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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日常与传奇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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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6日星期六晚上六点,注定了是一段我无法遗忘的时光!我的无法遗忘,不是因为我在这特定的时刻经历了什么,恰恰相反是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一次相聚,这次失去的机会在我的生命中再也无法追回,在现实时空中无法重聚……

起初,这个日子只是沉睡在我的岁月中,幽静而寻常,像许多我无法标记的日子一样,像大海的潮水中无数的泡沫,我无法辨认其中的一个.自从这个日子被她选中,它就变成了黑暗的海面上一个闪烁的亮点,当我正要靠近它的时候,它又漂移了.那个日子当然如期而至,又如潮水般漂流而过,只是在我的生命中,它承载的内容决然不同.

李子云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最钟爱的侄子“小老虎”对她说出了全家人共同的心愿:要为她做一个八十寿辰,让她再邀请一些亲近的友人.她想先邀请在上海的熟悉而亲近的女性朋友和家人在一起,这样大家可以随意而轻松祝贺她的寿辰.于是她选定了6月6日星期六晚上六点在华侨饭店请我们相聚她的寿宴.

我当然欣然答应,心里犹如细雨呼喊的湖面感慨万千,时光真的飞逝如电,子云老师也年近八十了吗?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清亮而动听,打起电话来还是可以聊很久,以前我们经常打很长的电话,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灵是近来,常常会聊身体的状况了,到底是上了年纪呵,只有健健康康才是一身轻松.

我想好了,这次我不带鲜花和茶叶之类人人都可以相赠的礼物,一定为她准备一件她在日常生活中很需要的衣物用品,我知道她是很讲究衣饰的,但她现在已经不方便独自逛商店了啊.

6月5日早上八点多,家人告诉我,昨晚李老师来过电话,让我在晚上九点之前,或者是明早一定给她回电.我马上拨通了李老师的电话.她正准备去医院,因为这几天她身体不适,伴有低烧,她想去医院检查身体,李老师对我说:“非常遗憾,看来明天晚上的聚会只能改期了,我也不想改呵,所有的人都通知了,大家都安排好了时间表示要来的……”

因为在报社的工作很繁忙,近一年来我和李老师只是常常打电话,我们也有半年多没见面了,我对李老师说:“我也很想见到你的,不过,没有关系,当然是你的身体要紧了,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反正都在上海,再约一个时间见面也不难的.你今天检查好了,就回家吗?”“也许我会在医院住几天,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低烧,要等检查结果都出来,估计我今天不能回家了.”

这些对话我们都是以轻松平常的语气说的,因为李老师只是身体不适,并没有严重的病情,而且她以前也会去医院看病,或者是住几天医院,而且在住院的时候,她还会向医生申请要回家过周末呢,有一次,她是为了接待海外的朋友来上海而请假的.我不觉得她这次去医院和以往的看病有什么不同,大不了就是在医院待几天,然后就回家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接着我会一再重复地叮嘱李老师,而且是以那样非同寻常的语调:“李老师,你检查好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一声啊,不然,我会心里急呢,我会不放心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会对她重复两遍,为什么我’的声音会哽咽,为什么我放下电话,已是泪水盈眶……我真的对自己不由自主的言行感到奇怪,我在心中不免自责,我怎么会这样脆弱,这样可笑,李老师去医院检查身体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这样大惊小怪的不是给她轻松,而是让她沉重呵,我真是的……

我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和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这就是我和李老卿的告别,是今生永远的告别啊!

周六,我打她家里的电话,果然没有人接,她一定留在医院里了,周日又打她的电话,终于有人接了,是她的弟弟,我询问了她的情况,病情不重,但还是需住院治疗,观察几天,我请他转告李老师我的问候.

因为家人也觉得她病情平稳,我也就没有想到要去探望,以往李老师住院也不让我们去医院探望,她会说:“我马上就出院了,还是到家里见面吧,在医院能说什么话……”现在想来,那是她的洒脱,也是她对我们的关爱,她只想与友人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周一晚上,我离开上海到南京参加友人的一个画展,周三早上九点前,我已经赶到南京的火车站准备坐动车回上海.打开快要没电的手机,飞来两条短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李老师已经在6月9日的凌晨,辞别这个世界,离我们而去了……

短信是以医学鉴定式的文字告知我这个难以接受的消息的.

窗外依然是初夏灼热而耀眼的阳光,而我却感到浑身冰凉如同被凛冽刺骨的寒风围剿着,我的心根本不能接受这个过于意外、过于残酷的事实,李老师没有任何致命的病情啊,她只是去医院检查低烧的原因,怎么会在几天之间发生如此惊人的逆转,让我们天人永诀的呢?真的是回天无力,真的是谁也不能跨越生与死的界限!没右任何言辞可以描述,或者缓解那种疼痛和绝望,面对生死,我们如此无助,在陌生的人流中,我泪流满面……

坐在动车上,列车飞驰,我仿佛坐在时光的传送带上,在心里回放着我和李老师交往的一些瞬间和细节.

早在80年代,在我的大学时代,我就读过她的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在我的想象中,她和她笔下论述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所以在我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工作的第一天,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办公室里见到李子云老师,真是意外的惊喜!

那是1992年一个阴云厚重的冬日,评论家程德培为我们做了介绍.因为我的手冰凉,迟疑着不敢伸出来,她抽出插在羽绒大衣口袋里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寒冷、拘谨和陌生一下子消失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想来,这也是一个特别的缘分.

此后她有事会到作协来,我也因杂志的工作到她家去做过访谈,渐渐地和她熟悉起来.李老师很健谈,她思路敏捷,丰富而不失细致,宽容而不弃原则,尖锐中不乏理解,她对作家和作品始终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而不受当下潮流、知名度与职位高低的影响;她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始终以文学的审美标准为尺度,而不是个人的情感与好恶.这对一个与当代不少知名作家都是朋友的评论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的话题非常广泛,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坛现象,也可以是知人论世,衣食住行,最让我觉得难以替代的是,我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全无辈分、年龄的隔阂,我们交流的快乐不在于观点和看法的一致,而在于坦诚相见,理解对方的看法,还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看.

李老师注重生活的品质,我去看望她,有时在她的家里,素瓷清茶相待,在酽酽的茶香中,我们便海阔天空地闲聊,有时约在一家环境幽静的饭店,我们一起享受美食,边吃边聊.当然我们最常规的聊天方式,还是煲电话粥.李老师的友人很多,有时候我电话打进去,她会说:“我刚刚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累的呀……”她一边愉快地抱怨着,一边还是兴致很高地和我说话.

李老师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她的人生就在中国跌宕起伏动荡变幻的现当代历史中展开,我知道,时代的风云激荡在她的人生中掀起的一个个波澜:40年代,她青春年少,心怀理想而投身革命;50年代,她意气风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努力工作;60年代,她遭遇磨难,历经政治的风云突变,体验曲折人生;70年代,她磨砺自省,在逆境中思索时代走向与个人命运;80年代,她重新出发,打破禁锢,挣脱僵化,追求文学新鲜的生命和未来…-

我知道,她,一个人,也体现着一代人,承上启下着两个时代;见证着中国现代史上两个三十年的沧桑巨变;见证着文学在历史蜿蜒的岸边激起的一阵阵浪潮;参与着新时期文学冲破异化与僵化的禁锢,告别的模式后毅然地前行.

经过十年低回中的沉淀,曲折中的思索,1979年李老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在历史和文学转折与演进的风口浪尖上,李老师沉着而坚定地亮出了自己的声音,清算僵硬的的观念,留下了白己的思想.关于琢代派文学的讨论,关于寻根文学的意义,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开拓中,在新时期文学跨过的一个个关隘中都有李子云老师的身影.经历了60年代、7()年代人性的异化与文化的浩劫之后,文学拒绝工具论,拒绝假大空,倡导主体性觉醒的新启蒙,成为80年代重要的文化想象与文学建构.

她在沉稳中蕴含着,在宽容中不乏敏锐.如果说在风雨交加的十年中她饱尝了个体在强大的政治风暴中的迷惘、疼痛和脆弱,那么在时代进步的今天她感受到了自我在不断的思考中的尊严、力量和信心.毕竟她不是一个人在独行,她在许多同行者的身上感到了信念和理想的光芒,思想和思考的力度,突破历史坚硬岩层的勇气和毅力.

在我的想象中,她和那一批同行者在面对巨大的历史落差形成的奔腾的激流时,他们享受着浪花飞溅在明媚的阳光下形成的彩虹.那是幸存的思想者的享受与快乐!经历了十年漫长的禁锢和压抑的日子,人人都渴望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人人都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文学理念.中国文学走出的意识形态,从主体性失落后,开始了自我觉醒,对现代性的敏感,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的渴望,构成了那一批人在80年代中的文学理想与理论探索的重要内涵.

在她逅八十年的人生长旅中,我与她的相识相交已经是她人生的晚年,生命的长河经过了急流险滩和波涛汹涌的盛年,流到了平和开阔云淡风轻的晚年.

晚年的她对于我来说更是日常而可感的,一起体会着岁月的冷暖与阴晴.她的电话号码是我深切记忆中的一部分,无需查询随手可以拨打,一根电话线,联结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外面大雨瓢泼,她在家中遭受屋顶漏雨时的尴尬;为了修缮房屋,移动家具,整理衣物书籍时的耗神与费力;终于一切的杂乱无章结束了,她体会着在修缮一新的居室中的安稳和宁静,她让我有空去她粉刷一新的家里坐坐,享受她新买的沙发.以前她的屋里是没有沙发的,添置的新沙发不能太艳,也不能太大,为了沙发和她原来的家具和有限的空间相互协调,她很花了一番功夫.

有限的物质条件并不妨碍她拥有丰富的晚年生活,李老师很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从不抱怨自己的生活,也不刻意地矫饰自己的生活,她生活得自然而率性,优雅而从容,质朴而细腻.

记得2003年的春天,李老师提前两个星期约了我们几个一起吃饭.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可怕的非典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汹,师姐打来电话:“怎么样,我们的吃饭如何呢?改期还是照旧?”

没想到原来很寻常的晚饭在那非典横行的时候,还真的考验人呢,要知道那个时期的饭店可是上上下下空空荡荡的哟!我问:“李老师,有什么说法吗,只要她没有决定改期,我来呵,一切照旧呵.”师姐答:“李老师没有说要改期,我也可以来的.”果然晓辉、向黎、师姐和我,所有人马全部到齐,我们齐聚在李老师的麾下,在她为我们定好的云庭饭店的包房里哈哈大笑.这顿饭大家吃得印象深刻,我们有一种打破禁忌的快感.李老师乐呵呵地说:“大家放心,我们的房间是南北通风的,我们的餐具都是充分消过毒的……”哈哈,我们以享受美食来抗击非典,只有李老师有这样的号召力.

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从不追名逐利,在她晚年的后期,李老师更是主动退出了不少文化界的活动,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从容是以淡泊名利为条件的,但她的晚年生活一点都不寂寞,在她身边来来往往的海内外友人总是让她忙碌着,也享受着友情的快慰,每到春节她又会欣喜地准备着接待合肥回沪团聚的弟弟一家.虽然李老师选择了独身,但她的生活一点也不缺少友情和亲情的滋养,而她的人生,对友人透出的也是温暖与关爱.我有了儿子后,她特意请人买了一件厚实而时髦的小毛衣,送给我的孩子,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件毛衣.

她的青年和盛年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传奇,我只有通过她的文章、回忆和述说,依靠自己的想象来连缀而成.1949年的秋天,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难抑.她在北京的中学就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南下上海,走进革命队伍不久,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她幸运地分配在夏衍同志领导的部门工作.“当时市委五位常委之一的夏衍同志那么忙,但我最初发表的评论文章和散文,都经他看过,或修改过.”她告诉我,是夏衍同志将她引上了文学的路. ‘1955年的潘汉年事件让青春年少的她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晚上她与吴祖光夫姻,夏衍的女儿还有潘汉年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回到北京饭店,他还特意来关照他有事离开饭店,让秘书不要着急.她万万想不到,潘汉年就此匆匆告别了他出生入死、日理万机的革命事业.后来还代表当年的市委找她谈话,让她将所了解的潘汉年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告市委.如此强烈的命运反差,如此沉重的政治压力让一颗感受着革命澎湃的年轻的心,开始了痛苦的思索,开始了漫长的历练.

“到了1966年,经历了十一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面对着接连不断的不正常状况,似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冤狱的问题.我觉得,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支持着我和大多数人熬过那漫长的十年,才有力量和信心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结论.”夏衍同志在情况变得复杂后,对她的开导和勉励一直在她的心里回响,“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历史对一切问题都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这是我在她的《记长者夏衍》中,读到她的心路历程中的重要情节.而在我们的交往中,李老师告诉我的往往是生动有趣的情节,比如,她、夏衍的女儿与夏衍、陈老总一起游玩颐和园的往事.那时陈毅已经调离上海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那一次陈毅和夏衍难得放下繁重的工作,享受片刻的轻松余暇,而她和夏衙的女儿也享受着两位长辈的关爱,开开心心地游走颐和园,那种欢欣和愉悦长留心间,那时的欢声笑语,那时的明媚阳光,直到她的晚年依然记忆清晰,历历在目,还可以与我细细分享.

她的一生真的丰富,丰富的是她的人生阅历,丰富的是她的精神生活,她的工作,她的聪慧,让她接触和交往了许多她所尊敬的长辈,心仪的同辈.夏衍、巴金、柯灵、冰心、周扬、吴强、冯牧、荒煤、王元化……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在她的《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中有着详实的记叙,他们,特别是夏衍先生对她的人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影响和塑造着她的胸襟、气度、为人.“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不辩解,不抱怨,不诉苦,这几乎是他始终保持的非常突出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夏衍先生留在她记忆中的风范.

她没有自恃声名的矜持,事故冷漠的傲慢,没有虚张声势的卖弄,也没有故作清高的矫饰,她拥有的是岁月风雨冲刷后的清明,人文教养浸润透了的自然.她善解人意,而又坚守自我,她温和宽容中不失敏锐和坚定,她在优雅和蕴藉中也有峻急和单纯,她是通达从容深知取舍的,又是敏感激越不掩饰性情的,她让我看到了个性中真实的侧面,也看到了自我完善的修炼与境界.

我作为一个晚辈,与她相识与相知,是我此生的幸远!

我最后一次去她家是2008年的十月初,那天下午我陪鲁院的同学逛初秋的淮海路,刚走出衡山路地铁站,我就脱口而出:“李老师家就在这附近啊……”“那,带我去见见吧!”我拨通了李老师的电话,问过了她的身体状况后,告诉她,我和同学就在她家附近,想来看望她,李老师说,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前一阵腿都不太好走路呢,我急了,“那我们马上来看你,好吗?” 李老师说:“好啊,好啊!就是今天不方便请你们吃饭了,因为晚上我们设家宴,请重要的客人……”我明白了,是她最疼爱的侄子小老虎带回重要客人,我当然理解,只想尽快见到李老师,时间短点没关系,因为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回北京,鲁院的评论家高研班还没有结束.

挂了电话,尽管李老师让我什么也别买,人到就好了,我还是匆匆去克莉丝汀买了蜂蜜蛋糕,再以竞走的速度赶往李老师家.刚奔到弄堂口,我就对同学说,“我们已经晚了,李老师一定等急了,你看着吧,她会在阳台上,张望我们呢……”话音刚落,我们已经看到李老师在阳台上向我们挥手呢,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准的预感.

见到李老师,我就放心了,她看起来神清气爽很阳光啊,没有一点病容,“李老师你很好啊,很神气的呀……”“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吓人,是吗?”我们开始了轻松的闲聊.李老师感叹,我带来的同学很年轻.

临别时,李老师对我和同学说:“下次来上海,我一定请你们吃饭啊!”同学也觉得不虚此行,能见到李老师特别开心,他对李老师的评价是,“她是一个内心有光芒的人啊!”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老师,是郜元宝从澳洲回到上海,而我也从北京回到了上海.李老师本来约我一起去看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当时钱先生因为肺炎住在华东医院.后来郜元宝也约李老师见面,李老师就约了郜元宝、杨扬和我一起见面.他们先去华东医院看过了钱先生,而后在杨扬选定的上海一家人饭店吃午饭.

我因报社有事被紧急召回,没有来得及去看钱先生,赶紧把报社的事情处理完后,我就打车直接赶到饭店,和他们相聚.饭后,元宝和杨扬有事先走了,而我陪孪老师多坐了一会儿.现在想来,幸亏我从报社赶去饭店了,我还陪李老师多坐了一会儿,和她聊聊我在北京鲁院学习的情况.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和她面谈!当时我哪里会想得到这是最后的见面呢?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机会可以聊天,她有的是时间可以写作,相对于她已经写成,我们已经读到的文章,她还有更多的往事值得书写还没有写,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述说还没有说,我们还有更多的重要话题还没有展开……她的人生经历非同寻常,她带走了多少往事,历史中值得记忆的瞬间……岂是遗憾两字可以概括啊!

人生难料,世事无常,现在回想,我和李老师的初次见面和最后告别,都是全然的意外巧合,全然的无从选择,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凝聚了人生最本质的体验,也注解着我们人生中最珍惜的交往.

中午十一点,动车由南京到达上海.夏日火热的阳光不容置疑地紧贴着大地,而我仿佛是一个被阳光特赦的例外,我挣脱了热浪的黏稠,因为我的身与心都背负着冰雪的寒意,我快步走出上海站,没有回家,坐地铁直接去报社上班.

忙完紧要的工作,我给文艺出版社的晓林打电话,因为其中一条短信就是他发给我的.他今天一早就到过李老师的家,还为我也办好了花篮.电话接通了,心里沉甸甸的冰雪开始一点点她融化,随着我的声音在轻轻地流淌……我告诉晓林,我自己再为李老师买一束花,我想下午四点左右到她的家,到她生活的家里和她道别吧,不然我心中不安,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

晓林听后,没有多余的话,他不听我的劝说,执意要打车来报社,接我一起去李老师的家,尽管他在绍兴路的文艺出版社工作,离李老师的家很近,而且他早上已经去过了,但他一定要舍近求远地过来接我一起去.我平时没有注意,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面对这个毫无征兆,再也无法挽回的失去,在初夏午后的烈日下,我们的内心都凝结着一层冰冷的寒霜,那是连六月的阳光都不能拯救,也无法化解的沉痛.

我赶到花店,看到紫罗兰色的花纸映衬着一束洁白的百合花,我买下了,坚持不写缎带,而是放了一张粉色的生日卡代替.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李老师过生日呢,我不愿接受李老师已经离开的事实,只想送她一张生曰贺卡,就像每年我会寄给她新年贺卡一样,她很享受友人们的新年祝贺,每次新春后去她家,总能看到色彩缤纷的贺卡装饰着她的柜子,点亮着她的心情.

熟悉的淮海路,熟悉的弄堂,熟悉的楼梯,我走进她的家,把鲜花和贺卡放在她笑容生动的照片前,那里已经有许多鲜花相依相伴.一杯清茶,一样的茶香氤氲,泪水模糊了贺卡上所有的字,而岁月却无法模糊我的记忆……

幽幽岁月,浮生来回.岁月的台阶上一半是阳光,一半是阴影,我们的生命从中穿越而过,我们的心迎着阳光,我们的身也无法避免阴影.也许初识与告别,我们都无从选择,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真实的经历……

她的文字,我可以随时翻看,她的作品,现在的读者、以后的读者,都可以阅读,而她的声音,清亮、温婉、自然、动人的声音,只能留存在岁月的芯片中,在亲友的心里重温和回放……

责任编校邓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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