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当代以文体文理视域融合为视角,本文是关于文心雕龙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视域和《文心雕龙》和视角相关论文怎么撰写.
文心雕龙论文参考文献：
一、《文心雕龙》文理与文体
在刘勰的生平考据中,大多学者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的考证推论.王元化先生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中引“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公元465 年）生,至梁普通元年间（公元520 或521 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1]30-31 王运熙也援引范文澜先生的考证在《文心雕龙译注》中将其作为前沿；然而杨明照先生考证刘勰“一生历宋、齐、梁三世,计得七十二三岁.”[3] 前言李庆甲先生在其《刘勰卒年考》中提出刘勰“的生年当是公元465 年左右,他的卒年是公元532 年,总共活了六十七八岁.”[1]62
《文心雕龙》结构分说.《文心雕龙》全书一共五十篇三万七千多字,当代学者结构划分则有所差异.杨明照先生云“是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之体,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言文之术,序志统摄全书”.[1]19 与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中所理“下编统论文理,上编分论文体,学者先明其理论与上编所举各体文印证,则全部了然矣”[2] 序相通.刘绶松先生也认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为上下篇.上篇自《原道》起,讫《书记》止,共二十五.下篇自《神思》起,讫《序志》止,也是二十五.”[1]168 而王运熙先生在《文心雕龙译注》中将其细分为五部分“自《原道》至《辨骚》五编为第一部分；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泛论写作方法；自《时序》至《程器》五编为第四部分,在全书中属于杂论性质；末篇《序志》为自序”[3] 前言谓之第五部分.并且在《< 文心雕龙> 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中详细阐释了这一问题.
《文心雕龙》内容的阐释.刘绶松先生在《< 文心雕龙> 初探》中论述“《梁书? 刘勰传》就说沈约读了《文心雕龙》后,称它‘深的文理’,而且‘常陈诸几案’.”[1]167 其一,穆可宏先生在《论< 文心雕龙> 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指出“《文心雕龙》阐明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也继承《礼记? 乐记》的思想,《明诗》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色》中‘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115 都表现这种关系.刘绶松先生也论述“宋初山水诗的盛行,《文心雕龙? 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因有革.庄老告退,而水方滋.俪采百字之隅,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而追新.’《物色》篇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1]175 周振甫先生在《< 文心雕龙? 原道> 试论》中认为刘勰在《序志》里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就是要说明创作本与自然,以反对矫揉造作.”[1]304 其二,《文心雕龙》表现文学创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认识到文学创作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时序》篇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通过分析齐梁以前中国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得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其三,《养气》与《风骨》篇论及曹丕、刘桢受孟子影响而以“气”论建安诸作家,但有所不同,刘勰强调“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可见同样也受孟子“知言”“养气”说的影响.其四,刘勰继承郑玄、郑众对赋的看法,并且在《诠赋》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比兴》篇也详论比、兴,但是更多的是侧重在比,进而对比、兴解释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其五,倡导清的文学导向,抨击“离本弥甚,乃始论文”的恶劣文学倾向.《序志》篇讲“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刘勰《文心雕龙》的整体思想.王元化先生在论及刘勰的创作背景及其思想谈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进步文学主张,但是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始终没有越出儒家那一套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最高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想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最终的说明.刘勰关于文学艺术的整体思想,刘绶松先生提出“依照刘勰的看法,文学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艺术地再现现实（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凡是能够真实地具现人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的,就是美好的文学作品.”[1]183 王运熙先生在《< 文心雕龙> 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一文中论述“《文心雕龙》是一部详细研讨写作方法的书,它的宗旨是通过阐明写作方法,端正文体,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原道》至《变骚》五篇是总论,提出写作方法的总原则和总要求,也是全书的基本思想.”[1]253 马宏山先生在《论< 文献雕龙> 的纲》一文中认为“刘勰之所以要‘辨骚’,就是他要阐明他所看到的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文题,即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他认为文学的艺术性在屈原作品中浓郁地表现着,但这种艺术性并不是由于屈原作品‘异乎经典者’地‘夸诞’所形成,而是由艳丽的辞藻所组成的.”[1]286 马宏山先生在《论< 文心雕龙> 的纲》一文中也论述“‘道’与文之前的辩证关系.即‘道’和文之间,一个是‘本体’,一个是‘末用’：‘道’是文之‘本’,文是‘道’之‘末’；‘道’是文之‘体’,文是‘道’之‘用’”.[1]258 从这里可以更进一步清晰刘勰《文心雕龙》的整体思想.
刘绶松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存在着一些缺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了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所给予文学的重大影响,即是人们之所以需要进行创作活动,乃是因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里有了某种理解和感受的缘故.但是他还不能进一步地指出,人们之所以在自然界和社会里获得某种理解和感受,乃是人们在自然界和社会里进行斗争地实践的结果.”[1]206 另有研究者认为：“《文心雕龙》是这样一部书：它充满着矛盾.当作者按照原道、征圣、宗经构造自己的文艺思想体系时,他是唯心的；当他总结大量文艺创作的历史经验,提出创作理论命题并回答这些命题时,他在许多地方又是唯物主义的.常常在看来是唯心主义糟粕的地方,并存着唯物主义思想,并存着丰富、深刻的现实主义理论,就像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说的那样：“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1]329
综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都是非常显耀式的里程碑.马宏山先生在《论<文心雕龙> 的纲》中论述“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昀,就曾在《文心雕龙? 原道》篇眉批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1]260 在先于当代学者之前就有对《文心雕龙》进行深入地评述,而且认识其中的文学艺术观点,并进行阐释,进而在当下,就更有义务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进行进一步的认识与发掘,实现更有效的、有意义的阐释.
二、视域融合
《文心雕龙》当代阐释,正如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存在着阐释者与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循环.那么,如何理解,并且如何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就需要阐释者进行必要地视域融合.正如前文所讲,有研究论述刘勰受儒家的思想,或受道家的思想,抑或受佛家的影响.阐释者都是从主体角度出发,进行论述其自身对于刘勰《文心雕龙》的认识,对于某一问题进行阐释论述.视域融合强调的是作者的视域与阐释者的视域进行融合,在现在的研究中,这个融合是有较大的延伸与扩展的,不是作者与阐释者的视域融合之后,反之其视角变小了,而是不断拓宽与发掘的进程.举个例子,作者烹饪了一道美味的佳肴,阐释者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在原作者烹饪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调料,形成阐释者的视角,这就是一个有效的拓宽与发掘的过程.当然,在这里也存在着施莱尔马赫的阐释观与伽达默尔阐释观的不同,施莱尔马赫强调阐释者的阐释是无限接近作者愿意的过程,而伽达默尔强调的是阐释者的主体性阐释.笔者更倾向于伽达默尔的阐释者的主体性阐释的阐释观,因为正如罗兰? 巴尔特强调的“作者之死”,文本的意义超越了作者而趋向于独立存在,这就更凸显了阐释者主体间性的重要性.不论是任何阐释者在论及《文心雕龙》的任何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都丰富了《文心雕龙》的当代意义.当代《文心雕龙》的阐释,有对刘勰生平的考证,有对其文本内容的分析,有对其结构的剖析等等,但是这些所有的阐释都不能离开阐释的循环,把握文本的原意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分析论述,才能夯实阐释者的阐释文本的信度与效度.那么,如何进行阐释的循环,施莱尔马赫所讲,阐释者必须从细节中去理解文本,同时也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简而言之就是细节与整体的统一.这样才能够不使阐释的主体性失去其立足的土壤,反之,不进行有效的元文本理解,就去盲目阐释,则失去了对于该文本阐释的初始意义,更谈不上阐释者的主体性.任何文本都需要结合时代的特征,进行符合时代的阐释,这是主流的,当然,笔者所述的主流是为符合历史潮流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主流.
最后,视域融合是阐释者、文本、作者的不断拓宽的融合.阐释者需要持续有效地进行基于文本细读的阐释循环,推进阐释的时代转化,实现阐释的视域融合.前文所述,仅仅是当代学者对于《文心雕龙》的当代阐释,其阐释视角也很明确.但是随着当下中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强盛,亟待转化20 世纪由西方文论主导文学理论的历史现状,不仅仅是以中释西,抑或是以西释中,笔者认为这都是不全面的,《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具有重大文学理论价值的文学著作,其视域融合也应着眼于全球文学理论这一视角,强调其整体进而实现整体的话语权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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