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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7月8日上午,由江西省委老、中国期刊协会老年期刊分会联合主办的“重走长征路,激发正能量”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省于都县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纪念广场举行.
出席启动仪式的有中组部老、江西省委老、赣州市和于都县的党政领导同志,全国19家老年期刊社的社长、总编、记者和老同志代表共300余人.
中组部老三处调研员、副处长李忠平在致辞中指出：全国22家老年期刊联合发起的“重走长征路,激发正能量”主题活动,将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开展追寻红军足迹、寻找长征精神、记述长征故事等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将用3个多月的时间,沿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进行采访和报道,是一个气势恢宏、意义重大的新长征.希望大家认真落实全国老长会议的要求,不辱光荣使命,不负老同志的期望,切实把这个主题活动组织好、开展好、宣传好.期望我们的老领导、老同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继续弘扬长征精神,继续传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续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事业增添更多正能量.
启动仪式结束后,由全国19家老年期刊27名编辑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团,踏上了“重走长征路,寻找长征精神”第一阶段的征程.中组部老办公室副主任徐运喜为联合采访团授旗.
7 月8 日,由全国19 家老年期刊27 名编辑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团,踏上了“重走长征路,寻找长征精神”的征程.采访团将用3 个月的时间,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全程采访.
在进行这一主题活动的策划时,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叫“弘扬长征精神”,而叫“寻找长征精神”,长征已经家喻户晓的事情,还需要“寻找”吗？后来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还是一致同意：用重走长征路的形式,去寻找长征精神.
为什么？
虽然,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知道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但是,我们对长征的了解大多是从“长征组歌”“万水千山”这些文化作品中获得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长征的宣传是以“颂歌”式为主,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长征的光荣和辉煌,但对长征苦难、艰辛和复杂曲折历史的缺乏了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一些长征亲历者没有禁区的回忆,一个真实的长征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寻找长征精神”是补课,补上我们不知道的那些苦难和辉煌.重走长征路,就是要身临其境地去了解历史细节,精神财富的传承不来自于口号,而来自那些震撼心灵的故事.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以寻觅红军长征足迹为主线,陆续报道重走长征路所寻访到的故事与见闻.长征的源头在哪里？
在启动仪式上,于都老年大学合唱团演唱了一首歌《红军渡,长征源》,歌中唱道：“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支难忘的歌,唱的是咱长征源,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哥.”于都河畔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长征源”三个大字.然而,关于哪里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还真有些不同意见.有专家认为应该是“瑞金”,因为和红部是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的,10月17日各部队在于都渡河,所以长征的起点应该是瑞金.还有人认为应该是江西省遂川县,1934年8月,红6军团从那里出发为红军长征探路,这要早于红军的长征.这些争论表达了一个历史的事实——红军的长征不是从一个地方出发的.
1934年上半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苏区根据地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考虑要实行战略转移.5 月,书记处召开会议,参加的人员是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会议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获得了批准.然而,如此重大的决定竟然没有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在严格保密的要求下,连军团长一级的领导都不知道要“战略转移”,更没有对广大指战员作政治动员工作.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1934 年9月上旬,周恩来同志找他和林彪（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谈话,说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聂、林二人想进一步明确意图,就去找问个究竟,但毛什么也没说.聂在回忆录中说,“历来很守纪律,所以没告诉他们.”其实,当时未必知道临时的打算.
史料表明,临时在战略指导上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 月初看到打破敌人“围剿”完全没有可能了,才开始仓促部署战略转移.长征准备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扩大红军”.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9月份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在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1934 年6 月至9 月间,于都县有23300 多人参加了红军,还有大量的青壮年作为民夫跟随红军长征.
1934年9月17日,集结在于都地区的红军各部队从八个渡口跨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当时于都河畔站满了前来送行的乡亲—— 全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很多老红军在回忆这一幕时都止不住热泪盈眶.
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将军回忆说：“在部队行进的道路两旁,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往战士的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忍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集在一起的人流.”
时任红军团长的杨得志将军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老乡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中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当年,红军留给于都的是6000多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分散隐藏在群众家里.红军走后,国民党军占领了于都,许多群众为掩护红军伤病员而被杀害.
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红军师长红色经典《长征组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这短短十四个字在历史的真实中却是极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战殁在四道“封锁墙”前.
8 月9 日,采访团来到江西信丰县进行战场考察.信丰是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地方,此处是一片连绵的丘陵,从军事上来讲是设置防御阵地的绝佳地形.当年,这里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防区.根据的命令,粤军调动了两个军共五个师的兵力来围堵红军.但陈济堂与之间有矛盾,他怕与红军作战中损失自己的部队,让蒋坐收渔利.1934 年9月,陈济棠主动派人到苏区接洽,要求红军派人去谈判.朱德总司令派了何长工（时任红军粤赣军区司令员）、潘汉年(时任副部长）去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正是因为红军这一成功的统战行动,使得在长征初期,比较顺利地通过粤系军阀的防区.
在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旁的一个山坡上,采访团找到了洪超烈士的墓.洪超是红4 师的师长,他是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1934年10月21日,红4师在此与国民党军激战,将200 多守敌围困在百石村一个坚固的祠堂里.洪超师长抵近前沿指挥战斗时,被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因战事紧急,洪师长的遗体被草草地埋葬了.2005年3 月下旬,洪超的部下张爱萍上将（时任红4师12团政委）的女儿张小艾,倡议修建洪超烈士墓,得到了信丰县政府的响应.纪念碑于2006年清明节完工,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时任红4 师10 团3 营营长）题写了碑名.
不是和陈济棠达成“可以互相借道”的协议了吗,怎么还会有“激战”？历史远比我们今天的想像复杂.虽然签订了协议,但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场,红军与粤军之间相互疑惑,发生战斗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事后得知,在军情如火的情况下,红军前卫部队的机动速度快,而陈济棠给红军让路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到他的前线部队.另外,陈济棠对红军也是处处提防,他不能让红军占据广东,所以,也要用“打”来送红军出境.但总的来说,陈济棠还是让道给了红军.为此,发电报斥责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西窜”.
“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是红军长征初期的真实写照吗？史实表明,红军长征初期的那三十昼夜并不是“飞行军”,而是非常沉重、行动迟缓的行军.机关的战略转移是搬家式的,他们把印钞票的机器和兵工厂的机器,还有诸多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些物资有三千多担.时任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将军回忆说,当时他们师受领的任务是承担机关一千多担物资的搬运任务.当听到这一任务时,大家都惊呆了,指战员们百思不得其解,带这么多东西如何突围转移？就是这一千多担物资让教导师吃尽了苦头,特别是那些机器,小件的要三五个人抬,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还要翻山越岭,真是苦不堪言.红军的几个军团掩护着辎重多多的纵队,有时一天才走十多里,这就给敌人调动兵力进行阻截提供了时间.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为此曾当面痛斥李德（共产国际派来负责军事指挥的德国人）：“抬着这些破破烂烂,部队哪里还能走得动？你还不如抬口棺材行军呢！”
彭德怀心痛呀,特别是洪超师长的牺牲,更让他心头流血.洪超是红3 军团最年轻的师长,彭德怀的爱将,当得知洪超牺牲的消息时,彭德怀立即赶到现场凭吊.彭德怀元帅在临终前,还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
决定生死的走与留
采访团在“寻访长征精神”的路途中学会了一首红军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此歌有这样一段词：“当兵就要当红军,负伤退伍不愁贫,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这是当年红军扩军宣传的歌曲,不过,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时,所有的伤病员都愁了——没有能力跟着部队走,但留下来很可能就面临死亡.有一位将军回忆说,当时他负伤住在医院里,听说部队要战略转移,便非要出院.院长不准,他便把掏出来顶着院长的脑门说,那我就先打死你,然后再出院,院长只好让他走了.后来敌军占领了苏区,医院没来得及转移,院长、医务人员和住院的伤病员全部被杀害了.
1934 年9 月,张震将军右臂中弹在医院里养伤.师政委黄克诚从博古的报告中察觉出临时可能要放弃苏区,于是连忙赶到医院,让张震立即出院.张震的伤口还在化脓,想再养几天.黄克诚火了,厉声说：“你的脚能走,回部队也能养伤！”张震只好跟着黄克诚回部队了,那次黄克诚从医院里叫回来不少人,其中有开国中将甘渭汉、开国少将钟伟.张震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上长征路,哪里还有今天！”
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受重伤的红军指战员生存下来的几率极低.在广西灌阳县新圩乡,有一个红军烈士纪念碑,这个纪念碑记载了一个极为惨烈的故事：1934年冬天,红5师奉命在新圩阻击敌人,阻击战打了三天三夜.部队的伤亡很大,红军在下立湾村的“蒋氏祠堂”里设立了临时救护所.红5 师完成阻击任务转移时,无法把救护所内的100多名重伤员带走.国民党军占领新圩后,将这100 多名重伤员捆绑起来,残忍地丢进酒海井的地下河里淹死了.站在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前,笔者想起了山东女红军王利华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一代人不了解国民党,他们太凶残了.
全国老年期刊联合采访团目前已经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第一阶段的任务,接下来将重点进行“湘江战役”“通道转兵”“遵义会议”的战场考察和采访,本刊记者将会陆续向您发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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