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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方面论文如何写 和比较严歌苓的书写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严歌苓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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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君

【摘 要】六十年代作家是历史的旁观者,他们在度过了自己的儿童时期,事件便不自觉出现在他们书写的往事中.他们并不直面大时代的历史场景,而是让个体生命穿梭在大时代夹缝中.他们更注重个性的体验,在普通人生活中寻求自己的话语表达.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对“”有着持续的关注,她在众多作品中以个体经验出发重构历史,减少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描述,极力对人性进行褒扬和展示.同时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和女性的观照视角,使得严歌苓的叙述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相比有了别样的魅力.

【关键词】 严歌苓 人性 迟子建 张戎

一、“人性”主题的叙事

确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命题,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家都对其进行过相当多的书写.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或者先锋小说、新生代小说对的书写都呈现出时代性和渐进式的特点.尤其进入90 年代以后,作家们对的表达已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更多从文化、历史、个体角度进行表达,叙事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现象.从代际文化差异角度,50、60、70 年代作家由于历史遭际、文化心理、社会变迁等因素在叙事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选取6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为研究范围,结合历史变迁和作家“日常生活审美”的倾向,比较论述在同样亲历“”事件的海外移民作家严歌苓和大陆作家、其他海外作家的视点的差异性,分析“人性”这一绝对关键词在严歌苓写作中的突出地位.

“”作为严歌苓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叙事资源,在她的诸多作品中都充斥着严歌苓式“创伤性”的记忆.从早期的历史视阈角度对和人性扭曲的关系角度的揭示,到近期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对其苦难和生存进行表述,她的写作方向符合众多学者对叙事角度衍变的分析.而严歌苓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一员,我们无法忽视这一群体的“代际性”特征,在社会的急速性的重新整合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当代文学批评家对这一群体的理论命名存在诸多分歧,但最具普遍意义的无疑是“晚生代”这一名称.“他们是当代生活的‘迟到者’,摆脱不了艺术史和生活史的‘晚生感’.”①他们“迟到”于当代红色政治的变动,没有参与到60 年代的中,但却站在70 年代政治的废墟中成长,李皖在《一代人的肖像》中将他们称之为“红色时代的移民”.②因此,在同一作家群体中讨论严歌苓的叙事并出于她的海外华人身份,与同时期的大陆作家和其他海外作家进行比较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二、温情消解困顿

所谓的“迟到”感和“遗民”身份在这一作家群里的写作功用异常明显,的话语退化为成长记忆,宏达的叙事主题转变为对成长的痛并快乐的叙述,正如郜元宝所言,“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灵魂领地.60 年代出生作家往往守住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记忆作为心灵的栖所”.③因此,在这个维度上观照严歌苓和大陆女作家的叙事就有了共同审美价值和意义.在“遗民”的成长叙述中,迟子建抛却了对青春迷茫和疼痛的叙述,更为关注精神创伤之外的温情和人性,她总是“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着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④,以凌厉的方式讲述的温情.《越过云层的晴朗》把的人事置于名叫阿黄的狗的回忆中展开,讲述了至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梅红、赵李红、小唱片等人的人生遭遇.小说中的人物都充满了宿命般的苦难,在一系列的妻离子散,父死母改嫁,遭而不得委身于瘸子等残缺不全的人生过程中,作家用温情的叙事基调,用爱将生命的苦涩轻易地溶解掉了,隐去的残酷性通过一只只能辨别黑白的狗的视角来呈现疯狂混乱的真相.阿黄并不能对政治色彩和道德价值做出判断,看惯了人类在它面前的丑陋和表演,它依然坚守着对主人的忠贞和和爱.作家把时代的个体创伤置于生命本身的苦难范畴中理解,以爱的救赎和超脱来消解外部磨难带来的困苦,从而获得澄明的世界.对于严歌苓而言,的记忆只存在童年的记忆里,成年后的她便远离故国,但这样的经历反而使她有了对人性本然状态更深刻的理解——“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⑤严歌苓抛却了传统的类型化的控诉,转而关注个体的生存美学,从人性高度对苦难进行自审和他审,人的美丑善恶在孩童身上集结,《穗子物语》便是其中代表.穗子是“”环境下孩童的典型一员,是魔鬼和天使的集合,虚荣自私也不乏热情友爱,是在当时的极致环境下疯狂成长的“恶之花”.《老人鱼》中的外公对穗子至亲至爱,为保护家人的生活而暴露了自己并不光彩的身世,但穗子并不领情并觉得难堪,老人最无私的爱换来的却是孙女的离弃,最后孤独死去.《柳腊姐》中的穗子出于嫉妒和城里人自诩的高贵、优越和支配欲,对柳腊姐的身体既羡慕又恶心,在家庭大人影响下,穗子把柳腊姐设定为绝对服从的丫鬟地位,而这一切又都是年幼的穗子所不明白和无意识的.《拖鞋大队》中的穗子更是被“同伴”、“群体”等词汇所禁锢,蔻蔻被拖鞋大队开除时,穗子先是本能的同情,但考虑到已经背叛了外公,她只剩下拖鞋大队这点患难友情,便心安理得起来.而这就站在了人性审视的高度,不同于以往道德惯例,肯定了人对群体认同的渴求和本能的自我保护,同时这也是群众暴力的心理基础.作者叙事的表面的童年记忆,语言也诙谐甚至无故轻松,实际上却处处透出成人穗子对生活的感伤,每当年幼的穗子无耻恶作剧时,成年的穗子都给以灵魂的惊醒和解救,既道出了“”时期人们的荒诞可笑,也不无悲哀地显示了在大时代面前人们的脆弱无助,人性的嬗变的成长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三、恨意即为真实

迟子建和严歌苓两位女作家虽一个身在海外,一个居于国内,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温情和人性之爱作为叙事策略,以人性的光辉*那一特定时代带来的雾霾.同为海外华人的英国华人作家张戎却提“”恨之入骨,愤懑怒斥的态度充斥她的写作,以恨意的回忆奉为真实.她的“”题材作品《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从1909 年张戎的外祖母玉芳出生时候写起,直到1978 年张戎出国前,描写了三个女人——外祖母、母亲和我在历史的狂澜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转变.《鸿》中有关于原因的叙述,“感到岌岌可危,他害怕斯大林那样的下场……他决心先发制人.”⑥作者煞有其事地对进行错误的描述,似乎身在其中了解全部密辛.而作者本人作为“红卫兵”一员也不乏对其描写,“‘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见到了伟大领袖!’看着他我更绝望了,生命仿佛失去了意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也许我该自杀?”⑦将特殊年代红卫兵的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谈及对的仇恨,与张戎自身的家世无法分开: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在反复批斗中致死,母亲不断被侮辱并游街,每走几步就和她的同事跪在地上给围观群众磕头,并在反复折磨下得了子宫出血症,在以后的六年里几乎天天淌血.在张戎记忆里,带来的不是物质的窘迫,更多的是精神的鞭打和折磨,人的尊严的消失,因此她的文笔下更多的是的怨怼.《鸿》的突出特点是与意识形态的极致对立,不再是教条式的对历史的机械记录,而是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张戎1978 年离开中国,未经历“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过程,因此对的记忆停留在最糟糕的时刻,反映在作品中就是盲目宣泄愤怒,缺乏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认知,作品中的三个女性主体的描写即是作者对恨意的非理性描述的体现.

严歌苓同样作为亲历者,1988 年赴美并定居,在她笔下没有恨意,但仍显得真实而鲜活跳脱.同写女性,《天浴》中的文秀在经历了时代赋予的折磨和自我堕落后,不惜“毁灭自我”来寻求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此时的关注点不在纠结于女性所遭受的磨难,人性的救赎与自救使主题得以升华.成都女知青文秀被下放到草原放牧,与一个失去性功能的男人老金相依为命.她偶然从一个供销员口中得知知青返城的事,单纯的她被骗去童贞,并以为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回城”的强烈愿望摧毁了她的肉体和精神,她不停地满足男人的罪恶,甚至刚刚流产后也没能逃脱男人的侵害,“爱干净”的文秀就这样成为了男人的玩物,最终在彻底的绝望和自我厌恶中,让老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传统中,政治是由男性主导和控制的,他们“甚至不惜为满足自我的贪婪不计后果地发动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⑧,女性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在无法逃脱男性/ 政治的魔掌时,她只能以死做最后的抗争,这种自我救赎则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样还有《小姨多鹤》中时小环等人对多鹤的接纳和保护,无一不是这种女性至爱和包容的体现.有学者认为,女性意识的全面发展的指向是人性的丰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们主动走向死亡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生命尊严,本就是女性主体的又一重建.

在面对困苦和磨难时依然关注的人性的美好,在经受时代不可逆转的伤害时自我救赎的勇敢,于苦难的记忆里发掘人性的温情,接纳历史并以包容之心对待每个个体生命,这大概是严歌苓相较于张戎的泄愤更加深刻动人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

作为“弃民”的六十年代作家相当平庸地度过了时期,也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正视这段历史和生活.他们在作品中极力地刻意回避和质疑话语的重大叙事,并下意识地重新构建日常生活作为他们叙述的填充.加之从“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⑨成为时展趋向和精神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创作主潮,作家们迅速沉淀到当下生活状态中,更为倾向于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构历史,以期实现真实的有效性.严歌苓从历史的视角展开了梦魇般的记忆,进而在人文视界阐释了女性的苦难与光辉.相对于当代小说更多采用本质化的写作方式,严歌苓作品增加了一种新的言说的可能性,那就是通过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度过为基底,通过文化叙事来发掘中的凝聚性力量即人性的力量,并将此发展为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在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审视人性,以女性为主体揭示生存的苦难和蕴藏的力量,是严歌苓作品获得褒奖的原因所在,而这一情怀必将使她的作品魅力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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