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吴稚晖：跨越五十年的恩仇,本文是关于十年类论文怎么撰写与吴稚晖和章太炎和恩仇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十年论文参考文献：
王坚
要论近代有名的“疯子”,章太炎和吴稚晖都榜上有名.前者一生,傲岸不群,如猛虎下山,横扫千军；后者一生,却精灵古怪,雅好以恶作剧取乐,似乎总是童心未泯.在好斗使气,懒得理会人情世故方面,两人却又很是相似.他们的言行,多放纵不羁,特立独行,或“大逆不道”,得饶人处不饶人,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没有一点中庸气象.
偏偏这两个人,在人生观念、文化见解、政治信仰上针尖对麦芒,不可调和,而时代和命运又一度把他们安排到一起,其间,私事公事天下事,一齐迸发——疯子对疯子,免不了大演“”.此时此境之下,想要没有传奇与纠葛都难！
英雄入狱天地悲秋
1903年闰五月初,一群中西捕探持着拘票,冲进上海爱国学社.章太炎在客室正襟危坐,静候着他们,双方一打照面,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捉拿章炳麟,我就是.”言毕,从容就捕,被带到巡捕房.
之前,他并非不知道一点风声；管事的租界当局,也并非十分乐意抓他——后者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向包括前者在内的革命党人,释放出不祥信号.只要不是有意滞留,这些不安分的革命党人,总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信号,然后从容逃逸.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1902年,《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合作,鼓吹反清革命,双方约定,学社教员轮流为报纸撰稿,而报馆则每月赠学社一百元,以济其经费空缺.自此,《苏报》言论日趋激烈.学社的章士钊出任该报主笔之后,更是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推介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其中一篇为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社会反响最大,可称振聋发聩.章太炎等人的被捕,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时倡导反清救国,是留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后来回国在上海,寄居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两人志气相通,故相谈甚欢.1903年,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脱稿,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由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大呼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主张以美国为师,建立共和,并誓要与清廷“相驰骋于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主权外来之恶魔”.其言论之大胆,如黑夜闪电.故一出版即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销行达百万以上,成为清末最畅销的书籍.章太炎为之作序,称赞此书为“义师先声”；他自己还另外作有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既驳康有为之谬论,又与邹氏相呼应.康有为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又说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中国人未便进行革命.章太炎文章中则说,按世界通例,推翻专制,流血牺牲,不可避免,革命,不但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且“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清廷当然不能容忍,故严谕两江总督予以拿办.命令一级一级下．达.不想,《苏报》和爱国学社都在公共租界以内,享有治外法权、不服清廷法律管制的租界当局,却不吃天朝秩序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那一套.他们以保护政治犯为文明国家的通例作为挡箭牌,拒不听令.清廷无法,只有改变策略,依法起诉爱国党六人,又加派候补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欲与外国领事团交涉,由租界当局逮捕并引渡章太炎、邹容诸人.后来,经磋商妥协,双方同意捕人,但约定在捉拿以后,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员会审,如果查实为有罪,亦须在租界之内*.
在此前后,租界当局已经屡屡传讯章、邹及涉案的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名为问话,实则表示保护,所问问题,不过是“你们只是读书和批评,没有军火吗”之类,还暗示各人,令其早日出走,并不会严办.后来签发拘票,也早已有风声传出,故章士钊诸人,还有之前已经负气的蔡元培,皆能从容离沪躲避.在章太炎被捕的头一天,还发生了探捕大闹《苏报》馆一事,弛们出示了捕人牌告,并锁走报社司账一人.当晚已经得到了消息的章太炎,要是一走了之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日的被捕了.
黑云压城城不摧.
章太炎坐牢,实是他自己求仁得仁的举动.他见旁人皆遁,自己却独不肯去,并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已经七次,现在是第八次,我志在流血,何必逃走！他还劝诫邹容不要逃逸.邹容毕竟年少,定力不足,所以最后在章被捕那一天,还是从后门逃走.但经章太炎入狱后“驰书劝之”,以大义相招,隔一日,邹容即自行投狱.
这便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苏报》案.
当月14日,该案正式开庭审判.整个时断时续,清廷摘取《苏报》言论,指控章太炎等“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两人则直言不讳,大胆承认自己就是“反动文章”的作者,但对清廷的指控,则一一驳斥；章太炎在法庭上与对方辩论,滔滔不绝,竟令会审委员们哑口无言,无从驳难,英国领事拍着桌子,方禁止他发言.清廷既不得引渡“罪犯”,案子在租界审判,罪证言论,按例尚须译成英文.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导致在汉语中刺激性颇大的词句,到了英语为平淡无奇.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一句“载湉（即光绪皇帝）小丑,未辨菽麦”,英译者不甚了了,译为“载湉是个小贼,分不清豆子和麦子”,听起来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租界当局最后结案时,只判邹容两年,章太炎三年,罚做苦工,期满开释,驱逐出境.以中国专制时代的“大逆”罪名来衡量,此案量刑之轻,为有史以来仅见.
章邹两人本来肝胆相照,同陷囹圄,并肩患难,更见情深谊重.章太炎作《狱中赠邹容》,诗称“邹容吾小弟”为“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邹容以《狱中答西狩》相和,称“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可惜的是,邹容年轻,不堪磨难,最终在刑期将满之前,病死狱中.邹容之死,虽属意外,但追究起来,与当年章太炎写信相招,毕竟有脱不开的干系.我不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章太炎思之,不免既痛且愧.他出狱之后,不忘为邹容立传,且在家中供邹容遗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就兼有怀念并赎罪之隋.
偏偏有一个人,在《苏报》案中,对章太炎得罪在前、又出言无状在后,甚至于对章太炎以大义相招邹容一事,也妄揣其意,作诛心之论.如此言行,怎能不惹是生非,造出事端.
此人正是吴稚晖！
吴氏夜奔疑雾重重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在章邹两人计划坐牢的时候,同在爱国学社,且一度也被列入清廷黑名单的吴稚晖,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远走高飞.
就在章太炎被捕前一天,吴稚晖与章太炎一行五人,到被捕探大闹之后的《苏报》馆,来问捕票上要拘拿之人的姓名.只见章太炎、邹容都赫然在内,吴稚晖却榜上无名.当时有人发问：是赶紧躲起来好,还是让他们捉了去好？章太炎听见这句话,两眼直视吴稚晖等.吴与之素有积怨,但一时不便说躲,于是只好“支吾其词”.章太炎当即扬长而去.吴这才大声说：的要捕,我们就让他捕去,那不如刚刚上演说台讲革命,一便将自己的脑袋割下,送与的好了,我想,还是躲起来好.
当日晚,约11点,吴稚晖等人趁夜来到爱国学社,匆匆将放在楼上的铺盖卷走.当时正睡在楼上的章太炎,可能为他们收拾东西的声响惊醒,在被中骂道：“小事扰扰！”次日一清早,吴稚晖又来学社等人,正撞见独自吃粥的章太炎,两人互相作出鄙夷不屑之态.紧接着,吴匆忙躲去；不多久,章太炎即被捕走.
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在上海虹桥一家石灰店楼上躲避多日的吴稚晖,终于悄悄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龙门号轮船,远走香港,旋转赴伦敦,后来又移居法国.事隔多年,他才重回故国.
这边是英雄入狱,天地悲秋；那边却“逍遥法外”,行色匆匆.
大难临头,脚底抹油.这是人类正常的想法,当时也并非只有吴稚晖一人有这个打算.他的与众不同,在于出事和逃跑之前,农历闰五月初二日,他与清廷查案专员俞明震,有过一次单独的会见.
这次会见,在章太炎被捕之前,吴并未与别人谈起,所以本来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然而,闰五月十二日,章邹等人被捕后,吴稚晖在探监时,,却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全盘向他们道出.
原来,两江总督加派来的候补道员、办案专员俞明震,正是吴稚晖好友俞大纯之父.那日,俞大纯遣人约见吴,吴应约入门,才知是大纯之父俞明震托子之名,相约前来.双方寒暄毕,各自发了一些议论,俞即取出一件公文,中间赫然写着上谕,令俞明震会同上海道,拿办“逆犯”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即行就地正法”.俞明震接着示意吴稚晖早日起程,离开上海这是非之地,远走国外避难.俞还留吴吃面,为了免去吴的疑心,俞举箸先食,以示无毒.
此次会见,与吴稚晖后来没有出现在要被拘拿的名单上有着莫大关系.但是,他没有想到,此事一经他自己口中说出,日后一系列的是非,便也由此惹出.
“吴妖怪”碰上个“章疯子”
《苏报》案发,章太炎与吴稚晖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然而,两人之间的恩怨,却并非始自此次事变.
事情还得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成立,及其后来与《苏报》的合作谈起.
义和团“拳乱”之后；清廷反省到兴学读书刻不容缓,于是明令各省,开办学堂.上海的革命志士蔡元培等,借此机会,于1902年4月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教育,暗中却鼓吹革命.议定之后,驰书各地同志,到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被举为会长.初时因为人数少且经济困难,所以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当年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学潮,当局处置失当,兼任该校教习的蔡元培从中调停,不得要领,于是愤而辞职,誓与学生共进退,“遂成自来未有之退学大风潮”.他率领一百多名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助.为安置他们,12月,中国教育会筹资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出任总理,从日本归来的吴稚晖（他一开始就任学监）、章太炎,也陆续来此,担任义务教员.学社开学后,各地闻风来学者甚众；学社组织亦极端自由,且每逢各省有学生反抗退学之事,则必发电祝贺；教育会还率领社员,每周于张园安恺弟聚集,开会演说,倡言革命.一时之间,精英荟萃,声势浩大,进入全盛时期.爱国学社社员,也都人会成为教育会会员.后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等,因不满学堂当局干涉,也退学到沪,教育会与学社之声色,又为之一壮.
当时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对革命党人的言说,多持反对论调.于是吴稚晖提议,作为对抗,教育会和学社自己,也必须有一份机关报.刚好创办于1896年的《苏报》,当时刚由因教案被清廷革职的江西铅山前知县陈范（字梦坡）接手,他心怀愤恨,所以在报纸上持论较为激烈；在他有意与革命党人携手之后,报纸上大唱排满兴汉的议论,更是高响人云.一时之间,全国骇目,官场忌恨,终于引来“《苏报》案”.
作为同事,章太炎与吴稚晖却很少有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两人都天生一副稀奇个性,一个奇崛,一个古怪,两个以“骂人”著称的“名嘴”凑到一起,一开始就铆足劲拌上了,一拌就是半个世纪.
要论“疯”劲,“章疯子”不必说,遐迩闻名；“吴妖怪”也不落后,他的名言之一,就是“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早年,吴氏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为《何典》的讽刺小说,其开篇就是：“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氏自道读后大悟,从此以后,文风一变,下笔千言,辄俚语与俗词齐飞,排泄物与共舞,骂人必到狗血喷头而后止.其言其行,都以怪异出名,又毕生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意即不肯含糊）”为座右铭,时人称之“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此人年少时,曾与同窗钮永建等人,以石块、砖头等物,投向江阴知县的轿子,把县太爷当场砸了个鼻青脸肿.他们自己,也被衙役们“捉将官里去”.原来,旧时规定,官员过孔子庙,理当下轿,这位老爷倚着势力,不按规矩办事.吴稚晖等人看不过,认定父母官“非圣无法”,以致斯文扫地,所以决定砸轿.吴手里还捏有一张王牌——按大清律令,举人与知县同级——身为举人的他,又何惧于知县呢！果然,识趣的知县自知理亏,恐事情闹大,有碍仕途,赶紧赔礼道歉,用原轿将“吴妖怪”送回书院了事.
1902年,吴稚晖大闹中国驻日使馆,更是使他一举成名,成为造反牛人.那时人们赴日留学,以学习军事为时尚.吴氏率男女留学生数十人中,就有九人想进成武军校（号称为军官之摇篮）学陆军.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和甫）,按理应为他们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秉承上意,虚与委蛇,不肯开保证.吴稚晖几番交涉,磨破嘴皮子,仍旧无功而返.他一怒之下,与人率二十六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跪求终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没有想到的是,他请命不成,反遭拘捕；公使馆与日本警方还私下勾结,判了他一个驱逐出境.吴在牢中,写下绝命书,中有“孔曰成仁,孟日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之语；次日被押解,途中他乘不备,跃人河中自尽.日警将他救起,仍旧硬行遣送.他临走时,有数百留日学生来送行；梁启超也自横滨赶来话别,回去后还作文称赞他——“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在日游历的蔡元培怕他再次寻死,竟决定同船相伴回国……七月初十,轮船到沪,中国教育会同人,在张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者百余人,“稚晖登坛,备述颠末,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和甫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章太炎没有赶上这场讲演,此时他也刚刚从日本返国,潜回乡里,一心著述,直到次年(1903年)3月,他才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学社,成为吴稚晖的同事.
吴稚晖的锋芒毕露和玩世不恭,在章太炎眼里,却显得鄙俗不堪,甚至是哗众取宠.吴稚晖自比为“刘姥姥”,出入于大观园里.从来不喜欢投靠任何政客的章太炎,对他这种行为很看不惯,视为污点,后来还讽刺他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吴氏曾自命为康梁“维新党”人,又曾在盛氏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吴稚晖大唱物质文明、科学救国论、进化论,鄙视国故,他曾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中这样抨击：“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相依为命.小老婆、吸,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人家用机关打来,我也用机关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主张“比类知原,别创新律”,认为不整理国故,就做不出有根基的创新,对吴氏的妙论,当然大为反感.所以两人虽然同在爱国学社,本来应该同仇敌忾,但实际上关系紧张,互相嘲笑詈骂之事,时有发生.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本来是会社二而一,一而二,没有畛域之分的.学社开办之初,教育会为其筹措经费,会员担任义务教员,亲密无间；但到后来,教育会财政紧张,不但再没有大宗余款资助学社,反而显得是它要借学社收取的学费,以苟延残喘了.财政纠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者的裂痕,加之又有账目不清之事掺杂其中,所以学社方面,有激烈者,开始大出怨言,大闹独立.蔡元培对学社行为不以为然,但是他态度温和,不偏不倚,以示无私；吴稚晖却偏袒学社,与章太炎坚决主张不与学社合作,针锋相对.各方互不服气,于是会社之间,上演了一场类似梁山泊内夺权与反夺权的好戏.吴稚晖气走了蔡元培,章太炎却当众拍着桌子,骂吴稚晖要学宋江那样搞阴谋篡权,并说“有我在此,汝做不到”.口若悬河、骂人无数的吴稚晖,当然也不甘示弱,两个“疯头疯脑”的人,不免舌战一场.
会社之间的内讧,因调停无效,最后还是分家走路,“当时论者,莫不叹息我国民族之缺乏团结力”.不多久,《苏报》案发,会社均渐渐走向末路,章吴两人,亦彻底反目.
半个世纪后仍是疑案
吴稚晖私下会见俞明震一事,当时便从狱中传了出来.在美国的梁启超听说后,于1903年6月27日给蒋观云的信中,便说自己一开始不太相信此事,后来见到章太炎狱中所书,才知吴稚晖“鬼蜮手段乃至此极”,“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
所幸,此时“吴妖怪”与“章疯子”两个主角,一个出国,一个坐牢,倒是几年内相安无事.
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再次流亡日本.1907年3月,为纪念邹容,章太炎在官崎寅藏等人创办的《革命评论》第十号上发表《邹容传》o此文记述了《苏报》案发前后经过,在吴稚晖那里,一石激起千层浪.
《邹容传》责骂吴稚晖曾经依附权贵,仗势欺生,又尤其详细写了俞明震“召”见吴氏一事.其中,章太炎除了交代俞氏曾示意吴氏逃跑之外,还多写了一个细节,即吴稚晖曾从袖内拿出邹容的《革命军》与章著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向俞明震献计策、进谗言：“为首逆者,此二人（指章邹两人）也.”文中写到邹容投案,“闻余被系,即徒步走赴狱自首”.
在法国的吴稚晖,于当年冬天看到了这篇文章,次年1月,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反诘章太炎,问他传记中所记有关他会见俞明震一事有何根据,“如为想当然语,亦请见复”,“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将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为也”.
章太炎不久即复信,并将其发表于《民报》.此信言辞口气,极为严厉,首先说见俞明震屈膝请安、赐面及劝其善为谋之等事,都是吴氏探监时自述；献策一事,则是听人所言,吴稚晖探监时为邹容反问,当时他“面色青黄”,可以坐实此事；在信中,章太炎还对吴氏的人格,做了彻底的否定,说“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章太炎说：我与你的纠葛,和我与康梁等人的相争不一样,我不光要骂你的主张无政府主义（吴氏自称烧成灰,自己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十足的幼稚,还要揭穿你的为人,“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你的人格有问题,“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对吴氏的诋毁,章太炎也一并骂了回去.
吴稚晖在回信中大骂章太炎这是“忮狠忌刻,随意人人以死无葬身之地之罪名”.他为献策一事为自己辩诬,说章邹之书,市面上早就有之,何须他来献与官家.吴氏说：你早就知道逮捕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还骂我等为“小事扰扰”,你自己不逃跑,被人抓走,“可谓求仁得仁矣,又何怨乎”？反倒是你在大堂上反供我的名字,不见效果,又在《邹容传》中诬蔑我出卖朋友,此事值得你反省；你写信要邹容等来自投罗网,不会没有“落水求侣”的嫌疑吧；邹容瘐死,你在《邹容传》中又讳言你写信相招的事,恐怕是心虚吧！
章太炎在复信中,以要吴氏“善钳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回敬.他说：你在探监时,料定我们必死,“以此自鸣得意,故直吐隐情而无所讳”,现在自食其言,恐怕晚了吧；我死守学社,“犹军吏之死城塞”,对邹容我以大义相招,仿佛昔日吕安、嵇康故事,汉土先贤,有此成例,“安知所谓落水求伴者哉”；而文字记载,有详有略,不写大义相招,只说邹容投狱,“义不负心可也”,即使自述其事,于我又有何损；至于把你反供出来,是因为你早定了逃跑日期,我已经算好,即使栽在你头上,也抓不到你了.
接下来,吴氏骂章氏“直欲以善诳为生活”,“信用一失,必不齿于人类”.章氏称吴氏为“牛襟马裾之洋奴”,人格尚不如污吏劣绅,“足下特一租界买办之才,略能作一二旁行书,驴非驴,马非马,而引此语以自蔑乡邦,是谓不知耻,是谓不知分量,是谓蛙黾不知日月光明,是谓盲龟跛鳖不知天高地厚”.从旧账到新账,从私事到公事,从是非之争到主义之争,再到人身攻击,双方势同水火.吴氏大用脏字,把章太炎给他的复信比为“他随即神速的,好像脱了裤子似的,连珠的放着,寄到最后一复”,他表示“得了机会”,就要“脱下鞋皮,打他十七八个嘴巴”.
双方关系一直紧张到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直到二次革命前夕,为了使民党一致对外,才由与两人关系都甚好的章士钊出面,邀章吴一起,到他家赴宴.大家心照不宣,相互客客气气,旧事则一概不再重提.此后,两人偶尔见面,有时也是说说笑笑.袁世凯倒台后,两人还在孙中山、李烈钧处一道议事.
然而,这笔旧账留在双方内心中的阴影,却始终未曾完全散去.
1923年,吴稚晖在北京见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中仍有《邹容传》一文,虽然有所删改,去除了细节,但指责吴受俞明震之纵容,兼且卖友求荣之事实,赫然仍在.稍后,吴回上海,见到章的《章氏文钞》,里面也收了一封过去骂他的所谓“秽信”.觉得受到侮辱的他,不免又怒火中烧,跳将出来,在1924年初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一文,文中嬉笑怒骂,一再数说章氏劣迹,说他“抱残守缺”；除了已经过世的刘师培外,当世没有一人可以对抗.吴氏文章结尾,还放出话来,似乎文戏过后,还要与章氏演一场打落牙齿的武戏,所谓“猪相打后狗相打”也.
然而还不等他们打起来,章士钊又出面做和事老了.他说“吴章交恶,为革命党中一大不幸事,至今迹仍未泯,不幸尤甚”,而自己于两方“皆有厚谊”,曾经居中调停,做过鲁仲连.他又为吴稚晖辩解,说他在《苏报》案中绝无通款之嫌,又劝双方以大局为重,各自检点口舌；如把兄弟阋于墙、相互痛诋的臭事公之于众,“张之只益吾羞”.一场冲突,到底还是平息了下去.
1936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教育会老会员蒋维乔（竹庄）的文章《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间涉及章吴在会社之争中的冲突,以及《苏报》案发前后的恩恩怨怨,说到章太炎对吴稚晖在见俞明震一事上的指责,则说“稚晖至今,莫能自明也”.吴稚晖气不能平,提笔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尽其可能地录入他与章太炎发生冲突的各种细节,及来往回复之原始信件,一则为自己辩白,二则对章太炎作一次总的清算.
那一年,章六十七岁,吴七十一岁,都已经垂垂老矣.然而,种在心里的怨恨,却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大而稀释.吴稚晖在长文中说：从1924年至今,我在政治上得意,他在政治上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他现在在苏州讲学,党报现在也在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哪一天他要投到青天白日旗下,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时,“我也准备着皮鞋候他”.可惜的是,此番争论,既非由章太炎挑起,也不能由他来做答复了.该年6月,面对着即将遍地而起的抗日烽火,章太炎留下仅有两语的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即撒手西去.单独留在人间的吴稚晖,一直到1943年,还发表《上海苏报案纪事》一文,继续为自己辩白.不过,这半个世纪的恩怨,到头来却只能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了.再过得十年,他也要向人间谢幕了.
是耶？非耶？当事人在的时候,有些真相没有彻底澄清；当事人现在俱已烟消云散,真相当然更是难以分辨清楚了.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第5期）
上文结束语: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吴稚晖和章太炎和恩仇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十年本科毕业论文十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和庄子即儒家议题
摘 要章太炎至少有五种文献涉及“庄子即儒家”议题早年两种尚属消极评论,晚年三种已是积极参与 “庄生传颜氏之儒”是其画龙点睛之笔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
催生抗战文化的吴稚晖
走进历史深处,追溯战争苦难,探索抗战文化的成因,从民族大义出发,尊重史实,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述抗战文化,是对所有催生抗战文化,奉献爱国热忱、奉献智慧、奉献知识、奉献力量,乃至奉献生命的爱国文化人士最大.
章太炎、沈增植、谢无量书法艺术与市场
吕友者 文在当今的书画市场中,书法作品被关注的热情似乎没有绘画来得高,尤其是一些小名头的书法家作品常常被忽略,特别是民国时期一些文人学者型书法家,他们书底深厚,但在艺术市场上的价位并不高,如章太炎、.
回首往事章太炎不理细事等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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