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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八年,徐永昌始终作为主管作战指导机构的负责人,积极筹划战局,发号施令,颇有功绩.徐永昌既非保定毕业,又非任职黄埔,与原本既无学缘联系,又无地缘关系.抗战期间国军人事变动频繁,蒋为何将徐放在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上？徐为何从未离开军令部长之职？探究蒋任用徐的原因,分析两人的关系,能让我们看到蒋与非嫡系将领的相处,也能从侧面窥探抗战中枢指挥的情形.
如何罗致徐永昌
徐永昌并非黄埔建军的旧班底老人,亦非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罗致的原北洋政府政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分处不同阵营,徐是晋系主要人物,晋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历次反蒋运动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直到1930年代阎锡山掌理山西后,徐与蒋才算有了正式接触.
1930年中原大战,围绕在阎锡山周围的晋系要员中,徐永昌和赵戴文是反对倒蒋的.中原大战徐永昌负责陇海线一带作战,在全军溃败之时,徐指挥的军队撤退组织最为出色.这些通过南阳寨地段的部队均未被堵截,究其原因,徐永昌指挥的线攻守皆宜,未吃过败仗,处于被动也只是因为战略上协调不当.
阎锡山决定下野后,任命徐永昌担任晋绥警备总司令,负两省总责.此时,徐永昌与国民政府方有直接接触.被派去西北整编善后的陈诚向蒋汇报时,评价徐永昌处事稳妥,沉厚缄默.徐原有的势力是前国民第三军孙岳旧部,在他担任河北省主席时,曾几度遭到阎锡山分割,但徐的部队在精神上仍能凝聚意志,团结一致.徐永昌指挥阎锡山部队时能全师而退,使蒋认识到他是一位出色的将才.
不久,阎锡山回晋,徐永昌难有作为,省政在阎的暗中操控下,徐只能签字照办.“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整合各派势力,对阎是不放心的,徐永昌此时见蒋,为阎说项.在武汉和石家庄,徐两次向蒋表示,支持阎锡山主持晋绥军政,在阎东山再起并存续下去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永昌离开武汉时,命令少将级以上要员都到车站送别,给予他极高礼遇.徐此次南行,为稳固阎锡山的地位做了不懈努力,同时也结交了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为自己的晋升铺平道路.蒋对徐有爱才之心,希望为己所用.
1936年,在堵截徐海东部红军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当面发生争执,二人在土地公有、防共保卫团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阎非常生气.至此,徐、阎无法再共事.一直都有将徐揽到麾下之意.1935年12月中旬,徐应邀到南京.17日,二人同车赴汤山东炮兵学校参加学生毕业典礼.途中,蒋要徐出任参谋总长或军委会主任,徐认为能胜任该职的人很多,自己留在北方对国家更有益.此议搁浅.
等到听闻徐、阎二人发生龃龉,乃电徐到京任事,一、二两电均被阎扣留.阎接到第三次来电后,认为蒋、徐关系已经成熟,留徐无益,乃将蒋电交徐,并将计就计,嘱徐在蒋的左右为山西出力.徐永昌遂于7月11日乘车抵南京.16日,徐与蒋同车赴炮兵学校,蒋因军委会主任朱培德出国考察军事,要徐接替此职,徐力辞.
西安事变爆发后,徐永昌为国家前途深感烦忧.后来,徐永昌去南京,蒋邀他去奉化见面,他为西安事变善后出了很多主意.蒋十分关照徐,徐相当感念.每当照相时,宋美龄总是让徐、蒋合拍.徐下山时风大,宋美龄又让外甥送去围巾,这些显然都出自蒋的授意.对于徐永昌这样一个不是很注重外在名利的人而言,这些尊重无疑触动了他的内心.其后,蒋百般挽留,甚至说出“你还能不帮我吗”之类的话,徐最终听命.对比在阎锡山手下办事时的经历,徐顿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
1937年2月17日,朱培德逝世.3月初,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军事委员会主任.徐于8日到职视事,从此正式脱离山西,进入中枢参赞戎机.当时军事委员会主任一职是蒋的亲信才能出任的,因该职位权责重大,可代蒋处理公事.由此可见蒋对徐是极为信任的.
在作战上体现军事才干
战时,与徐永昌关系密切,徐参与机要并提出建议、意见,作为蒋决策的参考.他不但是负责作战的军令部长,还是军事最高决策部门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之一,能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在非嫡系将领中,获此殊遇的人很少,白崇禧虽为其中之一,但蒋对白始终心存芥蒂.徐永昌对比较尊重,在日记中一直称之为“蒋先生”.蒋之所以对徐如此信任,徐又始终追随蒋,主要有几个原因.
徐永昌有较为出众的军事才干.抗战爆发后,徐出任石家庄行营主任,负责华北抗战的协调与部署.1937年10月,徐在日记中记载自己担任作战部长一职,蒋其后就作战事宜屡次征询他的意见.当时,上海作战进入激烈时期,蒋担心日军从黄河南下,开始考虑之后的作战重点及战略,不过徐打消了蒋的疑惑,专心上海作战.12月时,蒋比较关注军队整理的事,徐就此提出意见.当时,整理部并未成立,但蒋依然坚定在抗战中整军的决心,这与徐之意见不无关系.
军令部成立后,每每与徐永昌交流作战事宜,始终让徐参与机要.比如在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中,经过反复思考,蒋同意徐的主张,暂时不用黄、周两师,留作预备.台儿庄会战后,蒋试图扩大作战规模,希望加入预备军,一举歼灭台儿庄的日军.徐不同意,主张与日军相持.他认为,不必立即解决日军,即使增兵也未必能一举灭之,与其激起日军殊死进攻之心,不如进行相持斗争,消耗日方军力,以养我方士气.此前中国军队没有一次能痛快解决日军,我方与日军就如同与高手下棋,久战自有进步,而敌人则日渐衰坏.徐永昌的意见使有所警觉,徐州会战的最后阶段,国军撤退迅速与此不无关系.正如徐在日记中写道：
敌人向取致命处抄截手段,此次徐北战事何故走了外圈？所以今日亟须防其东明上下游渡河或鲁西挺出.余认我军补充（人与械）训练尚须三个月完成.此时纵有十数师可用,不过所差太多.且敌气尚未甚损,我气尚嫌脆弱,若过事强迫,敌不难立调数万精锐与我一拼.我已有胜敌之道,何必冒大危险以求一日之逞？所以余极力谋持久,不希目前有进步也（蒋先生已然余说）.
在情报、联合作战、工事以及军令问题等业务方面,主要向徐永昌咨询意见.而关于国民政府与关系的问题,徐的意见对蒋的决策也起了重要作用.皖南事变后,关于是否闪击延安的讨论中,两人意见一致,认为不应在国民党大会上研究彻底解决陕北的问题,刘斐喜欢发表意见,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竟以军令部方案正式提出,有失慎重.
徐永昌约束部下对的激进意见,从军事角度上维持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之间的关系.当时刘斐判断日军必先攻陕西,因此应尽早向陕北进攻,然后固守长安,放弃洛阳及中条山等.徐永昌则认为,日军不会先进攻陕西,但若国军攻打陕北,那么日军定会趁机而入,坐收渔人之利,这就相当于日军是被我方“邀请”来的一样.在徐看来,短期之内日军的南进计划尚需待机而为,会加紧封锁与掠夺物资,增加抗战难度.
在作战方面倚重徐永昌,徐永昌也在战略战术方面体现自己的才干.1937年,徐的判断对蒋后退西南、持久抗战的决策很有帮助.徐推断日军有两种企图：一是从东面进攻,占领一二八协定线,等北面占领察绥冀晋后,暂作休整,与中国议和,若不得要领,再从东南方向进犯南京,北面进犯陇海线.二是日军乘胜追击由东面直接进攻首都,北面直渡黄河,进犯陇海线.在徐看来,不管日军出于何种企图,以我军现有的军事实力,均没有抵御良策.而对于第二种判断,要做最低限度的打算.历史证明,徐的判断完全正确.
次年,徐永昌上书,认为迁都西南,持久抗战,则抗战必然取胜,这一论断对当时国民政府内的悲观论调是一种反击：
窃观近日军情,晋南津浦陇海寇氛日逼,论者或持悲观,以永昌愚见,如能加强心力,奠定长期抗战之基础,以为敌人长期侵略之对策,最后胜利,终属于我……反观日本,过去机力诚足,拖船复少,故能所向无前,今我卸一船,彼加一船,机力未增,而加载不已,则彼之所苦,正等于前此之我,故近来浙皖鲁晋之敌,已渐露颓势,纵使深入豫皖赣鄂,亦不足畏,因彼加载愈多,机力愈竭……除军委会留武汉外,宜将确迁成都或昆明,而以黔越两川为最后外卫……抗战必能持久.
徐的支持对于蒋顶住压力,拒绝日本的诱降条件,坚持抗战主张,无疑意义重大.徐永昌认识到持久抗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歼灭敌军,他在以的名义下给卫立煌的命令中体现了这一点.同年,徐永昌给李宗仁、程潜的命令中亦强调“因思长期抗战,重在消耗敌力,而不在争一小地点之利,敌酋功过,在于地点之得失,而不甚顾惜兵队之残破.此后与敌相持,不必遽求得地,宜以力能抵住,消耗敌力,我不浪费兵力为上策”.
在作战之外,徐永昌还向提出涵盖工作业务、宣传、人事、政工、建立参谋系统、统制参谋人事等方面的建议,如：
……（九）冀鲁豫政治工作1、就地取材教育之,就地用,2、密令各军派员往八路见习,3、实地练胆,练做,练人格；（十）建军中,今日应亟注意之政治工作（军队教育应以政治教育为主体,因我装备技术两缺,不能不以政治教育以求官兵一体,兵民一体,持久的自动的打击敌人）.
这些建议基本指出当时军令部及相关机构的问题所在,都是徐永昌作为军令部长对抗战时期战略制定与实施的贡献.
被误解的“傀儡部长”
徐永昌的性格决定了他与可以和睦相处.蒋性格暴躁,固执易怒是一大缺点.李宗仁印象中的个性倔强,对于作战计划,全以一人意志为转移,别人根本不能置喙,一旦打定主意,很难动摇.盛怒之下,蒋容易下达错误的命令,旁人难以转圜.
而有知识、有能力的非嫡系将领却能缓解矛盾.徐永昌原为毅军的一名普通士兵,但为人好学.1913年,徐永昌报考陆军大学,经过刻苦学习,从一名普通士兵成为当时最高军事学府的学员,这种经历十分罕见.徐永昌为人沉厚缄默,处事稳妥,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不爱说话,不喜欢随便发表意见,甚至被史迪威认为是个“傀儡部长”.徐永昌比较顾及身份与环境,没有与蒋发生过正面冲突,即使有意见也是私下交流,不当面给人难堪,这样的性格与蒋正好互补,容易相处.德国总参谋长史利芬（一战德国作战计划制定者）认为,总参谋部工作人员的性格就是要默默无闻,谦逊有礼,徐永昌的性格恰是如此.
徐永昌自认是淡泊名利之人.他打破军人兼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成规,在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后,以主席是一文职为由,不愿带兵前去,遂将所部交出,希望藉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尽管他的部下一致反对,不过徐依旧辞去军职,开创民国时期之先河.
徐永昌很少任用私人势力,甚至没有培植私人势力的打算,用人比较公平.战时,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各派系拥兵自重,在这些军头中,徐永昌无疑是一个另类.由于徐以非嫡系的身份掌握大权,蒋重用他,不但出于平衡各派势力的考虑,也便于指挥作战,希望树立一个拥护的典型.徐可以在蒋能接受的范围内表达不同意见.例如台儿庄战役后,全国都在庆祝,徐永昌反而提出目前军事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在宣传方面要格外留意.因为台儿庄大捷固然是我军将士用命,但也有敌军没有立即增援之因,这并非对方实力不足,而是日军留兵备俄和内部出现分歧所致.若我方宣传失当,给予日方国体上以难堪,则会造成日军上下同心,不顾一切.日军之前未全力攻击我军,尚且占优,而我军上下一心,协力御敌,方能取胜,如果日军齐心协力进攻我军,我军岂能轻易抵挡,此事不可不留意.在全国一片赞誉声中,徐永昌敢于指出不足,是难能可贵的.
斡旋于与晋系之间
徐永昌还是与晋系之间的粘合剂.例如,1941年2月14日,获取阎锡山指示第33军军长于镇河的手函,内容为：“一、拟准你等事；二、反对内战；三、联系皇协军；四、准备一月内突变.”蒋征询徐对此手函的意见,徐认为此手函语句好似阎锡山的口气,且像是对各军长的,也如同是一种对国家抗战不利时的准备工作.蒋问徐,这是不是阎为增饷或为其它目的而故意放出的空气.徐则觉得应该等贾景德来,进一步了解之后再说.蒋很担忧,怕阎投日.
6月26日,约徐永昌讨论此事,徐认为阎不至投敌.之后不久,徐永昌奉命亲赴山西,归来后向蒋报告：“……阎先生非惟不是第一流政治家,或且不够个政治家,而是个政治经济技术家.前者由民十七年作风及 26年开战前复余电必开战,与今且认定抗战决无好结果见之；后者由数十年来山西政治上下廉洁及公营事业之发展收获等见之.但在今日之我国此种政治及经济技术家实已凤毛麟角,无出其右者.亟应设法任用,是为国家幸甚……阎先生想到国家,当然盼将敌逐出大陆,但想到一己,则必虞战后彼且末路穷途
由彼才干言,使掌握经济,战后恢复必较他人早十年.由国民党言,类皆长于破坏,求此人才实大不易.如此时常令其来,使掌经济仍兼领晋事,来往两地,久必安心.此利国利党,不惟成就阎先生才能,亦见之伟大也（蒋颔首者再）.”经过徐永昌从中协调转圜,暂时打消了的疑虑,把蒋与晋军之间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消弭于无形.
抗战时期,与徐永昌关系密切,这种关系源于蒋对徐能力与忠诚度的信任以及徐对蒋的尊崇.由于性格原因,很多人认为徐没有主见,像个傀儡.当时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是一个既有才又自负的人,鲜有人能入其法眼,但在中国军界,朱世明最佩服的人却是徐永昌.同样,少年得志的张学良也承认他最佩服的军人是徐永昌.
徐永昌在军中有资历,有学历、学识,关键是位处中枢却没有私人势力,来自地方势力却不掌控军队,这也让蒋可以放心地将军令权交给他行使.蒋对徐的信任使军令部慢慢树立权威；徐对蒋的尊崇使作战指挥不至出现最高统帅与参谋部之间的纷争.这种相互关系保证了军令部业务顺利实施,从而巩固了在指挥系统中的地位,为抗战时期的作战指挥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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