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新词新义概说,本文是关于古汉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和新义和中古和新词相关本科论文范文.
古汉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本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研究是本时期词汇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根据成果类型进行分类,对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探讨.同时,还对中古汉语新词新义产生的原因和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古汉语 新词新义 研究综述
一、新词新义的标准
新词新义的标准是什么,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精准的定论.王云路（2010）对“新词新义”做了一个说明性的解释：“汉魏六朝产生的新词以双音词为主,而且多为原有单音词的组合,也就是说,原有词作为语素构成新词；完全新造的语素并不多见.单音词主要是老面孔,大多数先秦就已出现的单音词在中古继续使用,一部分单音词消亡,一部分新的单音词产生.”由此可见,虽然大部分新词都是新兴的复音词,但其构成的两个单音词都是已有的单音词.这些新词或为新事物命名,或为方言词记音,或为减少词的义项等等.所以,很少有完全陌生的词,大都是较为熟悉的单音词或其中的一部分.
刘慧、曾昭聪（2008）说：“所谓的新词新义是以《汉语大词典》为判断标准的,正如朱庆之在其《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一文中所解释的：‘新词就是根据《汉语大词典》判断不早于东汉才出现的那些表义单位,而新义则是根据《汉语大词典》判断东汉前出现的表义单位里不早于东汉才出现的那些新的义位.’”他们认为新词和新义的标准需要参照《汉语大词典》（以下皆简称《大词典》）来进行比对.除此之外,在笔者所涉猎的论文著作中,学者们大都是以《大词典》为参照文本,再佐以其他的文献资料.
郑振铎（2001）说过一定要坚持“例不十,法不立”这一原则,即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多进行比对总结研究；并且提出要注意新词新义发生的社会性缘由.
王云路、黄沚青（2012）在“存在的部分”中说：“又如探讨新词新义时,往往局限于与《汉语大词典》进行对比,《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的就视为新词或新义,对新义或新用法产生的动因的探讨也不够深入.”所以他们认为《大词典》可作为一个参照,但更重要的是找到能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动因的标准.
二、中古新词新义研究概况
新词新义的研究属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在中古时期,旧概念的新表达,新义位的产生,都使得这一时期语言现象极为突出.学者们对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研究也成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焦点.根据研究材料的来源,可以将现阶段找到的论文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新词新义与通论性著作及品评性论文
中古汉语的通论性论著已经出现.这类著作有：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2009）,这本书对中古汉语进行多角度的总结和介绍,包括研究概况、词义演变、词形构成等；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2010）分十四章,其中第七章主要介绍的就是中古时期的新词新义；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2010）也专设一章节介绍新词构词法,其他理论则散见文章各处.
此外,汪维辉（1994）对王云路、方一新的新作《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做了一番点评,指出八条独到之处以及三条不足之处,给这本书以极高的赞誉.方一新、王云路（1994）对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给予肯定,并介绍了它在发掘和考释中古新词新义等问题上的贡献等.方一新、王云路（1999）评论李维琦新著《佛经续释词》,认为此书有发现新词新义、纠正阙失、订正《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等贡献与特色.董志翘、陈文杰（1999）主要介绍运用现代化手段研究语言资料、挖掘新词新义等的特色,并提出两点商榷之处.雷东平（2012）对《中古汉语词汇史》（王云路,2010）的内容、脉络、学术价值进行评述,在此之上说明其学术影响并提出建议.
2.新词新义与佛教经典
各学者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很重视,因此研究成果较多,兹列出以下几种：
翟燕（2003）从语素的角度对《洛阳伽蓝记》中新词新义进行结构、语义分析,并将词分成：单纯词和复合词两大类,前者包括单纯词、连绵词等三种,后者包括并列式、偏正式、动宾式等等.此外,翟燕（2005）探讨了四个影响新词新义产生的外部因素：门阀制度、清谈风尚、佛教、生活习俗.
化振红（2005）认为《洛阳伽蓝记》中的新词产生途径是书面语到书面语,并从词性和结构方面对新词进行分析,其中也提到新词的标准是比照《大词典》,反过来对《大词典》也能进行一定的补充.
王丽（2006）用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的方法,以《大词典》为参照,对出现的双音节虚词中新词、新义进行归纳和整理.
牛太清（2007）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考察了《洛阳伽蓝记》的671个双音新词,并且从构词方式、词形和词义等角度为新词归类,还探讨了书中出现双音新词的原因.
此外,是对其他佛典中新词新义的研究.王云路、吴坚（2009）讨论了利用汉语固有语素或词语创造的汉译佛经中的新词新义的途径以及规律,还提出其他造词方法.王云路（2006）通过分析“形骂、仁、卧出、哀音”等词的产生过程,说明了译经中新词新义的产生与中土文献息息相关：佛典新词是运用汉语固有词语或语素构成；佛典新义新用法是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引申或扩展；某些新词往往是汉语固有词语的充分运用.此外劝诫研究者们不应过分夸大早期佛典在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作用.
曹小云、余志新（2008）以及曹小云（2008）对《大词典》中未收录的《摩诃僧祇律》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新词新义进行补订说明以补正《大词典》.曹小云（2013）也考察了20个在《大词典》中未收或始见书时代滞后的佛典新词,并分析其语义及发展.
周文（2009）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例,从三个方面揭示东汉佛典中新词新义与中土词汇之间的关系.周文（2012）讨论了中古时期大量的新词新义,并说明佛教传入促使新词新义大量产生.
另外,郜林涛（2007）、焦毓梅（2006）同样对佛典等的部分新词新义进行了探讨.
由此可见,在中古汉语研究的过程中,佛教经典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与中古时期特殊的语言现象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佛在当时成为主流风气.在佛典翻译的过程中,佛家专业词汇的对译以及佛教宣扬教义和教化教徒的需要,使得大量口语词进入书面语,因此新词新义现象更为突出.
3.新词新义与诗书、史书等文献
刘翠（1994）以乐府民歌为主要材料,将部分汉以后产生的新词,与先秦同概念的旧词进行对比,以揭示新旧词在语义和语法上的区别.王云路（1995）探讨汉魏六朝诗歌语词继承先秦诗歌语词这一特殊来源,以及中古文人诗中新词构成、乐府民歌语言特色.
《颜氏家训》词汇的研究在同类文献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王小莘（1993）的第二部分以《辞源》《大词典》等七部文献及汉代一些笔记文中词和义项作为界定新词新义的标准,探讨了新词新义的生成以及相关的词汇现象与规律.王小莘、魏达纯（1994）探讨了《颜氏家训》联合式双音词中的新词新义及其历史演变状况,并说明此时期的新词以双音词为主要构词形式,新义的派生手段灵活多样.
除了《颜氏家训》外,《太平经》新词新义的研究也较多.王敏红（2007）对《太平经》的疑问句进行研究时,对疑问代词短语如“何者”“何所”“何一”“何得”等也进行了探讨.刘祖国（2008）参考《大词典》考察了“会”“会当”“了”等十个词.刘湘涛（2009）从新生的六个程度副词着手,为《大词典》补苴.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献被选为新词新义研究的材料.
方一新（1998）选取六朝史书中“评”“埤”“逼”“剩”等7个词语的进行考察.
崔泳、苏杰（2002）举例说明西晋陈寿《三国志》以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120多个重言字中涌现的新词新义.
汪维辉（2004）对《齐民要术》中普通词语的新词新义做了挖掘,肯定其对词汇史的研究及辞书编纂修订的功用.程志兵（2004）、程志兵（2005）、张舸（2006）皆以《齐民要术》为研究对象,考察《齐民要术》中的新词新义.
此外,张婷（2006）对《二程语录》、冯青（2015）对《二程语录》和《朱子语类》新词新义的比较等都是在语录文本中解读新词新义.刘祖国（2006）是对（2001）一文中部分词语进行考释,认为这些早在中古时期乃至上古已经出现的词不能算作宋代新词.范春媛（2007）从汉语词汇史角度对《列子》书中的新词新义现象作了探析.王东（2010）亦是从词汇史角度分析《水经注》研究新词新义的语料价值.
张芹在（2015）对唐人刘餗所撰《隋唐嘉话》中的词语进行新词新义的探究,以为汉语词汇史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一定的参考.
4.新词新义与笔记小说
对《搜神记》中新词新义考察的有舒韶雄（2008）和黄斐（2002）.前者是在《搜神记》的“半真”部分对《大词典》失收和未收的新词新义进行补缺,以说明《搜神记》的语料价值.后者以《大词典》和《佩文韵府》为参照,考察了根词词素构词、义位引申构词等五种构造新词的方式.
考察《世说新语》新词新义的：陈颖（2014）考察《世说新语》中新词与旧词的关系,以说明其词汇学和史料学价值；马连湘（2001）说明中古在上古主要构词方式之上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构词方式.
王小莘（2003）以魏晋六朝时的笔记小说谈词义的变化以及一些语言现象.
由此看来,中古新词新义的研究意义重大,不仅能加深我们对古文献的了解与考订,而且对编纂辞书意义重大.在以上论文中,大都以《大词典》为参照文本,并对《大词典》进行补苴.以下论文专门论述语料研究以及新词新义与辞书编纂的问题.
在新词新义与语料研究方面,有以下论文值得参看：
方一新（1996）提到先鉴别东汉时期的语料的真伪,再对语料进行研究,大量新词新义的发现利于辞书编纂.还有张能甫（1990）列举从郑玄笺注中发现的部分新词新义,以唤起学者们对东汉时期语料研究的重视.
徐望驾（2003）从词汇角度考察《论语集解义疏》的真实性问题,其中列举了一些新词.
胡敕瑞（2006）论述了产生于东汉成熟于魏晋的“去”的“往∕至”义的发展变化.吴金华（2008）谈及典故词就是历代文人利用古代典籍中的词语或故事所创的,兴起于汉魏六朝,衰竭于清末民初.
王东（2008）在比较南音北言的基础上,挖掘一批南北文献中的新词语,并说明北方文献中以《水经注》、南方文献以《观世音应验记》为参照.王月婷（2009）举例说明：新词滋生需要改变读音,而顺着本义发展的引申义则不需要.
除此之外,新词新义与辞书编纂关系也是较为密切的.新词新义主要的参照就是《大词典》,这些新词新义对《大词典》可能有补充作用.
王小莘（1997）探讨了因为对新词新义等问题没有深入认识而造成的词书编纂中的种种问题.
徐望驾、曹秀华（2003）从皇侃唯一保存至今的义疏体著作的语料价值分析到著作中的新词新义、佛语词等重要词汇现象.王文晖（2004）从新词“佻脱”的产生、构成词形以及后世流传等方面对词义进行一定的校订.
方一新（2005）考释了中古时期的九个语词,以补正词书.徐山（2005、2006）系列论文考证了《潜夫论》中很多《大词典》失收的并列复词、新词新义以补充后者.此外李素娟（2008）以《南海寄归内法传》为例,考证了《大词典》迟收的新词新义.王云路、徐曼曼（2011）从三个方面讨论《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语言学价值,其一就是出现大量的新词新义.
李明龙（2011）介绍了中古汉语中通过改换同义语素来构成新词的构词方式.曾柱（2011）提出区分“旧词新义”“同形新词”和“新词形新词”,并讨论新词语词典编纂的一些问题.
吕晓玲（2012）将《盐铁论》与《大词典》比对,考释了后者所迟收的新词.郭飞飞（2013）以《大词典》为参照,对《大唐西域记》中新词新义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段继绪（2014）从《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新词新义中择取数据,对《大词典》中失收的词进行补充.张鑫媛（2014）也是对《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大词典》失收的词条、阙失的义项以及晚出的书证的补充.
就所总结的论文资料而言,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研究材料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重心由史书、诗文、小说之类向佛经、道藏、杂书、碑刻文献等转移.并且随着后者的研究越加深入细致,系统性也更强.从《洛阳伽蓝记》的研究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三、中古新词新义产生的原因
产生新词,是为了记录日益丰富的新生事物,为了准确地表情达意.新兴事物越来越多,需要更加细致地加以区别.新词与新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需要的产物.
新词新义的产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的发展以及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生活进行积极反映、回馈.如王云路（2010）所说,“襖（袄）”是中古时期产生的新词,指的是有衬里的上衣；因为产生“襖”这一新生事物,因此语言中也产生对“襖”的表达.佛教词汇进入语言也是这样的.
其次,是语言使用者对词汇的影响.譬如佛典,需要翻译的需求对译者有严格要求——对两种语言以及佛教教义的熟练掌握缺一不可,再者翻译者的个人偏好问题以及佛典语言的适用性要求.为了宣扬教义,获得更多教徒,讲经者都是述诸口头讲经,这就需要较为浅显的、口语的表达；这也是佛典常具有口语化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词新义的产生更是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语言的本质是人的语言,为了适应人的生活与表达需要,双音节化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方言词汇的进入也会影响新词新义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不管是哪一种因素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总是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词汇的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古汉语的新词新义的研究成果很丰硕,但不可否认,依然存在着问题；王云路、黄沚青（2012）（以下简称《研究综述》）也提到不少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语料范围应扩宽
从以上论文著作选择的语料可看出,研究语料主要集中在一些传世名篇上.选择语料的标准虽暂时没有确定,但总体说来是较为窄的,尚待考证校订的语料较少涉及,部分语料更是无人问津.王云路等认为从汉语史角度研究中古注疏的,尚不多见；对注释以及笔记中的中古词语应该在考证辨析的基础上梳理发展脉络；另外,还要重视出土文献以及域外汉籍.
2.思路方法应该多样
王云路等认为,首先,以往研究的方法都过于单一,尤其是缺少演绎推理和理论阐述.在《研究综述》中特别指出探讨新词新义时,不应该局限于与《大词典》的比照,还应对产生新词新义的动因进行探讨.
其次,综合性研究较为薄弱.比如在考察某一文献的新词新义时,还应加入同时代同类型的语料研究,以及结合周边的方言材料以及出土文献等等进行综合研究.
最后,跨学科综合意识不强.研究中古汉语新词新义时,不仅仅要研究佛家经典等的新词新义,还要把握经济立法、天文地理等等专业词语中的新词与新义.
3.要求创新
笔者认为：讲究创新的关键在于对待语料的态度.研究词汇虽然要在语料可靠的基础上进行,但不仅仅只是这样.流传至今的中古文献有真有伪、有粗有精.在研究时,当研究材料可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加以利用进行研究；当材料不那么可靠的时候,研究过程也是一种对材料的探索,不应完全否定这种过程.此外,研究还应立足汉语史,最好是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中进行.
4.不能陷入两个极端
在语料的选择上,不能走两个极端.重复角度与立意研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对极为孤僻的文本的牵强附会的研究,材料堆积以及剑走偏锋的孤本研究,对于学术发展都极为不利,应该避免.此外,很多研究成果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完不成的,需要团队合作,在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研究上也应如此.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4CYY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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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诗纯 湖南长沙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41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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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新义：传承蒲松龄
聊斋新义传承蒲松龄文化不灭,聊斋不覆 古典小说生命力持久不息的有很多,但似乎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那样,至今依旧在被模仿、被继承,依旧在民间流传 张炜说“人人都相信蒲松龄他老人家记下的那.
新媒体背景下汉语新闻英译理论
随着我国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以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再一次被第五代新新媒体所超越,例如移动电视、数字电视、博客、播客、微信、微博、手机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汉语国际传播的新媒体平台运用
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汉语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一）汉语传播发展不均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南亚诸国的孔子学院（课堂）数量最多,汉语传播效果最好,.
新主席吴敦义会是国民党的未来吗？
文连子岳5月20日晚,吴敦义以52 24得票率的巨大优势,在首轮中直接当选国民党新任主席,任期将至2021年,而现任主席洪秀柱得票率仅有19 2 在蔡英文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一周年之际,69岁的吴敦义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