各个节点上,这种高超的叙述手法使得小说文本与俄国社会现实达到了很大程度的衔接.然而,反观《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同样试图去描写一个动荡年代的俄国社会,但小说的叙述手法却过分单一,整部小说几乎是以尤拉一个人的视角展开,帕斯捷尔纳克企图通过尤拉的眼睛、情感、经历去辐射整个俄国社会.单纯从叙述上来讲,这便导致了小说结构的极端不平衡.虽然简单化的叙述并不一定导致小说的失败,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但是想要完成一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巨著,单一的叙述手法是明显不够的,因为在俄国,这类小说是作为社会思想而存在的,而非艺术品,特有的小说之责任要求更复杂更多样的叙述手段.

正是由于叙述手法的单一化, 《日瓦戈医生》在很多方面的处理可算失败.整部小说经常闪现精妙的景物描写,可是却难以完成很好的情节叙述,在笔者看来,帕斯捷尔纳克是在用创作诗歌的方式写作这部小说,却并没有注意文体的自身特质.对比《战争与和平》中有关战争场景与人物之间爱情的描写, 《日瓦戈医生》短板显著.在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中,安德烈既可以接触士兵、军官的千姿百态,也同样会对战争本身提出疑问———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胜?反观《日瓦戈医生》中的尤拉,战争在他的眼中是一幕幕拼贴起来的画面, 一个个事件, 一堆杂乱的印象,其中的一切都很快出现又退场,只有医生本人的形象一直持续着,仿若真人在观看一个个木偶.有关爱情的处理更是如此,尤拉、冬妮娅、拉拉、帕沙的四角恋爱叙述,几乎成了医生的独角戏,四人复杂的关系全部以尤拉的境遇发展着,他时而欢喜、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痛苦,其他人全部迎合着尤拉不同状态的需要,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帕沙完全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革命的牺牲品.在小说的叙述中,帕沙成了一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尴尬角色.冬妮娅的形象同样不够饱满,读者几乎可以忽略她的性格,只要记得她是尤拉的妻子,便完全不妨碍阅读.相对于这两个人物,拉拉是被描写得更为丰富的人物,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尽量将其刻画得立体而多样, 但是,一旦独立于医生尤拉,拉拉便很难展现自己的个性,她的大部分形象便是尤拉的恋人,两人相遇是幸福,离别则是痛苦.我们如果对比《战争与和平》,则是另一番景象,娜塔莎的短暂情变完全彰显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索尼娅的善良与单纯令人印象深刻,海伦则将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做作表现得淋漓尽致,托尔斯泰惟妙惟肖地塑造着众多女性形象,使她们成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非任何男人的附庸.

与此同时, 《日瓦戈医生》以局限的视角去勾勒如此庞大的历史画卷,在思想层面上显得单一与贫乏.通篇小说,读者永远只能感受到命运多舛的医生的痛苦与,却无法得知其他人的心路历程.在尤拉的关系谱系中,距离越远的人物越平面,他们最终都成为医生痛苦的背景音乐.作为一种自传式书写, 《日瓦戈医生》的写法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种书写与本书获得的赞誉极不相称.一方面, 倘若我们要把《日瓦戈医生》当作一部继承《战争与和平》伟大传统的小说来看待,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便是失败的,作家无法像托尔斯泰那样充分展现俄国社会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假如我们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这部小说,那么它所受到的这类赞誉便算不上贴切与恰当.说到底,《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极度自恋的小说,诗人将自己单一的思想投射在主人公尤拉的身上,这种独语体裁与诗人本身想要处理的社会内容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小说在冷战双方引起如此迥异反响的原因之一.对任何复杂的事件做过分简单化的阐释,都容易变成政治斗争的棋子.如同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指出的,宣传者们总是断章取义,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很难想象,在这样嘈杂而喧嚣的狂热中, 《日瓦戈医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读者认真地阅读,而非从中找出三言两语作为自己政治信仰的又一份支持材料.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日瓦戈医生》中的政治关怀时,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维度.小说的主人公尤拉一开始凭借其单纯的心性,对革命抱以支持的态度,但是伴随着革命的到来,他本人开始被卷入了这场难以逃脱的政治旋涡之中,原本期待的新世界并没有来临,到来的却是一幕幕沉重的苦难.在永无休止的政治避难中,医生的命运起起伏伏,他的生活、他的爱情最终都被这场浩劫埋葬.在这场政治动荡中,我们看到尤拉如蝼蚁般活着,他自己连同周围人的命运,苟延残喘地挣扎在一个个无名的角落里,他与拉拉的爱情如同狂风中的蜡烛,在熄灭的边缘摇曳着.小说的末尾,医生无足轻重地死在去就职的路上, 悄无声息,与他活着时一样,如同一只蝼蚁.尤拉的死亡是一次最彻底的反讽,是帕斯捷尔纳克对政治生活的嘲笑.诗人以主人公的死亡完成了对政治最彻底的反讽,也许只有逃离生命本身,才能完成其毕生的逃逸.然而, 在文本外的世界,这部小说的命运却构成了第二次反讽,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尤拉用自己的一生在逃避政治,然而当小说完成之后,它又不得不被卷入冷战的政治斗争之中.一部政治的反讽之作,本身却构成了一场政治事件,小说的命运与文本构成了一种对政治的双重反讽,包括《日瓦戈医生》后来所受到的许多赞誉,都热情地参与到了这一反讽中来.

作为一部引发政治事件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与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然而,将《日瓦戈医生》看作一部政治小说,却是一种绝对的错误.诗人无意于替任何政治立场发声,伴随政治立场而来的所有赞誉都是对小说最不忠实的误读.帕斯捷尔纳克是在以一个诗人的语言书写遭到政治蹂躏的生活,他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书写都是诗人式的,而非政治式的.诗人本身所践行的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消极自由,假若你问他支持哪一种政治观点,恐怕他只会回答你,让我写诗.

作为托尔斯泰传统下的散文体小说, 《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我们将《日瓦戈医生》看作是一本诗体小说,其许多部分则无疑是异常出色的.小说的开头、结尾以及中间许多景色摹写散发着帕斯捷尔纳克杰出的诗性智慧,然而这些恐怕与其所受到的诸多赞誉并无太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阅读这本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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