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大学毕业论文> 本科论文>材料浏览

关于随风而播方面论文范文例文 和随风而播相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主题:随风而播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1

随风而播,该文是关于随风而播类论文范文例文和随风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随风而播论文参考文献:

随风而播论文参考文献 科技风杂志科技风杂志社

卢岗

去年初,外子志侠从“友丰书店”携回四大本画册,精装,散页,每一册以三个布质蝴蝶结做封口.打开来看,是敦煌摄影册.第一册命名《伯希和在中亚细亚的考察》(Mission Pelliot en Asiecentrale),64张摄影中,有敦煌周围的环境、地貌,从1号到30号的岩洞,洞穴内的布局、壁画、菩萨的塑像等,所覆盖的时间是魏、唐、宋三个朝代.这套摄影册出版于1 920年,由Paul Geuthner书店出版.快一个世纪了,由于*得好,每一册的状态都显得簇新.然则,当你翻看的时候,首先联想起的,是岁月、烟尘.一如画面中敦煌世界的沙尘滚滚.

这个系列画册总共有六册,携回的四册中缺了第二册与第三册.据书店老板潘先生说,Paul Geuthner出版社已经易手,要将历来的书籍存货清理,Paul先生请潘先生到他家去,看看有哪些书籍适合他的书店销售.潘先生拣了个吉日,开车到外省,到他的古堡去搜罗,携回一批书籍,这四本册子,就这样被挟带回来.由于画册不齐全,难以出手,就连个朋友也免去,让他的老顾客免费带回家.于笔者来说,原来可以为自己的小篇小章找个话题,唯是伯希和、敦煌、莫高窟,这个话题太大,太学术.太复杂,太敏感,一旦提起,大家所使用过的词汇就有“汉学之痛”“大骇悟”“愤慨之思”“奇耻大辱”“焦虑”“敦煌之劫”,等等,引起如此激烈情绪的事情,必然是严峻的.随着时过境迁,虽然有了另一种声音——“学术无国界”,“如果没有这个法国人,汉学将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等——但这种声音陌生,不顺耳,甚至刺耳.*着不少伯希和从敦煌“劫”回来的物品的纪美博物馆,离家不远,你就是不肯多走两趟,唯恐产生耻辱感,或愤慨,或揪心.真的,这个话题不好对付,你对付不来.要板起面孔来写文章,就不好玩了.不好玩就不写.罢了,将沉甸甸的四册缺卷放到一堆杂物旁边,等候书柜腾出空位来,再把它们作为“二等公民”处置.谁知今年夏天,当心思都放在了准备出发度假的前夕,得到仁发主编的隔洋指令,要我写写伯希和.命中注定,避也避不开.试试看吧.

伯希和被奉为考古学、语史学、历史学、文献学的大学者,洋人治中国学的泰斗,超级的东方学家,这种大能人,一个世纪出得了几个?他的才智、灵活、记忆力、分释判断、活动能力、学习语言的特殊才能,都超出了我们常人的极限.22岁之前,不曾到过中国,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29岁到敦煌的时候,他的东方学,东方文物的研究,已经名声鹊起.他的老师沙畹对他如是评述:“大家都钦佩伯希和,他对于一大堆确实令人生畏的文献运用自如.深邃的学问使他对于有关中国、印度支那、印度的地理历史的所有出版物均了如指掌.此外,还有他确有把握的主宰番字汉译之语音法则的严谨态度,在广征博引史料时,一定要指出它们的时代及其使用的版本之准确性,他处理那些往往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之论证的高度清晰性,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启发他产生对最有可能解决方法所作出的判断的正确性.”

沙畹着眼的是他的学术研究,对一个学人的治学能耐,评价不可能更高了.而你觉得沙畹更有必要大书特书他的特殊语言才能,这是助他一辈子成功的重要工具,它像楔子,一下子就助他切入他想到达的世界.如果他在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当中很有“面子”,全凭他的语言能力和渊博的学识.他对语言的敏感,一经接触就能上口的能力,是一种奇迹,你没法理解.试想,到西域探险前,在俄罗斯只逗留了数月,已经操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塔什干留了两个月,学会了东突厥语;跟乌兹别克翻译接触了两个月,学会了乌孜别克语.而他那口地道的中国话,就为他拉开了丰富、浓郁、喧闹的人生序幕.但他到中国不逢时,遇上1900年的义和团.作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学生,在法国驻中国使馆当见习生和翻译.当外国使馆被包围,在7月1 1日的一次寻衅事件中,荣禄的军队在使馆前面的街垒上插了一面白色的信号旗,旗上有一个红色的“李”字.伯希和在两名水手的协助下,在街垒上放起了火,趁中国士兵忙着灭火的时候,他以一根带钩的长篙,将那面白旗夺了过来,使馆上下一时兴高采烈,举杯祝贺.他被奉为英雄,时势造英雄,得到了骑士勋章,才22岁.所以,也可说他到中国是正逢时.“法兰西万岁!先生们.”他把这面旗委托英国使节带回法国,现在*在法国荣军院.一般人认为是义和团的旗,其实是荣禄军队的信号旗,荣禄表面站在义和团一边,实际上大有区别.事后使馆曾经遭到报复,但并不强烈,因为慈禧太后正在玩两面手法,企图以义和团制洋人,又以洋人制义和团.荣禄的军队包围使馆,实际上是保护使馆.外间传说慈禧给外国使团送食物和用品,以示“友好”和“慰问”,肯定有事实根据.

7月1 7日,紫禁城发出停火信号,荣禄的士兵出现在法国使馆面前,并带来了西瓜、蜜桃等,向使馆人员发话.上校温特哈尔特( Winterhalter)、副官达尔西(Darcy)与伯希和一起走到街垒上,中方向他们打出友谊的手势.伯希和的机会来了,他以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与中方交谈,并与伸过手来的中国人握手.不知怎的,突然他一个箭步就跳过街垒,钻进中国士兵当中.他们没有向他动武,而是以一支十五人的队伍,护卫着他穿过市区,进入到一个衙门,三个满清官员坐镇在那里,其中两人的衣纽是蓝色的,另一个是珊瑚纽.他们向伯希和询问使馆武器的装置状况,有什么打算,还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离开,可以在中国士兵的保护下撤离.他避免正面答复,说自己没有资格作任何决定.他们领他去见荣禄将军.那时候,一个中国人给他送来一封信,是法国使馆副官达尔西的信,达尔西非常焦急,命令他立刻返回使馆.伯希和以中国话向来者说,他正在荣禄身边,跟他一起喝茶,吃水果,说将军对他非常友好,他决定继续留下来.见面过程中,荣禄对说得一口漂亮中国话的法国青年大为惊奇,表示了好感.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下午一时他被带离使馆,晚上六时才返回原地.回来后,他对这件事不大谈及,只给公使皮雄( Pichon)写了一份报告,而皮雄后来对这件事也守口如瓶,显然,他与荣禄谈话的内容,成为皮雄与他共同决定保守的秘密.伯希和的第三本记事簿对这个问题也只字不提.即使对达尔西也只说:“被带去见荣禄将军有点身不由己,他长久地询问我们的防守方法,我们的对策,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军需品,等等.”后来中方以一队人马护送他返回法国使馆,保护他不受义和团的袭击.奇怪的是,他的记事簿的记录,到那一天,也就是1900年7月1 7日就停止了,以后再没有任何记载.后来发生的事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等,都与他无关了.他回到任务上头,继续在中国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购买书籍和文物.1901年初,他返回西贡,不久再次到北京,搜购了一批釉器、绘画、青铜器、珐琅器等,以及一批汉文、藏文、蒙文的珍本携回河内.同年受聘为该学院的教授.

他走上了学者之路,但学者身份以外的传奇也开始了,就开始于中国,中国话是成就他的重要工具.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勇气十足,充满的青年,从义和团手里夺了一面旗;在非常时期与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有过接触,或者说有过交手.1905年,“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瑟纳尔(EmileSenart),有感于法国对西域的科学考察和探险落后于其他国家,很多考古挖掘地点,如喀什、敦煌、吐鲁番等都被英国、俄国专家捷足先登了,遂委任伯希和为法国中亚细亚探险队队长,与原职军医的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Nouette)一起组成考察团.还有一位丁姓的中国人,1900年因为参加世界博览会来到巴黎,从事过各种职业,最后成为作家施俄布(Marcel Schwob)的管家,作家逝世后,他想返回中国,伯希和把他作为厨师雇用到考察团里.探险队所需要的资金,由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法国地理学会以及奥尔良基金会赞助.

委任未满28岁的伯希和为队长,出发点是他拥有丰富的东方学知识,精通中国语言,也因为他在法国使馆那段经历,中国政府对他不陌生,容易得到入境签证.清政府给他发出护照的同时,也发出一张标示着明确路线的图纸,准许他沿途进行各种考古挖掘,且没有明确指定挖掘地点,即可以让他随便挖掘.他学识丰富,学问精深,却不打无准备之仗,出发之前,利用一年多时间做准备工作,到图书馆详细研究先行者和竞争者所作的报告,东方的各种写本.那时候英国的考古挖掘专家斯坦因(Aurel Stein)已经到过西域,从敦煌带走了一批手抄本和绘画.伯希和把他作为自己最大的竞敌,紧密监视他的行动,一心要超越他.1906年6月1 5日,伯希和刚庆祝过28岁生日,一行人就在巴黎东站登上火车,开始了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险.那时候,斯坦因也在西域活动,正向着罗布泊走去.考察团穿过德国后,发现华沙和莫斯科都处于局势动荡中,俄国人不可能给他们提供补给,也不可能有任何帮助了,遂转乘火车到奥伦堡和塔什干去.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成为他们勘探挖掘的第一站,据瓦扬记载,伯希和渊博的学识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无论在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当中,总是一下子就赢得了荣誉,给考察团带来方便.喀什第一站的考古,就得到俄国和英国驻喀什领事的大力帮助.他们先在图木舒克发现一群佛教的大型遗址,后来又在库车绿洲的干佛洞附近,发现了几座露天的寺院废墟,挖掘了一大批木雕、钱币、印鉴等.到他们离开库车,向新疆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乌鲁木齐行进时,他们的勘探和考古挖掘已经进行了一年.到乌鲁木齐的目的,是要将俄国钱币换成中国钱币,谁知1907年10月9日去到那里,一留就是两个半月.

那时候义和团尚未彻底平息,但慈禧太后已经从西安返回北京,重新紧握大权.康有为的改革派、光绪的拥护者、政府官员中的主战派受到惩罚,有的被放逐到乌鲁木齐.这些人当中,不乏文化修养甚高的文人,如翰林进士宋伯鲁、绘画*家裴景福等.伯希和逗留期间,与这些文人官员、上层社会人士的交往活动频繁,总是以博学和一口漂亮的中国话使他们折服,在他们当中赢足了威望.瓦扬写道:

毫无疑问,他们是第一次遇上一个欧洲人,对他们的古代学问如此精通,可以比得上他们当中最有学问的文人.

他跟东土耳其斯坦的抚台,满洲与蒙古的绥台交往不俗,货币的兑换得到藩台的大力帮助.瓦扬对藩台如是记载:

最后这位是卓越的文人,头脑特别好奇.他为他的同胞们写了一部古希腊史,一本罗马史,一本从查理曼大帝开始直至30年之战的欧洲战争史,自然还有一本拿破仑史;……整个知识界都觉得伯希和是个非常机智的交谈者;毫不犹豫地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和查询.有人请他以几页纸来概括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哲学的进展.这些文人不会不知道笛卡尔、巴龚、莱布尼兹(Leibniz)、康德……去参观乌鲁木齐高等学府时,在那间学府受教育的乌孜别克人和汉人同样多,当他们看到伯希和在俄语课、英语课中,很自然地使用东突厥语或汉语向他们提问时,他们设想,一个能够同时连续地使用四种语言的人,应该是什么都懂的.

然而,他在乌鲁木齐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他跟光绪堂弟戴澜,伯希和称之为“澜国公”的官员的见面.戴澜曾经力主借助义和团抵抗洋人.1900年7月1 7日,伯希和越过街垒,被一群士兵带入衙门,所见到的三位中国官员,其中之一就是戴澜.他被八国联军指为祸首之一,《辛丑和约》明文指定:“端郡王戴漪,辅国公戴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久,永不减免.”1901年,在列强的要求下,戴澜被永远放逐到新疆,但依然保留他的小朝廷,围绕在一帮官员当中生活.伯希和去到乌鲁木齐,戴澜不会不知道,对当年接见过、询问过的年轻洋鬼子不会不感兴趣,是戴澜邀请他参加宴会的吧,总之,两人见面了,一见面就搂抱在一起!显然,双方对第一次见面记忆犹新,现在时移势易,敌对关系已经转化,两个人在不同情况下从台上走到台下,以朋友的关系见面.那时戴澜五十五六岁,而伯希和才29岁,他感喟人事沧桑,“时间颇使这个义和团的首领变得明智,我们以大杯的香槟酒来庆祝我们的和解”.日后但凡有饮宴,戴澜都把他邀请到家里,安置到主家席上,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查理·努埃特也成了戴澜的顾问、常客,因为他对摄影感兴趣.伯希和询问戴澜,1 900年一位道士在干佛洞附近发现了书写本的洞穴,他是否知道.回答说,这个敦煌他到过,就是那位道士将一个卷轴送给他的.伯希和说他在乌鲁木齐第一次听说敦煌藏经洞.分别时候,戴澜把那个卷子作为礼物转送给客人,作为友谊的信物.中国运气再次落到伯希和头上,原来这件礼物远远超过了所谓朋友礼物的价值,他喜出望外,“一眼看过去,我马上断定这是公元七世纪的写本”.敦煌,他去定了.

虽然斯坦因1 907年5月已经到过敦煌,逗留了三天,王道士给他出示了一批佛经,其中有玄奘翻译的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原文.斯坦因是印度考古学会的成员,对佛经特别感兴趣,从藏经室带走的手稿大多是佛经,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金刚经》,是唐朝以最早的印刷术印成的刊本.他不懂中文,中国知识有限,助手蒋孝琬对古文字一无所知,他的选择就不是最好的.进入藏经室后,也不曾需做任何研究工作,将“买来”的手抄本、画卷,趁夜摸黑带离敦煌,秘密运回伦敦,算大功告成.但伯希和的西域考察团就不一样,他们一行人于1908年2月25日去到莫高窟,抵达伊始,马上对干佛洞的所有洞窟进行编号、统计,他估计大约有500个洞窟.点滴不漏,连墙壁上各种文字的题记也一并抄录下来,对每一个洞窟作简单或详细的文字记录,他对163号窟印象特深,写下详细的记载.负责地理测量的瓦扬着手制图,努埃特进行拍摄照片,对莫高窟进行了有史以来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内外景第一次被系统做了拍摄记录.直至5月27日才离开莫高窟到敦煌.终于遇上王道士,这个穿着道袍的小个子,笑口吟吟告诉他说,是神向他报梦而发现藏经洞的.事实是1900年时候,负责修理窑洞的工人,将当年堵塞洞口的碎石去掉,将进口挖出来的.一经打开洞口,就可以看到里面一卷卷上了颜色的卷状物.这件事是得到通知的.但里面没有金没有银,没有贵重物品,甘肃的一位亲王就给敦煌政府下令,让那些物件原封不动地放着,将石窟锁起来,让道士王圆箓负责看守.

你再次打开手头上的四册残卷,逐一翻看.敦煌周围的沙尘,大漠的烟尘弥漫,石窟的破败,缺乏维修的寺院,一切都使你再次想起岁月、烟尘.你也看到王道士的全身像,身材矮小,瘦削,像古画仕女的削肩膀,身上的道袍空朗朗的,看来从小营养欠缺,发育不良,在艰苦环境中长大.身上的道袍亦已陈旧,可能打过补丁,且脏兮兮,就像他身后小寺的残破.据说他原籍湖北,因避难走到山西,再转到甘肃,为挣一口饭吃成了道士.修士生活也艰苦.王道士是疲劳的,就像周围的环境,就像数千年的历史.脸上那撮笑容已经难为了他,算是出家人的豁达了.这个人文化水平低,你不知道他受过几天教育,想来伯希和一眼就察觉到.如果文物落到他手里成了破烂,如果他将一室的文献当成任由他支配的私产,左一把右一把送给甘肃的官员,包括戴澜在内,他可曾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那些收受的官员有谁指出他的过错?干载的文明记录,为了避劫而放到密室里,完全封闭,拜托沙漠的空气干燥,文件得以状态完好地保存下来,也真是一种幸运.偏是一室故纸,又落到王道士的手里,天意,人意?这个传奇故事也不知该怎样来写.伯希和看在眼里,就有他自己的算盘子好打,他与敦煌的故事就开始了.

在他的《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伯希和记载了不寻常的一天:“3月3日,钥匙终于到了,这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到‘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八年以来,我曾经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经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你可以想象我的惊讶.”这个洞窟堪称一座中国中世纪的图书馆,由公元1 000年之前的手抄本和汉文刊本卷子组成.伯希和以他无双的渊博学识和清醒头脑,一下子就弄清楚这个密室是1 1世纪上半叶封闭的,大概发生于1 035年西夏人入侵的时代.当他意识到自己面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深海,应该胆颤心惊,因而却步,拔腿就跑才是,但他肯定没有看过雨果的诗,“当一个入睡的大洋铺开在你跟前/你就在水面上游泳/或在岸边玩耍吧”,不要潜入到水底,因为精神的海洋是深沉的,如果你不顾一切往下走,“回来时候你会脸色发白”.这个29岁的小伙子胆大包天,面对着一场古老的龙的文化,他没有脸色发白.“我迅速地作出了决定,至少简单地研究一下全部藏书.”他要将1 5000至20000个卷子全部打开.斯坦因到过不碍事,他有计划有目的地选取精华部分,要比那个英国佬选取的更精华,更丰富,不能忽略任何重要东西,不惜代价要对方让出.至于次要部分,尽量争取,要点滴不留.在一片晃动着的烛光中,从卷子抖出来的呛喉尘埃中,他以每小时打开100个卷子的速度,在里面逗留了三个星期,携回六干多种文卷和绢画.这个小子将龙的鼻子捏了一把.

斯坦因取走的文卷大多是佛经,以汉语为主.伯希和则完全不同,由于他精通汉语,深谙中国古籍文献,出发前在图书馆详细研究东方手稿的时间没有白费,他选取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粟特文、回鹘文、藏文、希伯来文、龟兹文、东伊朗文、突厥文、婆罗谜文,直至未知的文字,内容是宗教和世俗文献、古代汉文著作、最古老的刊本、全盛时期当地的民间档案、借据、经文、各种抄本、诗歌抄本,直至雕塑、绘画.淘到了圣若望的写本,是预料之外的惊喜.唐朝留下的文件极少,他一下子就带走了干余件.总之,他选取了最优质的、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献.他拥有高深的专门知识,来自于新兴国家,浑身活力,且莫说古老而疲劳的王道士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斯坦因这个精英学者,学识丰富的考古学家,曾经组织过一次丝绸之路探险的老狐狸,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不将捷足先登的人,俄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绝对不碍事,连斯坦因那厮在内.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目光磨得比猫爪还锋利.

逗留莫高窟和敦煌期间,他巧取豪夺.取走一些东西,但也留下一些东西.他以一个真正学者做学问的态度,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和整理,对日后敦煌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努埃特拍了440张玻璃干版和胶片,1914 1924年间,在PaulGeuthner书店出版了六卷本《Le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其中有108个莫高窟洞的照片,整套卷本总共有399幅.在这个卷本里,你可以看到1908年的莫高窟北区全景,第96窟的大佛殿,第46窟南壁佛龛的卧佛,在莫高窟做法事的僧侣,农历四月初八莫高窟中寺门前的庙会,赶着马车来参加庙会的信徒.使人感慨的是,103窟的观音坐像、395窟的志公和尚、459窟的塑像,1908年时都还存在,后来都踪迹杳然了,那批照片就成了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见证.

“我随风而播”,这是拉罗斯字典( Larousse)扉页上的一句话,以蒲公英的口吻说出.现在敦煌所有的照片都放到网络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

斯坦因从王道士手里取得文物,秘密运回英国后,有一年时间继续保密,紧盯着中国看有何反应,没有反应,才将事情公开,做贼心虚.而伯希和离开敦煌一年后,于1 909年9月从河内到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三万册中文图书前后,就向北京的学者罗振玉、董康、蒋黼、王式通等,出示其随身携带的敦煌珍本秘籍,难得脸皮够厚.他没有做贼心虚.何况他一早声言,如果他两手空空回去,那些文献日后注定要遭到毁坏.他敢于大摇大摆带着赃物回来向失窃人家出示,是深信不会有麻烦.无论人身和赃物都不会有.果然没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向他借去的珍贵文卷,六个星期后,不都归还了吗?那时节,伯希和唯一的后悔恐怕是没有将整个藏经室的卷子搬回家.他曾经这样想过.现在还得到学界的盛宴招待呢,到底是礼仪之邦.已经让中国学者过目了,得到默认了,这场好戏就合法了.他想得周到.顺势骑驴下坡,说了一番好话,说自己是国家派来的,敦煌得宝是偶然的.偶然之说你相信吗?说到了乌鲁木齐后才知道宝藏之事,你相信吗?斯坦因将秘密公开后,天下人都知道了,单是你伯希和不知道?唯中国不知道,倒是真的.其实他们两人一早就互相监视,乌鸡眼似的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甚至通过使馆来监视对方!然后又说,文化是世界共有的,日后你们有摄影和抄录需要,会得到方便的.这就给日后继续到访中国铺好了路.希望与中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这点可以肯定.研究汉学不到中国来,不与汉人合作还能怎样做?他在1910年的探险报告中说:“我忙于为中国学者们发表我获得的文献提供方便……我完全有兴趣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实上,他与中国学人一直保持联络,胡适是其中之一.1939年他被聘为“中国研究院的通讯院士”,他也设法使罗振玉被聘为“法兰西学院的通讯院士”.此是后话.唯珍本一出示,就有中国学者的沉痛、焦虑、愤慨,就有敦煌“劫余”之说,就有“吾华尚有人乎”的感慨,群情激昂,很动人.如果马上有人到敦煌去走一趟,看一眼,会更加动人.然而没有.而洋鬼子们已经到那里走过好几趟,看过好多眼.端方虽然“惊感失宝之痛”,却不曾作亡羊补牢的努力.但无论如何,那个宴会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就有罗振玉撰写和刊发的第一篇关于敦煌的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对着书本进行研究的时代结束,开始了一个可以对着原始材料进行研究的时代.

有了第一次公开跟中国学者接触,后来不时到访就不在话下,为购买图书,为到图书馆查阅文献,为访朋友,继续走他的上层路线.1910年10月及1916年7月的来访,都有中方学者留下记载.1932年底开始的数月访华,还轰动了华夏学术界,宴会上名流学者济济一堂,留下胡适与梁宗岱产生嫌隙的起因之说.据梁宗岱回忆:“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认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根据《青年梁宗岱》戴镏龄的回忆)这是梁的说法.胡适1926年9月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会议的时候,曾经到法国,跟伯希和多次见面.根据他的日记,从8月24日到9月22日,两人有过四五次会面,伯希和还将旧作《有关六朝和唐朝几位艺术家的笔记》赠送给他.胡适则托他影印敦煌写本,后来在英国和德国也见过面.他对胡适应该是了解的.如果他更推崇陈垣,自有他的道理.

古代时候,敦煌曾经是中国文化走向西方的哨所,是亚洲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链接点.打从公元前1 39年,张骞出使西域,首次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道路以来,在7000公里长的尘埃弥漫的丝绸之路上,来往着波斯、印度、土耳其、蒙古、意大利等27个国家的商队.他们把丝绸、陶瓷、青铜器、漆器贩运到西方各国,同时也将活字版、罗盘、造纸、带到那里.这条路将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埃及等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在交流意义上,敦煌一度成为世界中心.自从葡萄牙人的海路运输兴起,代替了丝绸之路,敦煌开始走向没落,逐渐被世人遗忘,直至人迹罕至.

因着伯希和这宗“劫”案,不但产生了敦煌学,敦煌的研究开始走向世界,敦煌也从泥尘中,重新闻名于世,成为游客的目标.写过不少关于东方的作品和报道的作家弗朗德兰(Philippe Flandrin),赶着中国开放的热潮,于1 984年夏天到敦煌走了一趟.他发现丝绸之路的入口处,竖着一个告示牌,揭发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于1 908年殖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收买了看守的道士,抢劫了敦煌图书馆,将公元7世纪至1 1世纪的艺术和考古的无价之宝劫走,其中包括3000件中国、印度、西藏、吐火罗、希伯来文的写本和卷子,以及图画、雕塑、旗帜,等等.弗朗德兰感到眼球刺激.返回法国后,他想深入认识一下这个被细数“罪行”的人,追踪了他一生的脚印,为他写了一本传记《法国清官的七命》.(Les Sept Vies dumandarin fran?ais).将一个法国人誉为“清官”,即清朝官员,自有他的巧妙处.伯希和在中国西域的活动,走的是上层路线,每到一处地方,首先拜访地方官员,道台、抚台、县长,他以地道的中国话和博学,在他们当中赢尽威望,使他们又惊奇又佩服.他也深知自己受欢迎,几乎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了.据恽毓鼎关于六国饭店公宴的记载:“伯习华语,国古学.席间纵论版本,辨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1908年11月中,伯希和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阅览古籍书,当时的图书馆总办缪荃孙在日记中记述:“法人伯希和来,能中国语言,并知书,中国人罕能及者,异哉!”与缪荃孙同时任职江南图书馆的陈庆年,也有记载:“法兰西文学士伯希和来图书馆看书,京话甚佳,于我邦书亦颇博览.”也有学人赞曰:“伯希和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也大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还有什么比得到普遍的赞扬,更使他在他们当中感到如鱼得水?

唯将伯希和的行为指为“劫经”,《敦煌劫余录》的“劫”字,使弗氏感到难堪.其实使用“劫”字,双方都被抬举了.“劫”是使用武力,书生用武,谁见了?而王道士一方,将卷子双手奉上还恐怕来不及呢,“劫”字又怎能派得上用场?如何看待伯希和在敦煌的所作所为?弗氏认为首先应该从科研角度出发.直至1 945年逝世,他一辈子不曾中断过研究从敦煌带回来的写本,不曾中断过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留下了难以想象的大量笔记、翻译.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探索和评论,开拓了西方人对东方认识的视野,加深了对它的理解,这是他之前之后,很少有学者做到的.而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吗?他从敦煌带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冥冥中成了一种拯救行动,因为1 2年之后,敦煌被哥萨克的囚犯抢劫过一次.他觉得更不可理解的是,自从中国人从伯希和那里发现敦煌之后,中国政府才将石室清理,之前,敦煌好像从来没有过任何危险.

事实上,后来剩余的文卷从敦煌运回北京,一路上就发生过戏剧性的散失.究竟有多少卷子抵达目的地,只有故宫博物院才知道.

东方是世界文明的摇篮,西方人从来不否认.对文明发源地的好奇心,从古代就开始了,亚历山大大帝就相信东边有一个更为优越的世界.自从马可波罗一直进入到蒙古帝国的心脏,回来写了《寰宇记》,将见闻供诸于世——一开头就发出号召:“爵爷们,皇帝们,国王们,公爵们,侯爵们,伯爵们,骑士们,民众们,你们想认识不同种族的人……来拿这本书去,让他们去读”——西方人对东方的长梦就开始了.梦想落到商人身上,就启发了他们的商业贸易,开拓了丝绸之路.对传教士和知识界,就有了使他们醉心不已的东方召唤,传教士一早就向中原帝国和日本东进.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掀起的西域考古探险热,是这种召唤的延续,也必然带上殖民遗风,虽然殖义已经到了尾声.当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到过敦煌,你以为法国人肯认输?

弗朗德兰也客观地指出,伯希和作为法国殖民帝国的人,于他就有殖民者和殖民地土著之分,有本土和殖民地之分.如果将亚洲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项目,殖民者是老师,土著是学生;殖民地的宝藏应该由本土国家保存,展出,研究.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甚至美国,都拥有本土国家的权利.这种观点为他对受支配的国家进行诈取和剥夺找到了理由.伯希和是否有这种思想,你无从证实.但新兴国家由于文物和藏书的缺乏,为填补博物馆、图书馆的典籍特藏,一方面是通过正常途径搜购.比如伯希和,敦煌事件之前,1900年7月离开法国大使馆后,跟着就去为远东研究中心购买书籍和文物;1 901年到中国考察,为法兰西远东学院购入大批汉文、藏文、蒙古文书籍和艺术品;1902年2月访华,搜购了24000册汉语书;1908年从敦煌回来到北京,搜购了30000册汉文书.后来的1909年、1910年、1916年也不例外.这个人脸皮真的够厚,你骂他“劫贼”“窃贼”,他不会不知道,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对古老或相对古老国家进行文物诈取和掠夺,成为他们补给的另一种手段,例子并不罕见.伯希和的行为并非独一无二.他外交手腕一流,巧取豪夺本事过硬,使巴黎成为汉学研究中心.从伯希和时始,但凡要研究汉学或敦煌学的学者,必须首先学习法语,再到巴黎来查找档案资料和原始文献.但顾此失彼,法国人也丢失了一个顶级重要的研究中心,法国启蒙时代的巨人伏尔泰的研究中心就不在祖家巴黎,而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伏尔泰写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百多封信当中的26封,数年前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拍卖价打破了1 8世纪手稿的纪录.那时候,就在拍卖新闻当中,提起了伏尔泰研究中心这码事.

叶卡捷琳娜从德国嫁入俄国皇室后,意识到俄国文化艺术的落后,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它的繁荣.登基前已将伏尔泰看在眼里,1 757年,请他为彼得大帝立传,撰写他治下的俄国历史.她登基后,请他起草新的民法方案.1 778年伏尔泰逝世,她马上通过一位男爵,要求他的侄女将伏尔泰的藏书全部出售给她.由于运营得法,随即以三万金卢布,购得总数达6814卷书籍,其中1 687卷有伏尔泰的亲笔批注,包括女皇给他提供的资料手稿和请他起草法案的亲笔指示.

另一位启蒙巨人狄德罗也让她看上了,登基前三年,向他提议将他的《百科全书》送到俄国出版,登基后,索性邀请他到俄国继续编写,同时为她讲授哲学,讨论建立法制,进行社会改革等问题,也邀请他作为俄罗斯在法国购买画作的顾问.上台两年,向法国和意大利购买的名画达4000张.后来他的藏书和手稿,也让女皇全数买下,与伏尔泰的藏书汇合,成为“伏尔泰中心”藏书的一部分.这个中心就成为圣彼得斯堡拥有3000万册藏书的俄罗斯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因为它拥有许多稀世文献,其中一本,是每一页都有女皇亲笔批注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1 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暴民砸个稀巴烂,俄国驻法大使得到指示,趁机上门将藏书全部买下搬回老家.巴士底原来是一座皇宫,在里面举行过盛大宴会,大量藏书中肯定有不少无价之宝.巴士底被攻陷那天,狱长已遭杀害,大使先生以多少两白银,向哪一位“王道士”购买的?16世纪巴黎议会的掌玺大臣塞吉耶(Seguier Pierre,1588-1672)的藏书,一个法官世家的34000册著名的藏书,他逝世后,好一部分也到俄国定居去了.这位女皇眼睛总是盯着邻居家里的好东西,但凡有机会,全不顾自己的万乘之尊,带个布袋马上登堂入室,思想精华她要,精英学者她要,精英的藏书和手稿也要,一件不遗漏地放到布袋里带回家.与伯希和相比,谁的牙爪更犀利?

我们天天讲文化交流、讲座、切磋、琢磨、出版,交流知多少!而你觉得,去掉面具的你抢我夺的“交流”,于他们好像更方便,且效率高.难怪人家择易而行.你看着也颇觉有趣.2014年3月,由欧洲太空中心ESA发射的彗星探测器,被命名为“Rosetta”,这个名字来自于一块埃及石碑Rosette,上头以古埃及文、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刻着埃及托勒密五世(Ptolemee V)的通谕,这就是著名的公元前197年的“罗塞塔”碑,它是在1 799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代,法国士兵筑堡垒时发现的.但法国军队在亚历山大港败给了英国,舰队都被击沉了,英国佬胜利了,如果你以为人家要的是胜利的光荣,你就错了,只有金银财物忘不了.英国人嘛,还不忘记玩一手“绅士”风度,对法国佬说,我们不将你们当俘虏看待,你们没有船回家,我们可以用船将你们送回去嘛,只是,你们在埃及掠得的东西,不带走也罢,全部给我们留下来!“罗塞塔”碑就这样落到英国人的手里,后来就堂而皇之,放到大英帝国博物馆里,成为镇馆之宝.

笔者曾经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看过一个名家密集,价值天文数字的特殊画展,里面有梵高、雷诺阿、塞尚、莫奈、高更等一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总共74幅的杰作,是二战末期,苏联红军从德国劫走的.同时被劫走的,还有在土耳其的希萨尔利克( Hissarlik)山丘上出土,总共260件纯金的,被命名为“普里阿摩斯”( Priam)的绝世珍宝,是关系到荷马史诗的实物,有了这批实物,史诗就不再是传奇故事,而是历史.勇敢的红军战士们很了得,仗打得出息,对别人家里的*也了如指掌,一经抵埗,就熟门熟路去翻出来,不声不响地带回家,成为国家绝密,*起来达半个世纪.最初还矢口否认呢!

巴黎协和广场上所竖立的埃及柱,是富丽堂皇的广场上的当家花旦,只要你抬头望向广场,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它.该石碑高22.55米,重227吨,是埃及乐蜀( Louxor)神庙门前两根石碑中的一根.它之所以来到法国,是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Champollion)说服一位苏丹,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法国的.两根石碑都是以整块原石打成的,四个平面,每一面都刻着三行象形文字,公元前1 550年打成,距离现在3565年.另一根石柱就孤零零地竖立在乐蜀神庙门前的右边.法国回赠了一座钟楼,算是礼尚往来.但法国并非唯一得到石碑的国家,所有罗马皇帝都曾经得到,单是去到罗马的就不少于五根,其中一根就竖立在梵蒂冈广场上.英国于1820年得到一根,竖立在泰晤士河畔,相应的一根去了美国纽约公园.而每一根石碑走出国门,都会有一个故事,在友好或不得不友好的商讨中,在被说服或各出奇谋中,才去到另一个国家立足,就像那批绘画和普里阿摩斯财宝,在战火、杀戮、中转移到另一个主人的手里.战争时期有一种抢法,和平时期也有一种抢法.人类的历史原来就是一笔令人啼笑皆非的,不光彩的财富!

如果将敦煌事件孤立起来看,说可悲,可恨,没有人反对;联想起“外侮”“耻辱”“被欺凌”这类长期使用的词汇,也可能.这是习惯了的思路.我们的思维长久地被框住,我们也自觉地把它框住.时代变了,词汇却不变.陈旧的词汇使我们裹足不前.老说“外侮”,贬低了自己还不自知.如果将敦煌事件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你会想得宽阔些,这类事情历史上层出不穷.在嘴爪并用,甚至带着的角力中,既没有奇耻大辱,也没有光荣伟大,一切就看你的力量是否足够,就看你是否有本事理好自己的事,不让人家乘虚而入.谈到1900年发现的敦煌藏经室,伯希和说:“非常幸运,在此后的八年时间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前往那里实地研究这些文献,并确认其重要意义.”这个“非常幸运”使我们心里不是味道.他的幸运是藏经室被发现后,既没有引起各级的重视,也没有引起学人的注意.这件事上头是得到通知的,但主管门和各级官吏不曾尽到保护文物的职责.里面没有金没有银,把门关起来了事,钥匙就放在大门口,谁来都可以任君尊便.1907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如入无人之境,事前事后皆神不知鬼不觉,无人问津.若非伯希和主动出示所获,情况大抵一样.后来罗振玉促成学部致电陕甘总督,勿令外人购买古物,算是一大行动;端方曾向伯希和提出购回一部分文物,也是一种行动,虽然遭到婉拒.当时各级文化官员中,主管张之洞刚去世,其余官员,有长期请病假的,为避处分而称病在家的,为戒而请假的,都跟一个病字有关.学部成了一个病堂、空堂,当时就有《老大病夫国之现象》一文的出现.还是岁月、烟尘.不胜唏嘘!如果说,责己之声比责人之声更动人,我们是选择责己还是责人?

在那个年代,法国人调侃自己说,如果金字塔能搬得动,也会搬几座回来.纸头那么轻便,又怎可能不搬!但搬也必须讲究学问,斯坦因只将佛经搬回去,让伯希和笑掉了牙.更可笑的是,当年英国佬将“罗塞塔”碑抢到手搬回家,就像洋鬼子捡到李小龙的双节棍,无从入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没有一位专家能够解读上头刻着的文字,最后还得请法国的商博良去给解读了.所以,这些极专门的文物,只有到了拥有高深的专门知识的人手里,才是宝贝,落到普通人手里就是垃圾.“罗塞塔”如果被一个埃及农夫发现,说不定就搬回家放在马厩旁边做踏脚.当年谢里曼曾经将“普里阿摩斯”送回给希腊,但希腊人不识货,一再拒绝接受,认为都是些赝品,是谢里曼为他的“伟大狂”行骗罢了.等到被鉴定为真正的绝世珍宝,又落到苏俄人手里,这才叫天叫地要人家送回来.历史折回头来,再做一次,谁见了?敦煌的文物也一样,斯坦因先于伯希和进入藏经室,但他不曾选取到最精华的东西,他的知识不曾达到这个程度.戴澜也不识货,将到手的干佛洞写本,作为人情送给了伯希和.假设当时有好事之徒,即时要伯希和归还,恐怕你打一棍问一棍,人家也不会还给你.伯希和的东方知识的全面、广博、精深,无止境的进入,对中国文献的熟悉,甚至有本事将国画的根源一直追踪到波斯,有本事流畅地读出、解释挂在中国客厅里的长联.他抵达了知识上难以抵达的极限,以及运用上的高度才智,使他的识货本事令人吃惊.这个人真叫你恨也恨死!他使大家知道敦煌的卷子是好东西,“柳公权楷书金刚经”“老子西升化胡经”既是好东西,墙壁上的题记、租约、借据也可以是好东西,又怎不叫你咬牙切齿!“贵来方悟稀”,我们珍视起那些文物来,包括让他们取走那部分.那些稀有文献遇上伯希和,就像掉落时遇上牛顿那只苹果,只有让牛顿看到,才产生了最大的作用,使他发现了地心引力,否则,唯一的出路是在地上烂掉.当然,不是所有掉到地上的苹果,都有运气遇上牛顿.

从藏经洞搬走文物的,除了英国人,还有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斯坦因掠走的数量不会少于伯希和.伯希和将文物运回法国后,随即组织了一批汉学家、突厥学家、伊朗学家、印度学家、希伯来学家进行研究,一个汉学国际研究中心,在巴黎建立起来了.他努力促进学术界利用他所提供的资料,数代人的研究也没法利用得完的资料.他本人则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了“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躺在密室里的文献是沉睡着的,文化的记载是死物,如果不把它翻出来研究,传播,弘扬,永远是一室死物.英国人、俄国人等将文献带走,不见得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继续让死物成为死物,又何必多此一掠!唯伯希和在石室里,在北凉、北魏、元朝的历史长流中,在佛教、道教、密宗、教中,在回鹘、粟特、突厥、婆罗谜文等你读也读不顺溜的文字当中,在当地的民间档案、租约、布施账单等你可以把它们当成废纸扔掉的纸堆当中,魂游了三个星期,以他29岁所能做过的东方长梦,在那里梦想成真.“我当时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全身!”恐怕不止这个,他一定惊诧得眼睛放光!欧洲国家大抵年轻,这个时代的欧洲写本是绝对不存在的.日后汉学成了他最大的兴趣,一生的荣誉也跟敦煌,跟汉学分不开.他创建了敦煌学,敦煌造就了他的传奇.后来除了主持法兰西学院的“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以外,他诠释于阗文文献,译注1 3世纪周达观的文献《真腊风土记》,研究中国上古时代的青铜器、玉器,考究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辑录印度支那编年史、安南史,对中国学人陆心源、王国维的研究,晚年还注释马可波罗的《寰宇记》.他的学术研究超越国界线,也无学科范围之分.如果说谢阁兰唯一要量度的世界是他自己,而伯希和是以自己的知识去量度世界的.

无论过去或现在,敦煌研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经济利益,于伯希和也一样.他一头栽到里边,人家看着他头头是道,样样在行,都出了成果.“堆高于岸”,反而成了众矢之的.像他这样一个专业、敬业、乐业的人,在西域考古期间,每到一站,都工作直至深夜,在藏经洞三个星期,“我对全部藏书都编了简目”,甚至可爱得以赢钱,来为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书籍.但他让中国人揪着不放,也让欧洲人揪着不放.德国汉学家冯佐奇(Von Zach)说他细致得像研究病理学,又表面又钻牛角尖;比利时汉学家肯特兹(CarlHentze)说他书本知识,幼稚无知.甚至有人怀疑他挖掘回来的文物的真实性.何况作为天主教徒、共济会的会员(franc-ma?on),又怎可以入屋为盗贼?而同时为盗贼的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有了伯希和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反而站在岸边儿上逍遥自在.大家为他们鼓掌,立传,为伯希和立传的反而很少.然则,像伯希和这样的大学问家,你俯视、仰视、侧视,都没法把他看得完整,没法拥抱得了他的全部学问,有谁敢于随便为他落笔?

你再走了一趟纪美博物馆,想见识一下那批还愿幡旗,听说*在那里的幡旗达200面.当年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必须通过戈壁沙漠、喜玛拉雅山,还要穿过今天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气候也恶劣,掺上石块的沙粒会突然向路人和牲口袭击.有时人和牲口必须躺倒地上几个小时,等待风暴过去.那1000公里长的戈壁沙漠,也会因为风暴而改变位置,使路人失去标识,在沙漠中打转.还可能受到游牧民族或强盗的袭击掠夺.有幸抵达国门的人,便凿山开建佛洞还愿.以幡旗表达对神的感谢.你想见识一下这种感谢,但幡旗没有展出.上下四层的博物馆大楼,展出的是柬埔寨、印度、越南、阿富汗、乌孜别克、老挝、缅甸、巴基斯坦、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艺术品.中国的艺术品方面,有从莫高窟取得的佛像,画在丝绸上的观音,铜器等.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大抵是些眼睛半开半闭,慈眉善目的菩萨、观音,破破烂烂的佛头像,或断头折臂,或坐或立的全身佛像,祭坛或祭坛壁画的残块.丝绸上画的莲花观音、骑象观音、铜器等都是些祭神仪式上的用品.林林总总,大多与神有关.人为神创造,比为自己创造来得更起劲.如果说基督教繁荣了欧洲的文化,佛教也繁荣了东方国家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领域里,有的是共同的心愿,共同的价值,共通的文化艺术语言.国界线是不存在的,文化是唯一的存在.而各国的文化就以不可混淆的特色,存在于这个共同的领域中.印度的文化将永远是印度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永远是中国的文化.敦煌文物来到法国,也永远是中国的文化.

2015年10月

责任编校谭广超

本文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经典随风而播专业范文可作为随风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随风而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仁风远播徐悲鸿南洋系列筹赈画展
南洋是徐悲鸿的福地,也是其艺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 当他身处困境,来到这个南洋小岛,就会打开另一番天地 我们设想一下徐悲鸿若非1925年在新加坡得到资助,他在法国的学业就很难维系下去;徐悲鸿若非1939年.

宋氏三姐妹:历史风中的爱恨纠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卒于旧金山,而宋氏姐妹并没有出现在宋子文的葬礼上,她们失去了晚年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 对宋氏姐妹而言,时间没有冲淡她们昔日的恩怨,即使到了生命即将到达终点之时,她们依然没有跨.

荨麻疹:因风而起,以祛风为法
我曾接诊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患者,她以前在商场工作,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有风扇,就整日对着风扇吹,后来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爱出荨麻疹,只要穿得少一点就容易着凉,夜晚睡觉也易着凉,起床后一看,脸也大了,眼睛.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前后
1992 年年初,88 岁的历时35 天,一路走过武昌、长沙、深圳、珠海、上海……地,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 这次南巡讲话,打破了中国改革一度因纠缠于姓“社”姓&ldquo.

论文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