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19121937）,该文是关于民国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和民国时期和19121937和初探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民国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民国时期的江南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摧残,也正因如此,江南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最兴盛的地区.在诸多慈善组织中,苦儿院作为一支不起眼但却必不可少的力量在江南地区遍地开花.其中,苏州苦儿院和上海广慈苦儿院成绩最为突出,为贫儿、苦儿收养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面临着战乱、经费诸多困难的影响,苦儿院从慈善家、商人、政府等处筹集善款,同时依靠自身力量赚取经费.苦儿院继承了传统善堂、善会中独立的特点和救济的职能,又以教养兼施的特性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关键词：苦儿院；民国时期；江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5、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2-0033-07
引言
在近代中国,上海、苏州等地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较早接触到了西方事物.江南地区教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上海的租界背景也是的沪上成为华洋交流的主要场所之一.这些地方的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也相应地成为了史学界慈善史的研究重点.苏州慈善是慈善史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多有研究.①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慈善史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许多不被重视的档案和史料被频繁挖掘,大型的慈善组织也纷纷得到考察,区域慈善的研究范围更是遍及全国.在这样的境况下,一些规模较小却相当实在的慈善机构需要得到关注.这种机构或许结构单一、规模较小,但考察其建立、运作,却能够窥探到当时民间慈善的细节.笔者将以民国前期（1911-1937）江南地区的苦儿院为范本进行考察.
苦儿院,与其相近的名词还有惰儿院和贫儿院,其职能主要是以收养贫困儿童,并教以谋生手艺或知识.类似的组织并非民国时期才产生,如宋朝有设置的养济院,清朝有惰儿院这样的机构.这些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社会,却很少被人注意到.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这类机构由于职能单一、组织分散,最多只在文章中一笔带过.如陈旭东在文章中提及的张謇于1912 年创建的狼山盲哑学校,仅仅只是简单一提,更深入的细节很少.[1]（P54）又如冯筱才的文章中明确提及了苏州苦儿院,但也仅仅只是将其作为职能单一的慈善机构的代表而已.[2] 比较贴近的是赵莹莹的《上海慈善教育事业研究（1912-1937）》,其文章将1912 至1937 年方方面面的公益教育机构的大致情况梳理出来,涵盖了妇女教育、儿童教育、乞丐教育等部分,成果规模巨大但是细节不足.[3] 苦儿院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却尚未有专文论述.到了民国时期,西方慈善观念和组织进入中国,慈善机构在以上海、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大量生根,战地救护、医疗救济等慈善机构大量出现,再加上传统的义赈类机构,苦儿院更难吸引到大众的注意力.苦儿院往往经费不充裕,无法带来强大的社会效益,但研究苦儿院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挖掘民国江南慈善事业的细节.在考察这种机构之前,摸清当时江南的慈善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一、江南慈善环境与苦儿院兴起的背景
研究者们习惯从文化传统、经济地位乃至慈善人才、宗教传播等角度分析江南的慈善传统,比如苏简亚从历代慈善情况和苏州的经济地位阐述了苏州慈善发达的原因；甄杰也从江南慈善公益的实践风气、西方教会文化的传播及江南地区吴文化的熏陶等角度阐述了苏州商人慈善精神的来源.[4] 自然环境因素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并非无处可查,在周秋光、曾桂林、陈旭东等人在文章中都曾对这一因素对慈善的影响作出阐述.上述研究者不仅用详实的史料佐证了近代灾害频发的事实,还细致地对各种自然灾害进行分类,如周秋光就重点对中国近代水灾的危害进行了阐释[5].但是上述研究者提及自然灾害的语境范围是“全中国”.近代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地形复杂多变,任何自然现象都不能一概而论地套用到所有地区.王俊在研究中列举了民国新疆的慈善形势,其中自然灾害也是重要的一点[6]；在王莎莎的明清山东慈善研究中并未提及自然灾害的因素[7],但赵士文的研究却佐证了清代山东灾害频发,尤其水旱灾害盛行.[8] 在这内里展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近代慈善逻辑：一个地区可以孕育出成熟的慈善组织,未必因为该地区经济发达（如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是一个地区慈善组织萌发的催化剂,而社会经济条件和社团组织可以依靠诸如传教士、外部团体的因素补足.而民国时期的江南,具备慈善重镇产生的自然因素.
江南地处中国季风区,气候受季风影响巨大,灾害天气频发.民国时期,1934 年和1942 年的苏州均在夏季遭受到了严重的旱灾,物产丰茂的太湖流域水源缺乏,极大损害了农业生产；雨涝灾害则更为严重,1931、1939 和1941 年则遭遇了严重的夏涝.这种旱涝并行的状况是季风区边界气候的一大特点.[9]（P204）历史上的江南自然灾害频发,是一个饱受灾害摧残的重灾区,这一因素使得江南具备发展慈善事业的潜力.民国时期的江南面临的灾害形势更加严峻,除了天灾之外,人祸对社会的摧残进一步助长了灾害肆虐.原本频发的涝灾在水利设施残破的情况下更加具有威力,给苏州生产带来了更大的摧残,如近代日军在水系周围构筑工事,最终在1949 年爆发了破坏力极强的水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除了自然灾害之外,战争和疫病也是近代江南慈善面临的主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苏州防疫工作形势严峻,各种疫病流行,其中霍乱以强传染性和高死亡率最为出名.1911 年至1949 年,苏州共爆发过13 次霍乱,其中死亡率最高的一次是1942年,据统计达到了44%,死亡294 人.[10]（P1069-1070）而1936 年的霍乱则是发病人数最多的一年,感染高峰时,一周内患者增长2000 余人.防疫知识的缺失加上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很多民众不愿意主动接种霍乱预防针,这给防疫工作带来许多难度.除了霍乱,肺结核、麻疯病等疫病同样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安全.
防疫机构的缺失、社会的动荡加上技术力量的缺乏,使得民国时期的江南常常处于疫病的摧残之中.民国时期,民政局、局、卫生院、日伪防疫委员会等机构先后接管过防疫工作,主要作为是接种牛痘和注射霍乱疫苗.但从史料看来,这些机构作为甚少,疫病爆发时多依靠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的救助.[10]（P1069）
民国时期连年战乱也对江南慈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4 年江浙军阀交战,苏州慈善家和慈善组织积极开展收容工作,大量伤兵和妇孺的性命得以保全.1925 年,组织收容所,并且向社会补助粥米.直至八一三事变后,慈善组织依旧坚持救助和救援活动；至抗战时期,慈善组织活动转移至地下.
连年的灾害和战乱产生了数量庞大的难民和无依儿童,在这种情况下,苦儿院、贫儿院等组织纷纷建立进行收容.在以往的研究之中,由于职能单一、规模较小、不成体系,苦儿院向来不受到重视.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对民国江南具有代表性的苦儿院情况进行勾勒.
二、江南地区苦儿院的建立与资金来源苦儿院一般是由个人或慈善组织建立,资金来源一般是发起者出资或集资.如1912 年4 月,苏州苦儿院建立,是江南地区建立较早且影响较大的苦儿院.当时的媒体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上海赤十字社,在苏州原设有分医院一所,现因南京战乱后,所收贫苦小孩甚多.由马湘伯先生与赤十字社主任杨君沈君等,商办惰儿院后,由该社筹款开办……又经庄都督定名为赤十字社苦儿院……不日择期行开院礼.[11]
报道中所提及的马湘伯为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沈君即沈季璜,是有名的资本家；而杨君则为著名学者费孝通的舅舅杨天骥,是苏州地区的文化名人.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著名教育家,更是报道中提及“赤十字社”的发起人之一.此处需要明确的是“赤十字社”这一概念,其常与、赤十字会这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即便是在媒体上也常有错讹.上述三个组织中,乃是浙江著名士绅施则敬于1904年在上海创立的；而赤十字会则是1911 年10 月8 日“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因川鄂战事,发起中国赤十字会赴两地救疗受伤之人.”[12] 至于赤十字社,这一组织为人了解较少,乃是胡二梅（胡琪）在上海发起创立的组织.胡琪是民国时期上海的文化名人,有过旅日经历,频繁出现于各种慈善活动之中.赤十字社最初名为赤十字会,后因怕与张竹君的赤十字会混淆,因而“公议本会更名赤十字社,以免混淆.”[13] 相较于和赤十字会偏重救死扶伤的工作,赤十字社更加注重社会公益慈善,苦儿院就是该组织的重点项目.另,在近代报刊的报道中,日本的组织同样称赤十字社,二者常有混淆,需加以区分.报道中提及的人士均是在江南慈善界相当活跃的名流,他们创建的苦儿院虽并非首创,但依旧在苏沪等地引起强烈的反响.苦儿院开幕时盛况非凡,“军警商学各界,暨社会各团体中西男女来宾到者不下千余人”[14],足以显示几位发起人和赤十字社的号召力.也正是在苏州苦儿院之后,镇江、上海、扬州乃至皖省纷纷创设苦儿院,救济贫儿的风潮忽然兴起.
相较于苏州苦儿院的慈善渊源,上海广慈苦儿院的发起则显得势单力薄.广慈苦儿院是1916年由江苏水警第二厅第一专署署长沈葆义在上海西部闵行镇发起建立的.当时《申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沈创办苦儿院的事宜占据了巨大的版面：
江苏水警第二署长沈葆义发起在闵行镇创设广慈苦儿院,收养贫苦无告儿童,创办经费由沈独立担任……专收贫苦儿童,授以自能生活之知识技能,俾其将来不致习于游惰. [15]
苦儿院的筹划、创办一共经历了两年,自1916年发起,至1918 年1 月落成开学.广慈苦儿院的创建者沈葆义,本名沈梦莲,历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特别包探长、飞划营水师管带等职务,经历过社会的动荡,认为“地方无业者多由于幼时失教之众”.[15] 而创办苦儿院有利于吸纳社会闲散人员,维护社会稳定.创办初期,广慈苦儿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沈梦莲承担.
可以看出,两所苦儿院的创办初衷虽然略有差别,但都是为了担负社会责任.二者的经费来源也有不同,但反映的却是民间资金主导创办的情况.而在镇江,苦儿院的创办则牵扯到了另一股势力,即明清时便已出现的教会.据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扬子江流域水灾又起,”为了救济、收容灾民,美国纽约基督徒在华创建的报馆“委托在华教士,普遍救济,并在皖赣镇江等处,创设孤儿院二十五所.”[16]（P23）后来安东再度爆发水灾,报馆再设一座孤儿院,与安东孤儿院合并,成为了后来的镇江苦儿院.教会慈善是近代中国慈善的参与者之一,在苦儿院的创设也有他们的影子.
经费是慈善机构运作的原动力,只有充足的经费才能够支撑起慈善事业的发展.苏州苦儿院的物资来源主要是依靠社会捐款、发售得物券、拍卖珍品与手工艺品和政府补助.虽没有确切地账务记载流传,但依照记者采访,捐款者“皆沪地富厚丝商,有刘翰怡先生者独资担养百余人,年助万金.”[17] 刘翰怡乃是近代藏书家、刻书家刘承干,以一己之力承担百余人生计.从苦儿院记载的资料来看,刘翰怡一人的捐款数额就超过了当年财务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江苏省民政厅拨下的数额仅仅只有1200 元,是刘翰怡捐款的六分之一.[18] （P158）另外,政府在拨款置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苏州閶门外广济桥有一处盛宣怀所建立的贫儿院旧址,此处房产被拨给了苦儿院用以扎根.苦儿院花销巨大,平均每位学生每年的教养费约80 元,因而院方时常财务紧张.因此,在收留贫苦儿童、教授技艺之余,苦儿院还采取措施补贴经费.除了出售手工艺品、承办各种社会活动与集会,苦儿院建立了一支军乐队.这支军乐队频繁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名流人士的喜丧典礼或寿宴、节日庆典等,每次演奏收取50 元费用,用以补贴苦儿院经费.[19]（P159）
除了日常花销,帮助苦儿成家立业、走向社会也需要大笔开支.凡是从苦儿院毕业的学生,“每生拟给以百五十金,即为其成家立业之基金.”苦儿院的日常活动还有参与举办义赈会（如筹备1923 年春赈游艺会）、为受灾地区募捐（1917 年筹募顺直水灾振捐）、开展探望会等等,这些活动的举办也需要为数不少的经费.
与苏州苦儿院不同,在募集资金这件事上,广慈苦儿院的措施更加现代且复杂.在一份报纸上刊登的“广慈苦儿院发售书画赠券”的启事中,江南地区广为践行的书画慈善会的具体内容得以为后人所知.苦儿院收到社会各界的书画捐赠,“所有赠品由绅学各界捐助家藏珍品,并京沪书画家捐助之书画,”并将每幅书画编号,“额设四千号,每券售洋两元.”[19] 由社会各界人士认购书画券,从而获得相对应的书画赠品,而资金则全部捐给苦儿院以充经费.民国时期,江浙沪慈善界活跃的文人雅士颇多,上文提及的赤十字社会长胡琪、副会长杨天骥均是文化名流.这些人或许本身没有万贯家财,却有足够的文化号召力.他们成为民国时期江南慈善界一股独特的力量.相比之下,镇江苦儿院的经费来源显得贫乏很多,“一九一八年以前,概由基督报馆担任,”[17]（P23）后由经营者接济,乃至于一度潦倒关闭.
巨大的花销也让苦儿院入不敷出,即便是政府补助,有时也难免打折发放.如1932 年上海县政府财政赤字巨大,“所有各慈善机关补助费,按照二十年度概算,八折发放.”苦儿院花销巨大,以至于有些社会人士有心无力,书“为八百孤寒而请命”,文中提及沈葆义“捐地造屋煞费苦心,规模宏大,实事求是.”然而“后继为难,岁计约不敷五千余金.”[20]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沈葆义将自家地产“三千三百余亩匀作三股,一股拨捐院有.”
同时,苦儿院探索出了一条别致的创收道路.在沈葆义的带领下,苦儿院悉心经营,将其包装成为闵行镇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广慈苦儿院的菊花会.苦儿院儿童与职工利用课余时间栽种菊花,并在每年秋季开设菊花展览会,“并有京剧、魔术、影戏等种种余兴日夜开演.”[
在菊花会上,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设立分售处,并将收入捐给苦儿院充当资金.开办展览会“以娱来宾,并筹经费”,这种方式不仅使得苦儿院有了经费来源,更使其名扬沪上.苦儿院甚至已经实现了园林化,成为闵行镇独特一景,时人称广慈苦儿院“为慈善机关中之巨擘,规模宏壮,组织完备.”[23]
在江南地区的诸多苦儿院中,民国八年由潘怡然建立的皖省苦儿院的财务记录有助于后人了解苦儿院的财务细节.民国十年至十三年,皖省苦儿院新收经费40302 元7 角9 分9 厘,其中“经常费”占25870 元7 角3 分9 厘.[24]（P65）“经常费”的主要来源是安徽省长公署、安徽财政厅及省会厅,捐款反而占据的比例较少,这与苏州苦儿院、广慈苦儿院并不相同.鉴于皖省苦儿院院长潘怡然有入仕经历,建立苦儿院乃是宦海生涯之余的事业,大量的捐款在苦儿院中不具备代表性.1921 年至1924 年,皖省苦儿院的财政支出略大于新收,是诸多苦儿院中少有的赤字不突出的案例
三、江南地区苦儿院的实践及其特点
苦儿院的管理体制一般是董事会制度,如广慈苦儿院,“沈先生为监督,李英石为董事长,庄式如为院长,职员十余人.”[25] 苦儿院在人事上的自由程度尚不明确,但在一些章程的变动上,还需要上报政府机关备案.但在日常活动中,苦儿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民国时期的苦儿院具备教学资质.由于时局动荡,苦儿院常常不得不接纳大量的儿童.苏州苦儿院在发展初期的规模便已不小,“约有男学生二百人,女学生二三十人.”[26] 这些无依儿童“大都鼎革时死伤兵士之裔”[27],乃是动荡社会的切实反映.苦儿院虽然建立时间不久,但已经名满江南,“西人之游吴者必一往观之.”苦儿院占地约三四十亩,建有工场、寄宿所.至1923 年,操场等设施已经完备,苦儿院也因场地的便利多次成为大型展览的举办地,如1929 年苏州国货流动展览会、缉私营会操等.
苏州苦儿院的社会定位介于福利组织与学校之间,不同于现代的福利院,它具备一定的教育能力和资质.苦儿院常年与诸多学校联合举办活动,同时,还以教育机构的名义参与江苏省职业教育谈话会.苦儿院采用了“半日读书,半日习工”的教育模式,学制为六年,苦儿院的学生在前四年学习文化课知识,后两年学习工艺技术.[28] 文化课程覆盖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还从南洋公学请来教习教授英文课.除了正常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是苦儿院的重点,家具木工、皮革制造、藤器竹器这三门技术是工艺课的内容.至1917年时,苦儿院还培养出了多名机织技工,并且还在凭借工艺品在1915 年巴拿马赛会获得奖励,可见其技术教育有一定成效.
在生员收养与教化上,广慈苦儿院与苏州苦儿院并无太多差异,院内收留苦儿约一百五十人,“分配入竹工、木工、缝工、织工等工场实习,并教以书算.”[29] 除了授艺之外,苦儿院还有参观旅游等活动,配备的军乐队也经常出现在上海各大活动之中.广慈苦儿院成绩卓著,至1932 年,“贫儿、苦儿服务于社会者不下千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教会背景,镇江苦儿院“无论男女学生,均系半日作工,半日读书.”[16] 教会学校向来有破除“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苦儿院这种具有办学性质的机构同样继承了下来.在思想变革方面,教会慈善机构有不可取代的积极意义.
苦儿院的工作人员也是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下表是皖省苦儿院和苏州苦儿院主要的工作人员：
从上表可以看出,苦儿院的人员设置主要包括行政与财政、教学、内务三大板块.其中,教学又分位文化课教学和技工教学.半日学习、半日习工的制度在苦儿院中广为推广,从两所具有代表性的苦儿院的人员设置中可见一斑.
依靠自强的精神和社会各方的援助,苏州苦儿院取得了微弱但却不容忽视的成绩.至1931 年,“历届毕业生服务于各界者达数百人,均能自立谋生.”[32] 广慈苦儿院也成绩卓著,至1932 年,“贫儿、苦儿服务于社会者不下千余人.”[33] 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中心之一,受这样的环境影响,苦儿院同样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之中.1920 年,广慈苦儿院申请加入上海童子军联合会,并“创设童子军团,送到简章名册.”[34] 在五四运动之后,上海等地商户参与罢市,苦儿院众人“均执国民旗,并民意战胜、恢复原状等旗游行街市.”[35] 在上海高歌猛进的大潮中,苦儿院也参与到了社会活动的浪潮中.
虽然苦儿院力量薄弱,但这种精神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不过这种精神很快也就泯灭在了战乱之中.抗日战争期间,江南地区迅速陷落,苦儿院由于资金匮乏而不得不停办.抗战胜利后,苏州苦儿院改办为私立念达小学.和苏州苦儿院的命运不同,进入抗日战争,广慈苦儿院依旧能够收到社会救济,并未泯灭在纷乱的战火之中.
作为一种收容、教化类的慈善组织,苦儿院绝非民国时期首创,也并非唯一具备此职能的慈善组织.由于资料缺乏等问题,对比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同类型机构有一定困难.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不论是江南还是北京,苦儿院、贫儿院乃至贫民习艺所等类似的收容机构在设置思路、管理上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如熊希龄在北京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也遵从了“半工半读”的思路,有志进修的毕业生同样有机会深造.[36] 这也是近代新型慈善发展的境况下,慈善机构创办和经营思路逐渐专业化和趋同化,如“教养兼施”几乎成为此类慈善组织的共识.相较于同时代的对比,梳理历史上同类型的慈善组织并对比其特点似乎更有意义,更能凸显近代慈善的特性.笔者在此简单回顾历史上主要的同类型组织,并作一对比.
历史上出现的收养类慈善机构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官府主办的救济、收养机构,如南宋、元、明时期存在的养济院；一类是具备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包括佛教、道教和后来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所创办的机构；另一种则是善会、善堂,即梁其姿所言“不属于宗教团体,也不属于某一家族,是地方绅衿商人等集资、管理的长期慈善机构.”[37]（P1）这三类慈善组织对中国慈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传统慈善.笔者将从几个角度考察传统慈善机构与民国时期江南苦儿院的差异,换言之,即是考察苦儿院的时代性.
首先,苦儿院的规模往往很小,一般都维持在百人左右,其中皖省苦儿院的规模达到了300 余人,在苦儿院中属于个例.苦儿院广泛分布于江南地区,苏州、扬州、镇江、上海、皖南等地都有著名的苦儿院.据统计,单单上海地区的儿童教养机构至少有11 所,皆是创办于1911 至1937 年,大部分都是以贫儿院、苦儿院、孤儿院为名.[38] 江南地区之外,著名的苦儿院不多,陕西耀县等地也有设置.
从创办角度而言,苦儿院的创办具备了民间创办、教会创办的特性.民国时期同样有数量众多的寺庙创办的收容机构.与传统慈善不同的是,苦儿院与发生的牵连较少.在苦儿院的创办、运营中,政府既不能成为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也不能成为苦儿院的首要管理者.迫于财政压力,政府拨给各机构的善款数量有限,如每年赤字接近五千金的广慈苦儿院,江苏省提供的仅仅是“补助三千元,分季领.”[39] 但凡大型的慈善组织,都是由慈善家或文化名流奔走组织,政府仅仅是事后予以承认,如胡二梅创办数年的赤十字社,至1912年才由临时政府内务部批准创办.[40] 传统慈善环境中,社会资金由政府引导,慈善组织的创立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这与民国时期的慈善环境大不相同.
就运营理念而言,苦儿院与传统慈善机构也多有不同.单就苦儿院的前身栖流所讲,其主要职能是收留乞丐,“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递回原籍安插,其馀归入栖流等所管束.”[41]（P3482）栖流所有着控制流动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等诉求,虽然行使着收容的职能,实则还担负着监管的责任.至于近代,“养教兼施”观念才流行起来,贫民习艺所和苦儿院也得以产生.而传统慈善机构则是有明确对象的单纯救济.虽然有教会指导创办苦儿院的个例,但从苦儿院普遍的课程设置来看,文化素质与手工技术才是此类机构所认为的必须的素质.此外,苦儿院教学、后勤、行政三大部门俱全,与当代学校部门设置已相差不远.
就慈善诉求而言,苦儿院的建立早已摒弃了明清善会、善堂中弥漫着的儒家道德约束和“积阴功”①的风气.如专供寡妇守节的清节堂,既免去了妇女的生计之苦,也使妇女在主观上满足了守节的需要.但从客观上讲,这体现了儒生道德语境下的性别观,而这种性别观在当今民国时代至当代的视角下无疑是滞后、腐朽的.如前所述,苦儿院的建立完全是民间力量自行聚合的结果.在大灾大难发生、社会剧烈变动后,苦儿院的数量便会增多.在社会稍显平稳的时候,苦儿院同样能够收养、教育贫民家庭的子女.这种专门化、去道德功利化的慈善是民国时期苦儿院进步性的体现之一.
最后,从思想进步的角度来说,苦儿院及相关的慈善机构有助于推进人民思想进步及社会风气改善.部分苦儿院及收养教育机构有基督教背景,其在破除如男尊女卑之类的旧思想有一定的功绩.同时,在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中,济婴、济贫和济鳏寡是救济事业比较重要的版块,针对贫苦青少年的慈善机构是一大短板.在溺婴、弃婴等陋习慢慢被摒弃的近代,收养教育类的机构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短板.如赵宝爱所研究,民国时期慈幼事业的一大突破,是从法理上确定了儿童的权益.[42] 而蔡勤禹的研究则认为,培养人格健全的人是儿童收养、教育机构的原则.
总而言之,苦儿院传承了部分传统慈善的特征,它规模较小、却遍布江南地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传承了明清时期善堂独立的特征,同样是社会资金聚集的产物,却很少受到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苦儿院以其收养机构和教育机构兼备的资质为社会培养人才,并从源头上减少了社会流动人员,从侧面维护社会稳定.与明清传统慈善机构相比,苦儿院去除了那些道德功利的部分,对待接济对象也少了道德评判的角度.苦儿院的创办者们为了支撑这份事业,不惜变卖家产、抵押宅地,如熊希龄和沈葆义.这种单纯、直接的慈善观念和务实、踏实的慈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了民国慈善风气的一个侧面.
结语
民国时期,在江南地区逐渐兴起的苦儿院、贫儿院中,苏州苦儿院和上海广慈苦儿院因其创建较早、经营状况良好、成绩出色而影响广大.在其后,镇江、扬州、皖省等地也前赴后继地创办了苦儿院,有的也取得了不菲成绩,但却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解散,如镇江苦儿院.苦儿院的力量虽然衰微,但却是当时慈善风气的一个体现,它是近代慈善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是如火如荼的民国慈善事业最具象的个体.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慈善组织来关注生存在角落的弱势群体.苦儿院等机构虽脱胎于传统慈善组织,对现代慈善仍旧具备教育意义.在大型慈善组织相继创办的时候,苦儿院的创办者们脚踏实地,在客观上集微小之力,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在物资、组织都空前发达的现代,这或许是创办慈善机构需要借鉴的经验.
此文总结，此文为一篇关于民国时期和19121937和初探方面的民国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民国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民国时期各国退还庚款经过
庚子赔款是1900年 （庚子年） 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11个国家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 辛丑条约 中规定的赔款 赔款总数达4 5亿银两,分39年偿付 加上.
民国时期的遗产税征收为何几度搁浅？
本杰明兰·富克林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税收与死亡 ”有人把这句话延伸了一下“当死亡遇到税收,遗产税就来了 &rd.
民国时期的北京交通
1913 年民国北京政府进行的人口调查显示,北京有居民20 多万户、130 多万人,交通工具仍以传统的骡马、马车、轿子、人力车为主 根据1932 年的调查,北平市有自用马车100 余辆,营业马车200.
触目惊心：民国时期的活动
缘由之一政治谋杀民国时层出不穷的事件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要数政治谋杀案 其中,又以宋教仁和邓铿……的被刺身亡影响最大 宋教仁被杀案1913 年3 月20 日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