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趋向一对2001-2019台湾长篇小说票选结果的若干观察,该文是新世纪方面论文范文例文和新趋向和新世纪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
新世纪论文参考文献：
梅家玲
由财团法人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与文讯杂志社合作共同推动的“2001—2015华文长篇小说20部”票选活动已于日前完成.作为“小说引力：华文国际互联平台”中的首发活动,台湾长篇小说推荐作品的产生是相当慎重的,它先由《文讯》审慎地统计整理出2001—2015年间出版的404部小说资料,提供五位学者专家就此初步筛选出101部作为票选基础,再由各世代作家、学者、编辑、出版专业人士共同,循此产生最后的推荐书单.事实上,票选机制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此一推荐书单可视为专业读者与作者书写对话协商的结果,各部小说的文学表现与文学史意义,未必完全能由它的得票多寡来反映,但票选结果,应该还是相当程度地体现了现阶段台湾文学发展、接受与题材品味的变化情形.观察其中所透露的讯息,或可让我们对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长篇）小说走向,有较为总体性的了解.
初步看来,在文学市场日益萎缩、文学阅读人口成长不易的今天,近十五年来仍有数百部长篇小说问世,无疑是相当令人振奋的.长篇小说是时间精力与创作能量的持久战,作者们的用心及坚持精神令人感佩.初选阶段,已可看出投入写作者,年龄层分布于不同世代.前10名与前30名的作品,大致都呈现资深作家与中生代作家各擅胜场的局面；而中生代作家的表现尤其亮眼.朱天文、张大春、李永平、李乔、平路、赖香吟、舞鹤、郭松棻、苏伟贞、蔡素芬、黄凡、颜忠贤等持续创作多年的重量级作家,其成就早就有目共睹.较年轻的作者如王聪威、许荣哲、伊格言、陈又津等,他们的小说虽然未能进入前30名,然而后势看好.至于票选前10名中,骆以军、吴明益、甘耀明各有两部小说获选,三位小说家的关注面多元而且深入,小说美学各有特色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令人激赏.骆以军曾获得多项大奖的《西夏旅馆》得票居冠,它与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施叔青的《行过洛津》自出版之后,皆成为学院研究的热点,入选当属顺理成章.至于朱西宁的《华太平家传》与陈雨航的《小镇生活指南》皆以高票受到选荐,亦属实至名归.诚然,细读票选前10名的小说,其所蕴含的意义已相当丰富；但若综括对于前30名小说的总体观察,或将更能体察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及特色.以下,即分就几方面略述其大要：
少数民族题材蔚然成风
回顾战后台湾文学,上世纪50至90年代之间,大致历经了反共怀乡、现代主义、乡土、城市、政治、女性／同志与／性别书写等不同阶段：21世纪之初,则有新／后乡土小说领一时之.检视2001至2015年之间的长篇小说,最引入瞩目的,应是少数民族题材书写大量浮出地表,并且蔚然成风.它一方面出自于少数民族作家本身的书写,另一方面,也吸引其他族群作家关注与投入.
30部小说中,巴代、夏曼·蓝波安与霍斯陆曼·伐伐各自书写族群故事,即有4部小说入选；吴明益《复眼人》、《单车失窃记》、甘耀明《杀鬼》、《邦查女孩》、平路《婆娑之岛》,莫不以少数民族人物为小说要角,从而推动情节,发展叙事.甚至于,《邦查女孩》根本就是叙述阿美族少女为部落子弟兴学的故事.当然,在此之前,田雅各、瓦历斯-诺干等作家,也曾以不同的文学体式去图绘少数民族生活点滴,但借由长篇小说大规模铺展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生活习俗,并自觉地呈现其族群语言特色,却是新世纪以来的新兴现象.族裔作家与非族裔作家纷纷投入“少数民族书写”,意味着此一议题备受重视：但“少数民族”是否因此成为被消费的文化资本？或许是另一有待深思的问题.而无论如何,由少数民族作家与少数民族小说人物所开展出的文学书写,必然在丰富台湾小说风貌的同时,参与并促成了小说内涵及语言的变化.
历史书写重层多元
历史书写向来是长篇小说的大宗.无论是家史、国史、个人生命史,都得以经由长篇叙事,回映一个时代或族群的雪泥鸿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陈纪滢、姜贵、李乔、钟肇政等前辈作家,莫不着墨于此.新世纪长篇小说固然也就此多所琢磨,但可见的是,此一时期的历史书写已超越了先前“民国史”或“台湾史”的简单框架,而以“重层”、“多元”为重要特色；其中,尤以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历史的多方探触为重心.
基本上,它的“重层”,在于民间信仰、民俗风情、乡野传奇、女性生命与论述相互穿透；无论是女性观点的《海神家族》、富于魔幻色彩的《杀鬼》,抑或反诘日人史料记录的少数民族叙事《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都为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叙述图绘新貌.它的“多元”,则不仅缘于不同族群之历史记忆的相互回映,也显见于叙事方式及关怀面向的推陈出新.《大河尽头》、《雨雪霏霏》写大马华人的生命追寻,（西夏旅馆》以西夏的灭绝与最后一支逃亡族裔隐喻一整代人的流亡图像；《时光队伍》以丈夫“大疤”导出外省族群及身而为“人”者在时光长流中的浪迹旅程,都已是超越单纯族群的历史叙事.此外,《华太平家传）以家史侧写时代迁变,《行过洛津》借伶人戏班写鹿港移民社会的兴衰浮沉,《单车失窃记）借由单车史、蝶画工艺史、动物园史来钩沉二战时期的南洋战史及“那一个无法好好哀悼的时代”,三部小说合并以观,亦可意会到长篇历史书写的不同面向与微妙折变；从讲究斯文*的大家族,到社会底层的戏子,再到铁马蝶画——此一托“物”寄“情”,缘“物”求“史”的走向,是否还将有后续发展？不妨继续关注.
多音复调的文字语言
锤文炼字,原是文学书写的基本功.但如何借由语言音声之介入,凸显现阶段台湾族群文化多元交汇的现况,则是新世纪小说的另一特色.如《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以卑南语发音方式撰写,并附上中文翻译,使读者看来,“某种程度而言像是卑南语与中文的双语读本”.《单车失窃记》文本以多语言呈现,除普通话、闽南语、英语夹杂,还插入日语及少数民族语的录音档案,不少语汇并以括号标注拼音、解释意义,在在凸显“声音”——特别是非普通话之语言语音已逐渐成为小说构成的重要元素.小说因此不能仅止于“阅”,还要“读”出声音,才能体会其意义.
往前追溯,我们曾看到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以普通话、英、日、闽南语不同语言的交混,体现台湾文化的交融现象,它因“声”而成“文”的书写取径,使“文字”成为“语音”的标识符号,挑战读者“望文生义”的阅读习惯.此一经由字音同近而串连不同语系的作法,巧妙地介入叙事,成为构成情节的有机成分,不可或缺,近年里,林俊颖《我不可告人的乡愁》出入于闽南语的文白系统之间,以河洛腔锤炼闽南语书写,都让我们想到德勒兹对于“少数文学”的论点：冲击主流语言,形成文学的流变与新变.新世纪小说语言的多音复调,显示了这方面的丰沛潜能.如何更有机性地介入叙事,应该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就文类特质而言,长篇小说的体制规模,使它较诸中短篇小说更适合处理历时性与多轴线的议题,涵盖面向相对深广.然而台湾长篇小说书写,除了曾在上世纪50年代盛极一时之外,其他时期实则篇制不多.十年代以来,更有日趋萎缩的危机.2003年起,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设置“长篇小说创作发表补助专案”,鼓励作者从事此写作,十余年间,已有数十部长篇小说因专案补助而问世.如票选前30名小说中,即有12部小说曾获“文艺会”补助；进入前10名者,更有4部之多.停笔多年的陈雨航、知名散文家方梓,也都在“文艺会”奖助下投入创作,并获选荐.此一专案的立意及其效果,应予以高度肯定.以上所述,仅为对票选结果的简要观察.除此之外,《复眼人》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关注,《遣悲怀》、《西北雨》、（其后》对于死亡与存在问题的扣问,《巫言》从生活日常出发的文字炼金术,在在为台湾小说开显新貌,更不提还有诸多未能进入前30名的遗珠.它们共同为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缔造丰硕成果,也让我们对台湾文学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
(选自台湾《文讯》2016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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