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和写作，从哪里说起？,本文是关于王安忆论文范文检索和王安忆和写作和说起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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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写作”这个论题有点大,我想从两方面谈一谈：第一,我的经验和写作；第二,我的写作经验.下面,我就先谈谈我的个人经历吧.
那时,我初中没毕业就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我只有16岁.我去了安徽淮北,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里农人的家里,那时候我非常苦闷.一方面是远离家乡,生活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的课本里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当时母亲没法照顾远在他乡的我,就只能跟我通信,她给我提了个建议：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你周围的那些农民和你的小伙伴等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母亲的建议里的良苦用心,但是,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而且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我一点都不以为母亲的这个建议和我以后当作家有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有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一些记录或描述.我当时写的日记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苦恼.
若干年后,母亲去世,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母亲在当年的讨论会上有发言.后来她把发言整理成文,在内部的杂志上发表了.母亲在发言里提到了我在插队落户时给她写的信,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信上写的内容了.母亲说,我给她写的信里说到了我在农村的生活.有一封信里我说：春天到了,别人家里的房梁上的燕子窝都来燕子了,而我的燕子窝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如果自己家中的燕子窝始终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说明这家人家不是好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一直期待着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还有一封信里我告诉母亲,我和村上一个本埠的学生进城去拉板车,两个人换着掌车和拉纤.当我拉纤的时候,那个*学很调皮,在我的后面喊着赶小牛的号子.看到这里,我脑中就出现了那个画面.母亲还说,我还写过一件事情,村里有两户人家吵架,持续了很多天,而且出工的时候和干农活的时候不吵,下工以后就开始吵,然后全村人都去看.我发现,母亲对我当时记录下的事情那么有兴趣.
后来我就想,如果当时我听母亲的话,把身边夜夜发生的事情,客观记录下来,那么,今天写作的时候就会有许多材料.
在我最初的写作中,经验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分贪婪,张开身上所有的感官、器官、毛孔不断吸收周围的一切,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把自己注得满满的.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写作或者别的方法,都是为了把自己所吸人的东西慢慢释放、流淌出来.所以在我最初的写作中,其实真的是带有一些宣泄的.
最初我的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雯雯,她在我的短篇小说里经常出现,她的经历和年龄等在很多地方与我的相吻合.后来我写了一篇长篇小说,也是以雯雯为主人公,但是我没有完全按照我生活的轨迹来写,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我和她有了分歧.这个女孩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我,不一定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可是主观上说,她经历的事情和我经历的事情还是比较贴切的.
雯雯没有远大的理想,但她有追求,在今天看来这个追求很单纯、天真.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文学范围里,她真的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成名阶段,忽然之间,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王安忆,和王安忆一起说的是雯雯.
虽然我的身份是知青,可是在知青文学里我很难被纳入.因为伤痕文学我没有写太多,反思文学我也没有介入太多.此前,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前辈作家张洁发表的小文章《拾麦穗》,写了一个小姑娘,在收麦子的季节去拾麦穗.拾到了麦穗可以和一个卖麦芽糖的货郎换灶糖,这是一个残疾的小姑娘,十分盼望老货郎来,她说：“我就像等待我的情人一样等待卖麦芽糖的老人来换灶糖.”这篇小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忽然之间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可以把我的情绪、生活经验纳入其中.我写雯雯的小说,是和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的,让我有了归属.
1980年初,我因为雯雯的形象登入了文坛.可是问题来了,经验是很有限的,我很快就把属于雯雯的故事几乎都写完了.再接下去写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雯雯和我个人非常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经验非常有限,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有限.在我最初的写作中是被自己的经验缠绕的,哪怕这个经验不是自己直接的,我还是被它缠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我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是一个挑战.最初,我有很多的感情,愤怨、不高兴等,好像够我写的,其实稍微用用就没了.尤其是成为职业作家,靠自己的经验写作显然是不够的.第一,经验写得差不多了.第二自己对经验的认识似乎暂时是停滞的.对经验的认识是要不断更新的,没有更新就要去拓展.第三,好像有点厌倦,对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事、任何情感有一些厌倦.这种时候,不能放下笔,也许一旦放下笔换着过另外一种生活,会对自己不满意.但是也不能硬写,一旦硬写的话就会把自己写伤掉.每个写作者都会经历这种阶段,这种时候,谁也帮不到你,只有靠自己.
有一年,我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待了近半年.到了美国后,我对自己的经验就更加不满足了.这个写作计划聚集了三十几个国家的写作者,由聂华苓和她的诗人先生发起,目的之一是让大家听到祖国以外的声音.他们的邀请不以欧美主流作家为主,会邀请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家的作家.和这些人在一起,我自以为的满满当当的经验就显得特别空虚.我突然对自己的经验很不自信.从美国回来我挺苦恼的,写什么都不满意.1984年上半年,我写不下去了,那半年过得很苦闷.事情的转折是,我当时是《儿童时代》的记者和编辑,要到江苏省宿迁市完成一篇报道.任务很紧急,我冒着酷暑去了宿迁.奇妙的是,宿迁和我插队落户的地方的语言、风俗、村庄的位置等都很相像,唤醒了我对已有经验的回顾.同时,因为采访,我记录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把我旧的经验给带动起来了.
完成报道任务后,我在徐州写了小说《小鲍庄》.《小鲍庄》发表在《中国作家》创刊以后的第二期,同期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期就被看为寻根文学的结合体.其实《小鲍庄》里面的寻根文化并不多,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把我旧的经验给带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写作让我找到职业写作的方式.安排情节、注意叙述趣味、给人物编织关系,我渐渐进入了状态.
所以,职业写作对于作家的挑战是,当你的个人经验已经不是你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时,你应该怎么样继续你的写作.这些年,我越来越敢于回答“小说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了.年轻的时候就是“顾左右而不言它”,一方面是自己也不知道小说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我也不愿承认我不知道,觉得我必须是知道的.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后,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
（选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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