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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文参考文献：
同治七年,太平军和捻军都被消灭了,天下大定,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花了很多军费,涉及报销的问题,所以要列出一个账单,送到户部.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要审核钱花得合不合理,合理朝廷就报销,不合理就不给报销.那么清代的户部审查支出是否合理以什么为标准呢？标准很简单,就是看部费有多少.什么叫部费呢？就是活动经费.所以清代,实际上实行的是“跑部钱进”,地方官要做大量的工作,曾国藩也不能免俗.
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么多年,花掉了3000多万两的军费,按照惯例,北京户部的官员要扣掉一笔部费.曾国藩不知道户部官员的胃口多大,就派李鸿章到北京去打探.李鸿章到北京打探了一圈,给曾国藩写了封信,说户部“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什么意思呢？就是户部的官员说,我们的回扣比例是1.3%.那么曾国藩算了一下,3000多万两白银乘以1.3%就是40万两白银,曾国藩掏不起这个钱,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公关做工作.曾国藩打听到江宁布政使李宗羲,认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这个人在户部有关系,就通过他拿点钱到北京请户部官员吃饭、做工作.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这个人写了封信回来说,最后的谈妥了,谈到了8万两白银.
就在户部把降到8万两的时候,朝廷给曾国藩发了一个批复,说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么多年的军费,都是曾国藩自己自筹的,而且朝廷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忠心耿耿,带兵打仗不容易,所以太后和皇帝说曾国藩的军费免于审核,直接报销.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会怎么做呢？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说皇帝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就是说皇帝、太后对我这么信任,我非常感激,比给我升多大的官,赐给我多高的爵位,都高兴.同时他又说“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就是说,答应了户部的8万两白银,该给还是给,一分都不少.为什么呢？因为从40万两降到8万两,户部的官员给了很大的面子,要领人家这个情,而且做官以后还要和户部打交道.所以8万两白银还是送了.
那么,曾国藩也请客吃饭,也送礼,又花钱办事,这些钱从哪来呢？
这就涉及我们讲的省级官员的陋规,或者叫规费,或者叫灰色收入.像曾国藩这样的总督、巡抚省级官员,每年会有固定的大量的下级官员给他送礼,而且以半公开的名义给他送礼,就是送给他一些钱作为办公经费补助.通常会说总督大人的收入比较少,要办的事很多,钱肯定不够花,我们衙门有一些结余,送给您一点钱.所以事实上这些钱是各个县的县令多收的税.比如本来收10%的税,他收20%,多出这10%,他可能自己扣掉5%,别外的5%送给他的上级.
他送给知府,知府再从中拿出3%送给总督,就是逐级往上汇总,到总督这里,平均每年大概有18万两.
但是曾国藩没收这么多,他做官的时候在“两江”搞了一次财政改革、税赋改革,就是减免税赋,一些不合理的费用都给裁剪了,不许地方官再收了,我也不要你们的规费了,你们把我这块给免了,你们自己贪污那块也免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所以大量陋规被他免除了,不收了.
但是他还是收了一些特别肥的“羊”送给他的规费,哪些特别肥的“羊”呢？有三个“羊”的他收了,一个盐运司,一个上海海关,一个淮北海关.盐运司就是贩盐的,清代以前实行食盐专卖,老百姓吃盐不能随便从商贩手里买,盐是战略物资,由国家专项经营,就像今天的烟草专卖一样,我们知道今天的烟草专卖局很有钱,只要是专卖,肯定就很有钱,因为有垄断的暴利,所以盐运司很有钱,他们送的钱,曾国藩收了.上海海关和淮北海关都是负责进出口的征税,也很有钱,他们送给曾国藩的钱,曾国藩心里很清楚,要是不收,他们拿回去也分掉了,所以干脆不如我收了,我在官场上有大量的日常支出的需要.
所以曾国藩就在自己的财政司当中建了一个小金库,每年收这三个衙门大概3万两白银,用于给北京官员的炭敬,官场上的日常往来和到北京活动办事.应该说曾国藩的这种做法跟当时其他省部级官员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这样官场上的事就没有办法去办.但是曾国藩和这些官员不一样的是他在处理小金库的结余上.一般官员做官一任在走的时候,小金库里剩下的钱都要带走,因为这个钱相当于私囊中的钱,可以带回老家,盖房子置地,用于后半生的花消.但是曾国藩没这样做,他离开两江总督到直隶去做总督的时候,他的小金库中还剩一万两白银,这一万两白银怎么办呢？曾国藩嘱咐他的儿子曾纪泽,用于捐作地方上的慈善事业,看看地方上有没有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有哪些地方公益事业没有钱办,就把钱捐到那儿.所以曾国藩的做式跟当时的普通官员既有和光同尘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从曾国藩的特例我们看出,清代财政制度、薪酬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不是清代一个朝代的现象,我们看中国历代的薪俸制度,官员的工资收入明朝清朝是最低的,在明朝清朝以前,薪俸结构大致合理,官员的收入和收支大致能平衡.但是到了明朝,朱元璋制定的政策给官员规定的薪水收入非常低,与此同时,朱元璋给自己的儿孙——就是这些亲王的俸禄非常高.对官员,他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朱元璋的这个理论是,你们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读的是圣贤之言,你们只需要精神食粮就可以了,你们好好学习圣贤对你们的教导,刻苦自律,给朝廷省点钱.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曾国藩的这种做官风格,我给他的总结就是——非典型的清官.他终生没有把公家的一分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他日常花用就靠朝廷给他的工资和养廉银的收入,他的小金库的收入都用于在官场上的应酬,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历代的清官传里很少有提到曾国藩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举动在清官当中并不典型.中国历代的清官,往往清到清可见底,很多清官死了之后,没法下葬,死了之后一翻他的钱包只有几两白银,买口棺材都不够,所谓“贫不能殓”,往往是有这样记载的才被称为清官.因为我们中国人往往有这样一个习惯,你只有把事情做到极端,大家才承认你做到位了.曾国藩没做到这个份上,所以历来就不把他作为清官.
我们也看到曾国藩在官场上面对潜规则,采取了和光同尘的态度,他尽量随俗,不标新立异,所以曾国藩的这种做式叫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曾国藩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做式呢？我认为,主要是曾国藩的志向不仅是做一个清官,他有“内圣外王”之志,他想做大事,想挽救大清王朝.
曾国藩是晚清“经世致用”的代表,他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官场的风气就是这样,要是采取海瑞的做式,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大家不会支持你.所以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能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曾国藩就采取了这种内清外浊的做式——和光同尘.
曾国藩在离开两江的时候,他嘱咐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把小金库的钱捐掉做慈善事业,在给曾纪泽的封信当中曾国藩还加了这样一句,捐款是可以,但是一定不要留姓名.为什么不能留姓名呢？他说“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就是说做慈善事业最怕的就是留名,一有名各种麻烦就来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就是说我一生我不想享大名,只想做实事,特别不想有清官之名,因为有清官之名之后就没法办事了.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大家都好名,我有了好的名声,自然就显得大家不是那么好,那么我就被孤立了.所以曾国藩看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转规则,他知道在这种规则之下不能逞一时之强,逞一时之强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强者,处处遵守原则,最后什么事都办不成,实际上是弱者.所以曾国藩选择了这样一种内清而外浊的做式,应该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代表.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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