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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参考文献：
文／胡炳余
前后曲折前行的长号教学
上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音乐院校长号师资和学生都极度匮乏,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大城市.从音乐学院看,大学部和中学部的长号、大号学生也就十几个人.1963年,毕业了一批中学生,其中两人是高中三年制学生陈玉成和杨玉国.他们先学了一年小号后改学长号,实际上跟我学习只有两年.毕业后,一个分配到电影乐团,担任首席；一个分配到解放军军乐团,担任演奏员.此后就没有几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教学中断,其间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1968年,从学院抽调一批专业老师到各院团搞样板戏,我被派往北京京剧团,算是借调.直到1971年开办“五七”艺校,重新开始招生,我的长号、大号教学才得以延续.当时,学校决定由我和歌剧院的赵德廉同志一起担任新生指导老师.我主要负责制定计划和教学,德廉负责编写教材.有时候,我们一起给学生上课.这一时期,德廉写作了很多长号练习曲和乐曲,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音乐学院长号考级教程.
中的招生情况很特殊.在思潮影响下,政审要查祖孙三代,只有“红苗苗”才有资格入选.这一时期,我虽又能从事长号、大号教学,但也有插曲.结束后不久,1978年,我被调往中国歌剧舞剧院,先后参加过歌剧《韦拔群》《伤逝》；舞剧《宝莲灯》《文成公主》和交响乐《天方夜谭》等一系列重要演出.直到1982年,才又重回母校音乐学院,继续专事长号、大号教学.就在这一年,中招收的一批批学生,陆续都毕业了.他们当中大部分被分配到歌剧舞剧院、广播乐团等院团,有两位“根正苗红”且业务优秀的学生被留了下来,从我昔日的学生变为今天的同事.
一位是长号专业的张凤喜.结束后,学院先派他前往日本进修了一年半,回国后才开始教学.当时,除了安排几位学生由他教,还有西安音乐学院两位年轻教师也慕名找他进修.有意思的是,我在附中的一位学生,对他从国外学来的教学方法也很感兴趣,跟我提出要从班上转学.年轻时,班姆布拉教授对我影响很深,喜欢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欣然同意他转到张凤喜那里.要知道,一个中学生在学习期间换专业老师,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另一位是大号专业的高跃.他早年学过几年小提琴,后来改学大号进到我的班上.经过一年半的努力,顺利考入大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毕业时以优秀的专业成绩留校任教,成为学院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职大号教师.不幸的是,2012年9月,这位年仅50多岁的教育家和演奏家英年早逝,学院大号教学又回到其他教师兼任的状态,非常令人惋惜.
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成绩斐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音乐学院劫后新生,迎来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新时期.各学科各专业优秀人才辈出,长号、大号专业也不例外.随着新生力量的加盟,专业师资逐渐完备,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催生很多后辈新人.
印象最深的是,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吉斯?布朗（Keith Brown）先生.他是学院接待的第二位外国教授,也是第一位主动申请来华讲学的美国长号专家.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和长号专业,在美国很有实力.已故的吉斯?布朗教授,也是那一时期令人称道的大家.讲学期间,他一周日程安排很满,许多本院和外地赶来的学生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其中,对附中的李东和陈钧还进行了专门辅导.
吉斯?布朗讲学过程中,有一个年轻的长号演奏员黄福民很受青睐.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时,先学了一年半长号,随后又跟我学习了4年,毕业后分配到总政歌舞团.受到专家鼓励的黄福民,1986年只身自费留学美国.3年后,他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全美青年管乐大奖赛中取得第一名,还在获奖音乐会上由乐队协奏,演出了大卫降e大调小协奏曲,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在外国西洋管乐比赛第一次赢得这样的好成绩,非常值得庆贺.
吉斯?布朗先生的造访,就像当年的班姆布拉教授一样,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不仅把美国先进的演奏方法传授给我们,也带来一大批铜管乐谱赠给学院,使我们教学如虎添翼.吉斯?布朗教授在世时,前后到访中国3次,还举行过一场音乐会.他每次讲学,都引来大批兄弟院校的同行求教、观摩和交流,对我国新时期铜管乐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0多年后,忆及当年,依我之见,从这一时期开始,学院长号、大号以及铜管乐教学,既传承着班姆布拉教授播种的德国“基因”,也开始植入先进的美国演奏方法,从而使我们的教学理念更加多元.
从1982年开始,短短几年时间,国外长号教授络绎不绝来了五六位.其中,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音乐学院的艾文?瓦格纳教授前后来过4次、举行过3场音乐会,还有其他几位美国专家以及德国专家阿明?罗辛教授等等.这些专家每次来华讲学、举办音乐会,我都全程陪同,并协助他们圆满完成各场音乐会演出.交往中,我深切感受到,开放的国际交流对提高国内教学水平是大有裨益的.它不仅能开阔眼界、正视差距,对教学产生积极引导作用,还可形成国内外同行携手合作、共襄长号事业发展盛举的良好氛围.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开展,国内长号人才层出不穷.在北京,80年代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青年长号演奏家.如：原乐团徐东晓、郝杰；音乐学院张凤喜和原总政歌舞团黄福民等,他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音乐天赋,不仅成为首都和国内舞台的佼佼者,也为我国新时期长号事业发展增添一抹亮丽色彩.
1982年,因工作需要,派我担任附中副校长,负责行政和后勤管理,兼任专业教学.学校行政后勤事务庞杂,每天都占用很多时间,甚至无暇备课,很担心愧对学生.所幸的是,学院不断有外国专家讲学,无形中减轻了我教学上的压力.
当时的学生都很争气,毕业时演奏水平也比较高.附中学生陈钧,是青年教师张凤喜的学生,1988年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入大学.另一位叫韩卫东,就是现在著名的歌唱家韩磊.记得他从附中毕业时,考试曲目是《苏格兰的蓝铃花》和莱西第二长号协奏曲,成绩也很优秀.由于他是内蒙定向培养的学生,按规定,附中毕业后就要回去工作,没有再考大学.后来,经过不懈努力,他在歌坛上取得很大成就.还有一位叫王立铭,他是解放军军乐团特派到学院进修的大专学生,经过3年刻苦学习,毕业后回到团里,成为乐队首席长号演奏员.这些教学上的收获,给我带来不少安慰.
1988年,我卸任附中行政工作后,再次回到管弦系.这时,学院长号、大号生源增加,我把主要精力专注于教学上,先后为大学和附中制定了完备的教学大纲,并把大学和附中学生的教学都接了下来.
根据多年的经验,在器乐教学中,通过个别课对学生因材施教,是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演奏能力的主要手段.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如此.特别是学生在青少年时期,这种教学方法,对激励他们提高个人技术水平、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演奏家,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够走多远,艺术造诣究竟有多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和技术实力.然而,这并不是器乐教学内容的全部.每个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即使一个独奏家,也必须有与他人、与乐队合作的能力.因此,让学生在提高单技能力的同时,全面培养群体间的合作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这一教学理念出发,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大学和附中开始增加重奏训练.尽管当时尚未实行学分制,但仍利用课程空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排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不同形式的重奏曲目.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1985年,我们在学院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长号大号室内乐专场音乐会,既有独奏,也有重奏.此后,这一演出形式在学院内一直延续到1992年,先后举办了4次.
1993年,在“青岛星火装饰总汇”赞助下,我们第一次走出校门,面向社会开展教学实践.以音乐学院铜管乐团的名义,应邀前往青岛进行学术交流、专业辅导和举办音乐会演出.师生们走进基层连队,给战士进行面对面辅导；参加电台实况转播,回答听众提问；在青岛人民会堂连续举办两场音乐会,可容纳4000人的会场内,几乎座无虚席,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交口称赞！青岛日报、青岛晚报和青岛广播电视报等,纷纷报道音乐会盛况.
当 年 1 1 月 , 为 推 动国产长号生产提高制作水平,天津管乐器厂盛情相邀乐团以他们生产的国产长号新品,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这一义举既有力支持了国产铜管乐器生产和推广,也进一步扩大了铜管室内乐的社会影响力.
1995年,铜管乐团又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给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全新的艺术感受.
经过以上一系列深入基层、面向社会的实践,验证了我们加强学生重奏合作能力训练的教学内容是富有成效的,同时也为铜管乐普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广作用.这一时期,及至90年代末,在我大学执教的尾声阶段,又有一批以滕勇、乔鲲、靳青长等为代表的优秀毕业生,离开学院走向新的岗位,他们都已成为各专业院团和院校的业务骨干,令人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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