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客人生论陕北作家庞文梓长篇小说《命运》的边缘人定位,本文是人生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人生论和边缘人定位和路客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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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陕北本土作家庞文梓的长篇小说《命运》中主人公冯凯盈的人物定位,认为冯凯盈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边缘化的人物形象,“路客”是村人对冯凯盈的称呼,能够贴切地表达冯凯盈的身份及认同.主人公的“边缘人”处境也是一个时代群像的代表,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庞文梓；命运；边缘人；路客；人物定位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6)-30-032-02
引言：
陕北本土作家庞文梓,在这部自传式的长篇小说《命运》中,以王家寨村、小城、大漠城为背景,从主人公冯凯盈从六十年代到2012 年的人生经历,从十个成长阶段：少年、知音、受苦、出山、老师、母亲、逆境、小城、闲居、路客,描绘了主人公冯凯盈的成长之路.
书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我说过,我是个边缘人物,却常常处在核心位置上.”[1] 这是主人公冯凯盈对自己的定位.以下,笔者将从四个方面阐述冯凯盈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问题.
一、迷茫的身份认同之一：两个村庄的边缘人
“路客”,是作品《命运》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主人公冯凯盈人生十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也以“路客”为名,可见作者对这个词的执念.那么,什么是路客？“路客”在陕北方言中是“过路客人”[2] 的意思,冯凯盈在文章的结尾引用村人的一句无心之言,向读者陈述了他的身份认同,其实,正是村人的这句“冯凯盈是王家寨的路客”,说出了冯凯盈一生的轨迹.
冯凯盈的成长背景不可谓不艰辛,母亲一生经历了常人三大最痛心之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父亲是个连“上门女婿”资格都没有的“招汉”.自己从小是王家寨唯一的冯姓后代,为此从小受尽欺辱.先说王家寨,冯凯盈打小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个词“单帮孤人”[3],打小生长在王家寨的冯凯盈从来没有被接纳过,霸道的王保胜从来都没有公平地划过地界,嚣张跋扈的金锁敢当着众人的面挑衅,不讲理的邻居可以任性地使唤他母亲去帮他们腌大白菜……在生他养他的王家寨,冯凯盈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过客,都不被接纳.
再说冯家窑子村,这是父亲的老家,父亲是家中四兄弟的长子,因为是二婚,所以听了奶奶的话,去了王家寨做了“招汉”,从此后,父亲就不能算是冯家窑子村的人了,1947年招兵的时候,父亲因为是外乡人,所以没有被征召的资格；小时候在王家寨受气的冯凯盈第一次随父亲回冯家窑子村时,本以为会被当家人一样接待,谁知道堂兄弟们都称呼他为“王家寨我大老的儿”[4],又是一个划清界限的称呼.自此,冯凯盈知道,冯家窑子村不可能是自己的家乡.冯凯盈的自我身份认同出现了第一次迷茫,融不进的王家寨,回不去的冯家窑子村,他的自我就摇摆在这两个村庄的夹缝中,却哪边都不是正确答案.他就是村人口中的“路客”,是两个村庄的边缘人.
二、迷茫的身份认同之二：乡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冯凯盈成长和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年代.城市的加速发展与乡村的停滞并存,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容易出现小人物的适应问题.在小农经济、小农意识中长大的农村娃,进城之路,谈何容易？表现在冯凯盈身上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无法回归的乡村和闯不出去的城市.
首先是无法回归的乡村.和奥德修斯一样,有着英雄主义情结的冯凯盈,大半辈子也都在上演着一出“回归”的戏码.
冯凯盈的第一次回归,是在读书受挫之后.冯凯盈的读书生涯只能用坎坷来形容了,别人在读初中,他也在读初中,别人在读高中,他在补学,别人在读大学,他还在补学,别人在工作,他还在补学,别人都结婚了,他还在补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尊心强又脸皮薄的冯凯盈决定回乡当个农民.读书人眼中的农村干净而纯粹,那是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文人情怀.真正深入农村生活的冯凯盈看到了什么？“对上边的人毕恭毕敬,真心实意,无所要求”、“爱算小账,常想占小便宜”[5],当他卖力地干完一天的农活,坐下来想读书的时候,会遭到众人的甚至是父母的讥笑.严重被小农意识束缚的农民,眼界狭隘,只能接受和自己一样的人,无法接受任何变革,读书的人是另类,不忍气吞声的人是另类,但凡和既有的乡村*相违背的行为都会被冠以另类的标签.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冯凯盈,他只能再次踏上离乡之路.
冯凯盈的第二次回归,是在当兵被退伍之后.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入伍的机会,入伍后训练项目门门优秀,又是新兵班的统领,又得班长的赏识,眼看着从戎之路顺风顺水,却不料因为耳朵的问题,在入伍36 天之后被退伍回乡.这次回来,没有第一次回归时的懊恼,冯凯盈和农村环境的格格不入,被父母的谅解和思念冲淡了.拍拍身上的尘土,冯凯盈以戏校老师的身份,再次出发.
冯凯盈的第三次回归,是在戏校解散之后.几经辗转回到王家寨,村人从之前的刮目相看到这次的挖苦讥笑,就连小卖部的陈怀文都说出“人家要你作甚哩”[6],回家后父亲的理解,邻居王保忠的照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打猎,这同样是乡村的“边缘”生活,这一切让日渐成熟的冯凯盈重新获得了力量,于是再次踏上闯荡城市的道路.
冯凯盈的最后一次回归的尝试,是在回乡埋葬父亲的时候.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小女儿,想让她和自己一起感受一下祖先生长过的土地、母亲的骨肉融入进去的土地,起初好奇的小女儿尚同意再次回乡,而真到回乡的时候,小女儿已然忘却了这个约定.这个时候的冯凯盈终于知道,自己的下一代已经彻底城市化,而村人的一句“路客”所传达出来的只是他这一代人的身份.
四次出走,四次回归,返乡的越来越淡,融入城市的事实越来越清晰.冯凯盈的下一代真正实现城市化了,而冯凯盈,这个新中国农村的奥德修斯,只能一直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时而闯出,时而回归,摇摆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最终,身在城市,身份认同在王家寨,这是一个时代的群像和写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做了一名“路客”.
三、事业的边缘人：既不愿屈尊逢迎,又不屑一顾冯凯盈最终在城市落脚了,但这条道路走得并不顺畅.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规则.
冯凯盈第一次面临事业危机,是在县武装部工作半年之后.县上要清退一批临时工,常敬斌县长误以为冯凯盈是有后门的人,所以执意要清退他.在几经周折之后,冯凯盈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这一次,他凭着文人的清高劲儿,用自己的作品和执著保住了饭碗.
冯凯盈第二次面临事业危机,是在*农转非户口的时候.县上有几个户口农转非的指标,本该顺理成章*手续的冯凯盈,却屡遭淘汰.在几经辗转之后,冯凯盈再次凭作品和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获得该指标.
第三次事业危机,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冯凯盈的“退身”计划,这一次,他放弃了武装部的正式工作,转而调入文化馆.将重心从事业转向家庭.也许是前两次危机太过耗费精力,也许是多年来在事业上的全力追赶太累,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压力,总之,冯凯盈选择了退出.
与此同时的,他再没有追求过爱情、闯荡这些鲜活的字眼.在两次事业危机中挺过来的冯凯盈,再不谋求升迁,也不留恋返乡了,过起了岁月静好的生活,上上班,写写作品.事业上升的规则是给领导送钱,然而从来只依靠作品的冯凯盈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因此当领导侧面暗示他送钱的时候,他耿直地回复“没买下房子,没钱”,这一次,冯凯盈做了事业上的“路客”,在经过两次关键路口之后,带着自己的正式工作、农转非的户口选择了隐居在文化馆.既然乡村回不去,城市居大不易,便选择退一步,做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既不愿屈尊逢迎,又对这一切不屑一顾.
四、爱情的边缘人：求而不得与不求
冯凯盈是什么样的人？联想他拿捅金锁的往事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宁可不要命都决不受辱的一个人,他的爱情从来都没有面临过面包与爱情二选一的时代难题,他的爱情困境,恰恰是自己营造的.冯凯盈的爱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求而不得的爱情,第二种是不求的爱情.
第一种爱情,爱上女老师,爱上女同学,爱上女学生.每一次都有追求,但每一次都求而不得.作者把这样的感情循环叫做“命运”,其实所谓命运,说到底是作者一以贯之的一个心理习惯,仔细看来,在每段爱情的最初,冯凯盈都曾经付出并追“求”过：对周老师,冯凯盈半夜用手指头沾唾沫捅开了老师的窗户,每晚在周老师家大门外徘徊至天明,每次路过周老师家都会驻足观望,每回返乡都要刻意去周老师家绕一圈；对女同学白荟芹,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在一起,在杏树峁约会,打着借书的名号去约会白荟芹；对女学生王莹,冯凯盈曾动心过,“这面容,这愁绪,触动了我心底的情愫,引起了我的怜爱,不,是爱慕.”[7] 曾“情不自禁地找借口和王莹聊一会儿”.
第二种爱情,是和田茵的爱情模式.在武装部上班之后,冯凯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田茵.几个月的相处时间,两人一起跳舞、一起去环城路散步、一起到体育场打羽毛球,以至在众人眼中,二人俨然一对情侣.然而,冯凯盈却从未将田茵视为正在相处的对象,于是,当田茵的妹妹田静出现的时候,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更喜欢田静；当田茵的追求者黄朋突然出现在田茵家的时候,他让出了本属于自己的位置；当陈月芳为他俩无疾而终的爱情表达遗憾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丝后悔.在这种爱情模式里头,冯凯盈完全没有少年时的血气方刚,当这些爱情到来的时候,他坐怀不乱,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既不追求,又何谈有所得.
于是,从求而不得到不求,冯凯盈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1994 年的婚姻被主人公一笔带过,这最终的情感归宿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小结：
冯凯盈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诠释了一个“边缘人”的成长经历.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认同,终其一生被王家寨和冯家窑子村两不接纳.现实生活的卑微处境与性格上的桀骜不驯形成鲜明的对比,冯凯盈不相信“以德报怨”,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受邻居欺负的时候仍然在帮对方腌大白菜,可冯凯盈不是,他是“以直报怨”的,欺负他的金锁,他会让捅刀子的极端行为让对方知道“正当防卫”的正义性.面对爱情时又过分小心、谨慎、自卑,几乎从不主动出击,而是交由天命控制.从乡村走入城市,以前的习惯尚未脱离,新的习惯尚未形成,这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带给他的是日复一日的紧张感和失落感.最终在看似融入的城市生活中,又脱离了武装部的“中心”生活,转而投入文化馆的“边缘”生活.长篇小说《命运》中冯凯盈的一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类人的写照,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心”,却在挣扎中走向“边缘”,最终安于“边缘”生活.好在这批人的二代,我们姑且称之为“边缘人二代”,就像冯凯盈的小女儿一样,不需要承受父亲所承受过的“边缘”心理,可以心安理得地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之后获得稳定的生存条件,这也许是《命运》所传达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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