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对美国救世主形象的解构,该文是严歌苓方面有关论文怎么写和救世主和严歌苓和解构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严歌苓论文参考文献：
董 燕 周卓盈
摘 要：严歌苓作品中作为“他者”形象存在的美国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常常带有一种执着的救世情结.若以救世主身份及救赎方式划分,严歌苓建构的美国救世主形象及救赎模型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美国白人“骑士”及其爱情式救赎、收养东方孩子的美国“父母”及其亲情式救赎、美国神职人员及其宗教式救赎.严歌苓在建构这些救世主形象及救赎模型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他们的解构,她想要揭示的是美国人所执着的这种救世情结其实是东方主义混合了、霸权主义的产物,这是作为新移民群体代表的严歌苓对西方世界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抵抗,也是作家对美国多元文化交织下华人群体的文化出路所作出的思考及其代表华人群体所发出的呼唤.
关键词：严歌苓；美国救世主；解构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中法律叙事的内在矛盾研究”（项目编号：16WXB12）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7）08－0093－０4
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语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中美正式建交,“”风暴的过去,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以及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大批中国人选择追逐西方世界的文明曙光,或是赴美留学或是定居美国.而以严歌苓、查建英为代表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群更是逐渐在美华文学中崛起,为整个美华文坛乃至海外华文文坛带来新的突破.有别于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台湾留美作家在作品中极力渲染故土之思与忧郁乡情,大陆新移民作家较多地书写了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经历与感受,通过更为独特的角度书写在美华人的生存体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北美经验.因为有早期生活在中国的“大陆经验”,严歌苓在小说中始终秉持着一种文化自觉意识,铭记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并在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语境中加以展示,她不再一味强调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融入,甚至还表现出疏离的一面,着重于对中西文化互动困境的思考.不难发现她曾书写了许多美国白人与华人交往的故事,如《扶桑》《无出路咖啡馆》《橙血》《金陵十三钗》等.在这些故事中,严歌苓如何建构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各类救世主形象,同时又是如何将他们作为华人群体的“他者”进行解构的,以及严歌苓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反思,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三种救世主形象
严歌苓笔下作为“他者”形象存在的美国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常常带有一种执着的救世情结,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中国人,试图拯救他们脱离黑暗、肮脏、穷困、没有希望的生活.若以救世主身份及救赎方式划分,严歌苓建构的美国救世主形象及救赎模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美国白人“骑士”及其爱情式救赎.如《扶桑》中的克里斯和《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安德烈,此类美国白人男性与华人女性相恋,他们对中国女性的救赎集中表现为爱.但是在所谓的爱情中,美国白人男性对东方情人的爱远甚于男性对女性的爱,也就是说,华人女性在他们心目中并非仅仅是一个女人,她们更多地被看作神秘、苦难的古老东方的象征.在交往过程中,白人男性总是将自己设想为骑士并希望通过爱情将他们的东方情人拯救出黑暗无助的深渊,且总是想要通过爱情来弥补苦难的经历对她们的伤害.而作为被救赎一方的中国女性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离开.如在《扶桑》中,克里斯一开始是被扶桑身上东方女性的神秘与魅惑所吸引,并逐渐爱上了她.看着扶桑在华人肮脏黑暗的圈子里从事着卑微到极点的工作,克里斯脑中挥之不去的就是一种“骑士”的想象,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将扶桑救出那个黑暗的沼泽,他甚至还甘愿将一切弃之不顾而娶扶桑为妻去为他乃至他所在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过赎罪.他对扶桑的爱从一开始就不是男性对女性纯粹的爱,而是掺杂着对扶桑身上所带有的古老东方文明烙印的好奇,带有探秘的意味.唐人街暴行之后,忏悔又成为了克里斯情感的重要走向.而扶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克里斯之间存在年龄、阶层、种族的巨大鸿沟,了解克里斯的爱情中掺杂着好奇、探秘、忏悔、拯救等各种因素,所以她宁愿选择与即将被处死的中国人大勇举行刑场婚礼也不愿与克里斯结婚.而在《无出路咖啡馆》中,外交官安德烈对“我”的照顾细致入微,他甚至愿意为爱情牺牲事业,即便辞去外交官职位也要与“我”在一起,但他强调的是“我”与美国孩子截然不同的童年经历,是东方情人的柔弱和不堪一击,是他伟岸身躯的庇护.作为被呵护一方的“我”,总是在这种强调中产生一种距离感,最终因不堪忍受这种包含了太多复杂情感的爱,而选择了离开.
二是收养东方孩子的美国“父母”及其亲情式救赎.如《橙血》中的玛丽和《无出路咖啡馆》中的FBI福茨,此类救世主作为东方孩子的再世“父母”,他们对来自第三世界的被收养者施以亲情式救赎.然而,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不顾被收养一方感受的强迫色彩,想当然地认为会得到被收养者的感激和回报,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最后得到的是对方的出走或不合作.如《橙血》中的白人女子玛丽在中国男孩阿贤年幼时便收养了他,并一直将他带在身边,教他念书,称呼他为“我亲爱的孩子”.但同时玛丽却不允许阿贤剪掉他那早已被时代遗弃的大辫子,不允许他与其他中国人接触.玛丽对阿贤,养育与控制并行不悖.玛丽原本以为阿贤会一直留在自己身边,而阿贤却宁愿放弃巨额遗产继承权也要与中国女子银好远走高飞.《无出路咖啡馆》中的FBI福茨和女朋友在福利院里领养了一个韩国,但悉心养护换来的却是小女孩的各种不合作,小女孩似乎并不感激他的养育之恩.而韩国的身份可说是严歌苓将这一救赎行为的波及面从中国扩及到东方的象征.
三是美国神职人员及其宗教式救赎.如《金陵十三钗》中的英格曼神甫,《无出路咖啡馆》中的牧师夫妇及《扶桑》中的拯救会修女等,他们都是神职人员,出于对宗教理想的追求,他们对华人进行救赎.然而这种宗教式救赎并不纯粹.如英格曼神甫,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坚守在被日军扫荡屠城的南京,守护着到中国拯救悲惨生命的初衷,并以此实现他的宗教理想,获得被社会承认的充实感.与此同时,他又刻意与中国的一切保持距离,甚至暗示成长于中国的美国人法比：若继续混在中国人里将是对他的一种糟蹋,他还时常提醒法比要注意日常生活中无意显露的中国式思维与习惯.他以圣者般高雅优越的姿态面对中国人,只有对上帝的敬仰才能使他克制自己至少不对中国的一切表示厌恶.《扶桑》中的拯救会修女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出于宗教信仰,她们要拯救一切受难的可怜人,然而在救助中国的同时,她们却不堪忍受地抱怨：“中国人……生了这些魔鬼似的女孩来惩罚世界！”① 并且不厌其烦地剥去扶桑身上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衣衫,在身体救助之外带来的是精神上的羞辱.而在《无出路咖啡馆》中,时间快进到了20世纪末,房东牧师夫妇的表现虽不如上述二者明显,但通过他们筹备捐助晚会要“我”出卖东方故事而筹集资金的做法及对“我”无原则的偏袒也可看出他们与前二者深层次上的共通性.
二、救世情结蕴含的与他者想象
不难发现,严歌苓在建构这些救世主形象及救赎模型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他们的解构.在一个个有关拯救的故事描写中,可以发现这些救世主的救世情结都混合了许多复杂因素.在上述三种类型中,任何一种类型的拯救与被拯救双方的关系都不是对等的,拯救者一方往往带有一种强迫与施舍的意味：无视对方感受,也不考虑对方究竟需要怎样的救助,而是一厢情愿地施以各式所谓的拯救.可以说,严歌苓想要揭示的是美国人所执着的这种救世情结,其实是东方主义 ② 混合了、霸权主义的产物.
具体而言,这种救世情结首先是东方主义文化观主导下的表现,即一切拯救行为都源于建立在满足白人的东方主义期待之上而产生的怜悯与同情.自19世纪始,承载着古老东方文明的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急速发展的炮轰下彻底沦为弱者.同时,伴随着大批的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早期中国移民落后穷困和野蛮肮脏的形象更是给予了身在文明发达国度的美国人以巨大的冲击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刻板印象.因而在美国主流社会,弱势的东方文明只能屈从于强势而发达的西方文化,不少美国作家如布勒特·哈特、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等都有作品将中国人群体塑造成少数族裔与劣等民族的形象,而之后一些华人作家也或多或少地通过描写“冷酷的政治专制、保守愚昧的乡村、迟钝懦弱的男人、低眉顺眼的小脚女人”③ 来迎合并继续固化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思维定式.尽管社会在发展,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语境下也在不断进步,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偏见与歧视却依然根深蒂固.严歌苓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作品中,可以体察到她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东方的的揭露.如《扶桑》中,克里斯想要拯救的是那个穿着代表东方文明气质的红色衣衫,并且在肮脏、落后、黑暗的唐人街受难的扶桑,而不是在拯救会换上洁净的白麻布衬衣的她；《橙血》中的玛丽想要留住的是那个穿丝绸衣服和留着黑得发蓝的辫子,符合她和其他白种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中国容貌”④ 的阿贤,而不是剪掉辫子、违背命令的他；而《无出路咖啡馆》中安德烈想要照顾的是有着穷苦童年,并且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孤苦伶仃的“我”,而不是私底下那个独立自强的“我”.通过这些描写,可以认为,救世主们在顺从主流意识形态对东方的固化印象的同时,对中国人这一特定对象产生了怜悯与同情,并由此引发了保护欲与拯救欲.他们按照东方主义期待想象了一个个弱势的中国人,并生活在这种幻像之中从而忽视了被拯救者真正的性格特点和内在诉求.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极度悲惨且可怜,他们曾蒙受无数压迫与苦难,因而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人需要被强者拯救.而一旦被拯救者们变成了不符合东方主义期待的形象或者作出了反叛这种期待的行为,美国人的救世情结便会丧失,如《扶桑》里的克里斯,在扶桑穿着拯救会提供的干净白麻布衣衫时,他总是端坐在墙角的椅子上而与扶桑保持距离.更有极端者如《橙血》中的玛丽,在阿贤毅然选择与中国女人银好出走后,她暗地里授意了一场杀戮,毁灭了那个曾经对她无条件顺从和容忍的阿贤,一切只是因为阿贤表现出了与她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人形象相违背的反抗意识和独立意识.严歌苓作品中的被拯救者绝大多数都是在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这也正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不对等地位在性别身份上的隐喻,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一如东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弱势.在这些作品中,美国社会自始至终从未将华人视为其社会的组成部分,更从未真正平等地看待东方,中国人群体被看作低人一等的存在,而相应的中国文化则是一种区别于美国文化的低劣异质文化.所以不难发现,从《扶桑》中的19世纪中后期,到《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新移民时代,虽然这之间已相隔数代,但美国主流文化对异域文化和种族的排斥和歧视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只是或显或隐的区别而已.
通过对低等种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予以拯救,美国救世主可以完成他们所代表的强势文化对“自我”霸权身份的确认.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当婴儿开始证明镜中的自己,“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⑤.也就是说,婴儿通过他者（镜像）开始形成主体的想象认同.或者可以说,没有绝对独立的自我,自我依赖于他者而存在,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认识自我.在东西方的相处中,东方便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通过东方的落后与苦难映衬出的是美国白人文化的优越与先进.如在《金陵十三钗》中,英格曼神甫在苦难而落后的中国可以一直保持高雅的姿态,而且“对方越粗鄙,他也就越高雅”⑥.正是在粗鄙野蛮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落后愚顽的东方文明的对照下,英格曼神甫才可以观照并认识到自己身上拥有这片黑暗土地上所缺失的那种由文明与教育所带来的高尚品格,因而他也能越发地感受到自己的崇高与优越.严歌苓笔下的救世主们正是通过一次次的拯救固化了东方人卑微软弱粗鄙的“他者”形象,并藉此获得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和英雄主义式的美国霸权之梦的满足.这也是为什么从克里斯、英格曼神甫到安德烈、牧师夫妇,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乐此不疲地甚至甘愿牺牲自我去拯救第三世界人类的原因.严歌苓曾在《无出路咖啡馆》中特别提到美国长辈常常用以教育后辈的一句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⑦ 美国人正是通过各种教育传播从而对中国人的形象不断固化,在看似关切和平常的话语中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美国青年对于美国身份的自豪感.同时,这也是为什么《金陵十三钗》中英格曼神甫对军官戴涛回忆起自己当初来到中国的初衷时,戴涛会产生“这里永远不缺供他们拯救的、可怜的中国人,而拯救本身可以使他们感觉良好”⑧这一想法的原因.深层次讲,这其实是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潜在的文化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反映,仿佛只有美国人或西方人才有能力将大洋彼岸的穷困人类拯救出残酷恶劣的环境,因而解救全人类的重担只能落到他们身上.对此,严歌苓曾在《无出路咖啡馆》中化身为主人公“我”不无嘲讽地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揭露,她指出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而安德烈则将全人类欠着中国孩子的情分浓缩成他对“我”的爱,这种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似乎全人类对中国孩子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⑨ 在作品中的美国人将中国人当作他者进行拯救的同时,作家也将他们作为华人群体的他者进行了解构.
三、解构后的思考与呼唤
严歌苓在小说中揭示出,美国人看似好意的救世情结实质上是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阻隔于美国主流社会的铜墙铁壁,而她对美国救世主形象的解构正是一种基于后殖义语境下少数族裔的话语抵抗.这是一种有别于早期华人作家受美国主流文化渗透与控制从而反过来以殖民者心态去观照自身东方文化的角度.对美国救世主形象的解构与作品中被拯救者的选择都表达了作为新移民群体代表的严歌苓对西方世界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抵抗.在她笔下,被拯救者们都能在所属的华人圈内找到精神安慰,并且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出走”、脱离美国白人的庇护,如扶桑离开克里斯而选择与大勇在一起（《扶桑》）；“我”主动与安德烈分手,拒绝热心肠的牧师夫妇的帮助,却在中国人里昂这里找到了相互理解和价值认同（《无出路咖啡馆》）；阿贤毅然剪掉辫子,为与中国女人银好在一起而出走（《橙血》）等.
实际上,被拯救者最终的选择反映了严歌苓的文化理想诉求.严歌苓通过对主人公这种“出走”结局的安排,呼吁华人移民不要为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委曲求全地、以丧失自我的方式去迎合美国强权文化的东方主义期待,取而代之的应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建构起独立自主的、不需依赖任何强势文化的纯然“自我”的文化身份与崭新民族形象.而最后,她的终极诉求便是希望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各种族各民族及其文化能够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平等地共处.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强调的各种族各民族及文化的独立平等,首先要打破的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思维定式,是倚仗着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优势而席卷全球的西方强势文化对其他弱势民族文化构成的渗透、侵蚀、压抑甚至同化,这也是救世主情结之所以会陷入桎梏的根本原因.严歌苓追求的独立平等,是饶芃子所提出的理智型文化认同中“寻求沟通式的”⑩ 一类,是建立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经由沟通从而达到理解和共存的一种理想状态,从而可使异族人之间的相处就像同种族人之间共处那般自然.这也是为什么严歌苓会在书中安排中国主人公,如扶桑、阿贤、《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等最终回归华人群体的原因,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谁拯救谁的问题,他们能够在彼此的交往中感受到真正的平等,即彼此都不需要也得不到对方的任何施舍和怜悯.而这也是严歌苓在解构美国救世主形象背后,对美国多元文化交织下华人群体的文化出路所作出的思考及其代表华人群体所发出的呼唤.
注释：
① 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② 根据萨义德的阐释,东方主义是西方凭空想象东方的一种偏见性思维方式或认知体系,带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是西方控制、重建东方的一种方式.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本文重点探讨的是严歌苓小说中与东方主义相混杂的和霸权主义.
③ 丰云：《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④ 严歌苓：《橙血》,《少女小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⑤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页.
⑥⑧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5、159—160页.
⑦⑨ 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84页.
⑩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在饶芃子看来,海外华文文学有两种类型,一是自我批评、反省式的；二是寻求沟通式的.
作者简介：董燕,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8；周卓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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