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世界历史课程体系的构建,该文是关于历史课程方面论文范文例文跟课程体系和民国时期和历史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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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历史作为一种新学科进入中国学科体系,是近代中国学科体系转型的典型案例.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制变革与史学系科系化,从制度层面、机构建制方面推动了大学世界历史教育的制度化与体系化.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基本建立了涵盖世界通史与断代史、国别史与地区史、专门史与专题史及西方史学史与方法论等课程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基本完成了世界历史学科在大学的构建.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大学；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学科构建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8) 12\|0597\|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学科体系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学术范式说”和“学术理路说”,运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从学术制度的不同面向,对近代中国学科体系转型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富成果.世界历史①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历史学学科并扎根生长,成为近代中国学科转型的典型案例.至于民国时期该学科是否基本形成,很长时间内学界的认识是模糊的,或持否定性评价.学者大多将世界历史学科构建研究的重点放在1949年乃至1978年后,对近代大学世界历史课程的具体构建则是语焉不详.近十年来,已有学者意识到了世界历史学科构建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大学史、教育史视角对世界历史教育进行了概述性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16］,但对相关主题的探讨相对薄弱,而且宏观考察多,微观分析少,汇编材料多,原始档案利用不够充分.
大学是学科体系构建的重镇,大学课程体系是一门学科构建的重要路径和保障,也是学科建设的衡量水准和发展维度.本文从学科构建的宏观视野出发,聚焦民国时期知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不同高校,探究民国时期是否形成了世界历史教育制度和相关课程体系,并据此考察世界历史学科在民国大学的构建水平.
一、近代学制演变与世界历史教育的制度化
近代时期,教育制度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愈加紧密.世界历史作为一种新学科,其知识传承与学科建构必须通过教育制度强有力的推进,才能扎根并巩固其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一）清末学制改革是世界历史教育制度化的开端
京师大学堂在开办初规定设“中外掌故学”课程,将世界历史纳入讲授范围,为世界历史正式进入学制系统作了铺垫.1904年,“癸卯学制”正式把世界历史教育写入教育制度,明确规定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观察各国发展,了解大国之所以强盛、小国之所以衰亡之道,通过了解强弱兴亡的史实,认清“西力东侵”之后的“东方诸国之危局”.授课原则上,“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7］403418
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文科大学分九门（门相当于系）,“万国史学”被单独列为一门课程,除史学研究法、年代学之外,另开设三种国别史,其中泰西各国史和亚洲各国史教材采用流行译本,西国外交史要求选择翻译合适的西书讲授.
新学制推行之后,各地大学筹备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京师大学堂世界历史课程分为亚洲各国史和西洋史两部分,任课教师主要是日本教习或教员,教科书主要根据日文本编辑而成.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分科首列“史学”,课程内容涵盖西洋史、泰西近时政治史、日本明治变法史、世界商业史、近世战史略等.［7］442444各省大学堂、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亦不出此范围.此后,尽管学制有所修订,但世界历史教育的规制未曾改变.
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分科,由于经费、生源和师资等匮乏,“万国史学门”未能开办,“中国史学门”虽包括世界历史课程,但有关世界历史的分量小且不完善.［1］76学制规定与实际推行还有一定差距,这些不足之处随着民国学制的推行,得以逐步改善.
（二）民国学制发展对于大学世界历史教育的推进
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推行,拓展了世界历史教育的发展空间.新学制有三点重要变化：其一、明确了学科归属,世界历史不再单列一门,而是归置于历史学科下；其二、增设很多世界历史课程,除西洋各国史外,还有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中的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等课程；其三、世界历史专题史也得到重视,年代学、人类与人种学等辅助科目也在开设之列.
哲学、文学等文科门类也设置了世界历史,如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概论、世界史、英国史、英国文学史,法国史、法国文学史、德国史、德国文学史、俄国史、俄国文学史、意大利史、意大利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等.［8］678其他如历史地理部、法政类、商学类等专门学校也多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8］501503
1922年11月,大学推行分组分科制,可以根据师资自行设置世界历史课程,促进了世界历史教育进一步制度化.全面抗战以后大学课程虽然有所调整或缩减,但世界通史作为必修科目一直延续下来.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课程会议,正式颁行文理法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最低课程标准,世界通史课程的学分由2~3分增加至6分.［9］496500自此,世界历史成为史学系及文学院的必修科目,一些大学的政治、法律、经济类学生也要必修或选修世界通史课程.
民国学制的发展,促使世界历史进入大学课程体系并固定下来,推动了世界历史教育的制度化,为世界历史的知识传承与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大学史学系与世界历史课程体系的构建
民国时期,历史学科逐渐走向学科化、专门化［10］,史学的独立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学科空间.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占据了“历史科系学院化的典范位置”［11］125.
（一）北京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群组的构建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代行教育部职能,成为民国大学建构与发展的标杆.1917年北京大学（简称北大）重建史学门,陈独秀积极改革课程,提议将西洋古代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东洋通史、日本史、历史研究法等增列为必修科目,增加中国政治法律沿革史、中国与亚洲诸国交通史、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西洋文明史、中国历史教授法、西洋历史教授法等选修课.［12］该提议未被完全采纳,乃至有论者认为：“与其说1917年北大所设立的是‘史学门’,还不如说是‘中国史学门’更符合实际.”［1］79与在史学门的冷遇相反,世界历史在其他科系逐渐开设起来,如哲学门的印度史,英国文学门的英国史、英国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政治门的日本近世史等.
全面抗战前的二十年是民国时期高校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1919年8月,“中国史学门依新制改称史学系”,改变了中国史学门单一的发展方向［13］,为世界历史学科拓展了发展空间.同时,推行分组选科制,如史学系学生除了本系必修课,还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系组的世界历史课程.正是从这时起,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始由一国的史学而改为世界的史学”,真正向“中国史与外国史并重”的方向推进.［14］70
1920年夏至1931年1月间,朱希祖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大力调整史学系课程,使西方史学史与西方史学方法课程成为史学系学生必修的最基本课程.［15］例如,1919—1920学年世界历史课程,除了包含分段的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近百年史外,还增开欧洲社会变迁史、欧亚交通史、日本史、印度史、外国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以及新史学（英文）、唯物史观等当时最流行的各派史学理论课程.［16］至1927年,世界历史课程基本涵盖了世界历史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段；国别史方面开设
①姚从吾（1894—1970）,当时名为姚士鳌,北大史学门重设后的首届毕业生,1922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史学,深受德国史学的影响.1936年夏始,姚从吾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过印度史、日本史,还开设了欧亚交通史、欧洲社会变迁史、欧洲文化史、外交史、外国政治史等专题史.［1719］经过几年的充实和拓展,北大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逐渐构建起来.
1931—1936年,陈受颐、姚从吾等相继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并亲自担纲世界历史课程.陈受颐是研究世界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专家,强调“博古通今、闳中肆外”［20］,其开设的世界历史课程有西洋中古史、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西洋十七十八世纪史、西洋史籍举要、近代中欧文化接触史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姚从吾①深受德国史学的影响,其增设世界历史课程有东洋史讲座（专讲苏俄、日本与南洋,强调中国立场,注重近代演变）、中亚与东亚讲座（注重近代以前）、历史哲学与社会学讲座.［21］
1936—1937年,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有20余种,除了分段的西洋史（或称欧洲史）外,史学系还开设西洋中古民族迁移史、中亚民族史、希腊文明史、日、美、法、英、俄、德意志、意大利等国别史、专题史课程,西洋史学史、西洋史籍举要、西洋史学名著选读等史学课程,另有西洋史择题研究、西洋近世史择题研究等专题研究.［22］总之,到抗战前,北大史学系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见表1.
1936年后,北大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基本稳定下来.从课程体系的结构比例看,世界历史占据史学系课程的半壁江山,基本实现了由一国史学到世界史学的转变,为世界历史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84西南联大期间,世界历史课程体系也基本上保持了如此框架.1946年北大复校,课程体系设置又“恢复了战前的制度”［23］.
（二）民国大学史学系与世界历史教育的推进
民国二十年代以后,学院体制渐渐成为各大学的主要形态.至1931年前,至少有12所国立、省立大学及学院,11所私立大学及学院成立了史学系.1937年底之前成立的31所国立大学、24所私立大学基本设有历史学系.此外,国立、省立、私立的独立学院,及国立、省市立专科学校,也纷纷设立历史学系或史地系.历史学与其他文科、社会学科合办科系仍然在一些建制不完善的院校中存在.1941年前,有6所大学成立“史学研究部”或“史地研究部”,1947年有9所大学改组或新建史学研究所.［9］574587
以北京大学为典范,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国立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逐渐完备.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等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因为外籍师资相对较好,世界历史课程体系更加详备.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于1926年设立,1926—1928年间设有西洋通史、西洋近百年史、美国历史、日本史、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希腊罗马史、俄国史等世界历史课程,1929年设有西洋通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百年史、美国史、东亚史、西洋史学史、中西交通史,及西洋哲学史、西洋文学史等别系选修课程.［24］后因师资不足,很多课程实际并没有讲授,无法开设经济、外交、宗教、美术等领域的专业史课程.［25］1811821929年8月至1935年,蒋廷黻任历史学系主任,强调中外历史课程并重,主张先读西洋史,利用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同时,他强调外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不应照搬欧美国家的课程编制,提倡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两个邻邦——俄国与日本历史.［26］世界历史课程主要集中在欧洲史,一些大国的国别史、专题史课程也广泛开设.担任这些课程讲授的是当时知名的外国史专家如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钱稻孙、张星烺、孔繁霱,及俄籍教师噶邦福(Michael GA Panovich)等.［27］
东南大学史学系于1930年设立,其世界历史课程包括西洋史、东洋史及通论类,涵盖了西洋通史、断代史类、国别史及专题史共23门课程.其中,西洋史课程13种,包括西洋通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现代史、东罗马帝国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欧洲君主专制时代史、法国革命史、西洋文化史、欧洲民族殖民史、英国实业革命史、国别史（英法德意俄美）等；东洋史课程8种,包括日本史、日本近世史、朝鲜史、印度史、南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欧亚交通史等；通论课程2种,包括西洋史学史、西洋史部目录学等.［28］4849
武汉大学史学系成立较晚,但发展较快.［29］1930—1931年开设了欧洲通史（上古、中古、近代）、近代欧洲政治史、特殊地域专史、近代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近代外国经济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西洋哲学史、西洋文学史等必修或选修科目.1932年增开了西洋文化史、史学研究法等科目；1933年增设了远东近世史、日本史、印度史等科目；1936年增设了俄国史、欧洲政治思想史等科目；1937—1938学年增开了英国史、美国史等科目.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具体可以参见1930—1937年间国立武汉大学编印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内有《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至抗战前,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已基本涵盖世界通史和断代史、英美俄日印和远东等地区国别史,以及政治、文化、外交、经济等专题史课程.
四川大学1926年成立历史系.1935—1937年任鸿隽任校长,史学系从大学三四年级起,将学生分为中国历史组、西洋历史组,西洋历史组学生可以选择某一断代史或方面史、国别史及各种专题史进行研究,课程涉及西洋上古中古近古史、西洋近世史、欧洲各国成立史、欧洲各国扩土史、西洋史学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罗马帝国史、英国史、战后欧洲史、工业革命史、西洋通史等.［30］抗战时期许多高校内迁,国立四川大学师资借以扩充,世界历史授课教师有何鲁之、束世澂、李思纯、杨人楩、李季谷、吴廷璆、杨东蒓等名师.［31］
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课程计划、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史学系课程以世界历史课程为主,任课教师亦以外籍教员居多,对世界历史教育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作为历史学重镇的燕京大学,其史学系课程以西洋史为主,任课教师除陈垣为中国籍外,全为外籍教员.［32］早在1924年,燕京大学世界历史课程即有：古代两河流域史及埃及史、古代希腊及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十九世纪欧洲史、世界现代史、美国史、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时代、俄国史、东亚史和印度史等科目,整体框架已经确立起来.其他如金陵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一直是“主干课程”［33］,辅仁大学史学系本科生、研究所的世界历史课程也相当丰富,任课教师也相对富足.辅仁大学史学系设有本科、研究所机构,张星烺、蔡思客、胡鲁士等担当了相当部分世界历史课程.具体可参见1937—1942年间,辅仁大学编印的《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二十六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三十一年度）》.
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在1937年前开设了西洋通史、西史大纲、欧洲中古史、近代欧洲外交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战后欧洲、亚洲史、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哲学史等科目.南开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开设,具体可参见《南开大学一览（民国十八年）》、《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年）》、《文学院现状及其将来》、《南开大学各学院学程时间表（1936年度）》等.资料来源：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00275.所设科目之专精甚至领先于当时一些国立大学历史系.
高等师范院校方面,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历史系独立,课程设置的原则是“中国史与外国史并重”,世界历史课程包括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通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东亚各国史、西洋国别史、西洋史学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外交史、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经济思想史、法俄革命史、中西交通史、苏俄研究等,将近20门.［34］
由此可见,随着大学史学系科系化,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基本确立.抗战期间,各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有所变革,但主要课程仍得以保留,如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仍有相对健全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35］
三、大学世界历史课程体系的结构性考察
总体上,民国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已呈现出通史与断代史、国别史与地区史、专门史与专题史、西方史学史等四大群组,结构逐渐趋向合理与完善.下文将对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的常设课程作具体分析.
（一）世界通史、断代史课程群组
民国时期大学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通常分为四个时期：上古史,自欧亚文明开化至西罗马灭亡；中古史,自东罗马兴起至百年战争；近世史,自欧洲文艺复兴至一战前止；现代史,自一战至现今.［36］这种分期断代,为当时各大学史学系普遍采用.
比较特别的是清华大学,该校要求一年级大学生必修通史课,另外史学系学生要加习一年的中西通史,在四学期内分别学习中西历史四大段.［24］23这种课程设置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文科类学生进行世界历史通史教育,另一方面是为史学系学生深入研习打下专业基础.由于课程结构特殊,以时代分段的通史已基本涵盖了各断代史,“按时间、区域或问题”分类的专史则多属于选修科目,导致每年开设的断代专史课程不尽相同.如1929年开设西洋中古史、西洋近百年史；1930年开设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史、欧洲近代史初期；1932年则开设上古之近东及希腊、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史、西洋近百年史、1914年以后之欧洲等课程；1935—1936年则开出了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史、欧洲十九世纪史等.1931—1936年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的世界断代史课程设置,具体可以参见国立清华大学编印的《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附学科内容说明（民国十八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十九年）》、《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至廿五年度）》等.所开设科目大多取决于任课教师的研究专长.
与此不同,北大史学系则认为“强分时代与强分国界,皆不适当”,同时讲授中西断代史,“期于史学乃能融会贯通”.［15］史学系致力于断代史课程的建设,设有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十七八世纪史、西洋十九世纪史、西洋近百年史等.自1932年始,要求史学系学生必须四年修满中国断代史全部及西洋断代史二段,或是西洋断代史全部及中国断代史三段,方可毕业,并且采取两年一轮回的开课方式,每年开西洋史二段,两年之后周而复始.［37］国立大学亦将断代史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分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现代史五大段讲授,作为大学二、三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28］48
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对世界断代史更是重视.1935年辅仁大学将世界断代史全部列入必修科目,分上古至七世纪、中古至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至今代三大段讲授.辅仁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授课教师多为外籍教员,如1935—1942年间胡鲁士、鲍润生、顾尔格伦、赵光贤、安祺乐、蔡思客等.具体可以参见《辅仁大学（十九年）》、《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二十四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二十六年）》、《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三十一年度）》.同年,燕京大学开设上古至纪元前第四世纪、欧洲中世纪史、十九世纪欧洲史、欧洲近世史、世界现代史、西洋史1815—1871、西洋史1871—1918、1918年以来之欧洲史等断代史课程.资料来源: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委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100102.历史学系的近况［J］.史学消息,1937,1(6):3940.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二十六年度）［A］.北平私立燕京大学,1937:100102.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二十七年度）［A］.北平私立燕京大学,1938:105106.
综合来看,断代史的课程讲授中,世界古代史多以古希腊、罗马为主体,兼及东方古国,基本按国别史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的讲授通常都是以中古时代诸国之兴衰为主；世界近代史以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法国革命史为讲授重点；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的讲授范围主要在国际形势、社会文化运动方面.
（二）地区国别史课程群组
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国际形势的激化,各大学对国别史的关注也与日递增.国别史课程以亚洲诸国史和英美史为主,1929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开设亚洲各国史,复旦大学有东方诸国史,1923年南开大学开英吉利通史与美利坚合众国通史.1921—1930年,开设英国史、美国史的学校有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资料来源：新晨报丛书室.北平各大学的状况［J］.新晨报,1930:6667.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附学科内容说明［A］.北京:国立清华大学,1929:92.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十九年）、复旦大学一览（十九年春）、中山大学一览（十九年）、国立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书（二十二年度）等.
1930年以后,各大学史学系陆续增加了俄国史、法国史、日本史、印度史等课程.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设欧洲新兴诸国史；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设日本史、法国史、英国史之外,增开了日本近世史、俄国史、德意志近代史、意大利近代史等科目；［22］同年,私立的光华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法兰西史、英吉利史、美利坚史、意大利史、德意志史、日本史、朝鲜史等课程.［38］其时,开设欧美国史的大学还有上海圣约翰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等,且主要集中在英美法俄等国别史.暂时难以开设国别史的大学则开设了西洋各国史的综合课程,如大学的西洋国别史、四川大学的欧洲各国成立史、北平师范大学的西洋国别史,等等.
朝鲜史、日本史、东亚史、南洋史和印度史也是国别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大学开设亚洲史已成为普遍现象.1925年前,清华大学开设了东亚邦交史课程［25］169170.1927年后,燕京大学专设东亚史门类,包括日本史、东洋史、东西交通史与南洋史地、东洋史、印度史、亚洲史、西亚史、远东近代史、日本史等课程.［39］1930年,大学东洋史在世界历史课程体系中占二分之一,包括日本史、日本近世史、朝鲜史、印度史、南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欧亚交通史等8个科目.［28］4849清华大学、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等校都设有东亚史、东洋史、东方史等课程,综合讲述东亚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注重各国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料来源：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至二十年度）［N］.北京大学日刊(2470号),19301016.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廿五至廿六年）［A］.私立厦门大学:1936:47.
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大学纷纷将原本附属在亚洲史、东洋史范围内的日本史独立出来,日本史几乎成为国别史必开课程.此外,有些学校还轮流开设日本近百年史、日本近世史等课程,如王辑五分别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日本近百年史、日本近世史等课；中山大学设有日本近百年史.此处几个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具体可以参见《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二十二年度）》,第13页；《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第132、139页；《国立中山大学现况（二十四年度）》,第92页.1936年,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提出,要从中国立场出发,增设“东洋史讲座,专讲苏俄、日本与南洋”,“中亚与东亚讲座,注重近代以前”［21］27.
因南洋自古以来与中国关系紧密且保留了大量史料,南洋史成为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辅仁大学自1931年始将南洋史列入选修课,由张星烺讲授.［40］1932年,张星烺亦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授课,介绍南洋史地、欧人东来以前之南洋史、欧人在南洋史的历史,涉及菲律宾史、荷属东印度史、马来西亚史、华侨史、缅甸史、暹罗史、安南史等内容.［41］1941年,辅仁大学方豪讲授南亚史,涉及越南、暹罗、缅甸、印度之南亚部分的历史.［42］北京大学、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等校都开设了印度史,北京大学还开设了印度古代史.［43］
远东史也普遍开设,如1926—1928年北京大学开设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1933年武汉大学增设远东近世史,燕京大学有远东近代史等.此外,大学还开设了北亚史、回教民族史,辅仁大学开设亚细亚民族史、亚洲东北史地、印度、印度支那及南洋民族研究等课程.
综上所述,国别史主要集中在英美法俄四国,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亚、南洋及印度国家.“似乎没有一所学校开过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或国别史”［44］.1933年,大学单独开设了菲亚古国史,包括埃及、苏马、巴比伦、亚叙亚、喜太提、腓尼基、希伯来、古波斯等国家地区,以研究北非及西亚诸国文化为目的.［45］
（三）专门史、专题史课程群组
受历史学专门化发展影响,世界历史课程逐渐分化出专门史课程.北京大学初期的世界历史课程偏重讲授历史常识,专门史、国别史因其内容专门精深,是研究院所的责任.朱希祖任系主任期间,世界历史教学从基本史实的灌注到兼重专题研究.对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强调基础训练和通史讲授,后两年偏重研究,三四年级学生则要选专题课程做深入研究.［14］71陈受颐继任系主任后,更加偏重专史教育.大学也强调,世界历史课程兼重“智识”和“专研”两方面,强调专题教研.［28］45一般情况下,凡属于教授研究专长,都可以开设专题史课程,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向达的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聂鑫的中亚民族史、毛凖的希腊文明史、姚士鳌的西洋上古择题研究,以及陈受颐的近代中欧文化接触史,等等.尤其是中西交通史,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46］
此外,学科建制较为完善的大学文科院系都设立了学科历史课程,方便了史学系学生的选习,如清华大学将西洋政治思想史、英国宪法史、经济思想史、财政史等他系课程列为历史系学程.辅仁大学将教育系的西洋教育史、哲学系的西洋哲学史等纳入史学系指定选修科目；［47］61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选习外系的专史课程更多,包括哲学系西洋哲学史、古印度宗教史、宗教史大纲、基督教史,外国语言文学系的英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政治系的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经济系的近代经济史等课程.
（四）西方史学课程群组
新史学运动影响了世界历史研究和课程设置,这一影响直接体现在史学方法、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学名著集史料选读等课程开设上.这些课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法而在各大学纷纷开设.
北京大学从1918年开始,何炳松便使用鲁滨逊的《新史学》作教参.［48］1935年,深受德国新史学影响的姚从吾开设了历史学研究法.西洋史学史课程的开设,是为了研究“西洋各时代史学之进展,尤注重近代史学家之生平及其著作与为学方法”［49］,除正式讲演及指读参考书外,学生须选读西洋史学名著数种,每学期作报告一篇.
清华大学的西洋史学史,主要讲述西方史学起源及史学发展概况,兼及文化思想,评论经典西方史学著作［24］4.1931年,孔繁霱讲授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雷海宗讲授当时轰动世界的德国历史哲学家Oswald Spengler著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刘崇鋐讲授Sidney B. Fay的《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World War）和当时新出版的William L. Langer的《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北京大学外籍教师杜捷而（G. M. Dutcher）讲授西洋近代史史料概论,涉及西洋近代史史料之类别及价值、史料整理和史料书目等内容.
辅仁大学有陆懋德讲的史学研究法、姚从吾讲的历史学原理.［47］69大学开设了西洋史学史、西洋史部目录学等；北平师范大学设有西洋史学名著选读、西洋史学史等；四川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厦门大学有历史研究法；武汉大学设有西洋史学史、史学研究法、西洋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这些西方史学研究法、史学通论、西方史学史、西洋历史专书选读和西洋史籍举要等课,共同构成了西方史学课程群组.
民国时期,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西方史学史这四大课程群组在大学史学系已经基本构建,而且这四大课程群组的专业化,与当今世界历史学科的子学科相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各校史学系普遍存在“轻基本而重专门”的现象,偏重世界历史专门史的课程设计,引起了史学家缪凤林、雷海宗、齐思和等人的重视.1936年,雷海宗公开发表论文《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将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等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课程加以比较,指出中国多数大学历史学系所设的世界历史课程过于繁重复杂,主张将世界历史课程分为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题史等四个项目.［29］1940年,教育部正式颁布课程标准,部定世界历史新科目表全面施行,对通史和专史偏重发展的格局有所改观.
从表2可以看出,世界历史断代史、国别史与专门史等课程一律被列为必修课,以“普通史”为主体.时人曾评论说：“现行的课程科目虽非完美无憾,也不可谓非已经十分緻密而十分慎重了.中国通史与西洋历史,可以供给基础的知识,断代史与国别史可以指导进一步的阅读,专门史,与选自他系的科目可以启发‘用史’”［51］.“严格说来,教育部在1940年所公布的各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实乃民国以来大学教育全面施行统一课程标准之始,各科系原本依据其学科性质而建立起来的课程结构,至此正式迈入定型化阶段.”［11］2141944年教育部又公布了《修订文学院历史系学系必修科目表》,将原先的国别史再细分成亚洲诸国史和西洋国别史,而先前基本架构并没有多少变化.［52］
四、结论
世界历史在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构建,是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经路径.近代学制的演变,推动了世界历史教育制度化.作为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大学史学系成为世界历史课程体系构建的关键机构.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不断发展和调整,已经形成了通史和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和西方史学史等四大课程群组.虽然,与中国历史学科构建相比,世界历史学科的构建水平还比较低,诸多缺憾也限制了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建构水准,但在民国时期,世界历史课程体系逐渐在中国大学教育制度中扎根下来,为此后世界历史学科及其子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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