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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怀姚天沐先生论文参考文献：
张小苏
在山西画家中,我认识不少外省人.姚天沐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后来到外省去,总不免想到古往今来,山西人跑到外省终成大器的人,如王勃、柳宗元等.也想到许多在山西待过一段时期的外省人,比如许多插队学生,多半一遇时机,就赶紧跑掉.从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观念,山西这一片腹地,似乎不及与腹地相对的边地给人发展的余地.作家蒋韵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城市（太原）,年轻的孩子们,几乎人人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远走高飞离它而去.”其实,早在1926年,离山西而去的老画家力群,在上海给家乡朋友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不得不带着脱网的鱼似的欢喜,来听你向我诉说我也愿听的故乡近况.”（力群致温一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山西高天厚土,是孕育中华文化的地方,是大文豪的输出地,也是“真龙”的输出地,但这一番孕育的内涵很不易理解,有血性的年轻人,往往以离开腹地为己任,趁年轻闯江湖.好像山西仅仅是个子宫,不可久留.其实这个了不起的子宫,是需要一番历练才能懂得的地方,而姚天沐先生等画家,年纪很轻就被“分配”来了.带着一种外地人的眼光,努力认识并了解这片土地,从看去很无趣,到渐渐有些意思,最后看明白,要经过多复杂的过程！
2015年8月,姚天沐先生辞世于山西,这位生长在闽南金三角侨乡莆田仙游的“外省人”,成为山西的出类拔萃之辈.他成批的作品,一直在吟咏山西,这些出色的作品,流传于世,许多为中外顶级艺术品馆*,从而永载史册.作为山西人,我非常感佩,认为山西有司应当格外善待这类有突出贡献的人.
地域对于艺术家很重要,如法国的阿尔之于荷兰的凡高,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之于高更,画家的思考和感觉,必须通过观看来实现.我曾在山西吕梁山插队两年,天天看呆板的纵横沟壑,看塬上成片的庄稼,坡梁上缓慢移动的牛羊,除了一个苦字,什么都看不出来.之后也看过不少以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影视、照片、画作、文章、民歌,熟悉的悲苦很能引发我的共鸣.直到我近六十岁,忽一日,看到姚天沐先生的系列版画《黄土地》,这几幅作品一下颠覆了我的感觉,在自知没生慧眼的同时,开始思考姚天沐先生慧眼之根由.
我认识姚先生很久了.但较深入交谈不超过半下午,而且那就是最后一次见他.久未见面,他兴致很好,说起他来山西时的感受,忆及一些我熟知的人名,和我过去一丁点儿不知道的事.比如反右.那个下午,我看到他的黄土地版画,因为太喜欢,特意要了一叠印有这画作中《老牛湾》的书签,至今还在使用.我惊异于姚先生把我那么熟悉的沟壑组织得那么动人,那么与众不同,看这组画.我的共鸣已不完全是记忆中的苦难,还有更多的东西.这些我看惯的风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非常迷人,那不是“美化”,不是“拔高”,而是因为他独到的构图、布局、刀法、设色、印制而产生的“生命力”！姚先生的发现,实足地感染了我,我从中体认了“自然注人,人注自然”的过程.对发现的独到,表现的特别,以至不同凡响到颠覆了我,震撼了我,对姚先生来讲,是轻轻的一句话：这组画搞了十年.
黄河腹地伴着吕梁山,景象寥廓,气吞山河,黄河缠绕在群山中,熠熠生辉,姚先生的画面构图极其平稳,确如并不险绝的吕梁.如果我能用文字说明这组画,就不需要看这些画了,作为一组版画,它们不能被替代,不能被翻译,只能去仔细地看,画家用他的构图一下吸引了你,又用其他手段,作用你的视觉,让你从整体看到局部,让你从无数的构件中,感受到浑然的大气.所有的艺术形式到了这一地步,必是神品无疑.
我为姚先生年过八旬尚有如此创造力而惊叹,也为他远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体魄和心态而高兴.以如此全面的能力,再画十年,必有更多好作品出现,他一定会留给人间很大一笔财富.因此,临别时,我说了句不合适的话,作为晚辈,我说,您的前程必然远大.话虽不合于规制,但意思是准确的.我真心认为,姚先生已臻化境,精力还如此充沛,这样条件的,周边难寻.当下十分感慨,竟马上写了一篇短文,他是我的父执辈,虽然我对他所知不多,却熟识了几十年,一向充满敬意,当天一席话,是我认识先生近半世纪以来,最平等和最认真的对话,我深受激励,也非常感动,短文内容当然浅表,只为表达我的敬意.
不料,似乎天妒英才,未出三年,姚先生竟然仙逝.消息传来,每日读书,取出书签,都要细细看上一番.进而回想起那天下午,随意而内容广泛的谈话.
很难想象姚先生初到山西的情形,他说那时他愿意下乡,乡下生活艰苦,但省了许多开会的麻烦.他更愿意去仔细看看不同的山水,去观察了解这里的普通人,认为比弄清楚会议的内容要有意思得多.也许终其一生,姚先生在努力观察中尽力保留了某种陌生,以来自南国的深邃目光,去超越本地人的熟视无睹.在他的黄土地版画中,隐然套着一层灰绿,使这亚洲平原之上的高山之巅,透着滋润和生机.
视觉艺术中表现黄土地的作品,可谓多矣,鲜有人放弃大片的黄,姚先生却另辟蹊径,这跳荡而活跃的力量,正是姚先生赋予黄土地山、水、人的感情.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老老实实说,我不懂现代艺术.但他十年揣摩而成的黄土地系列,诠释了一个道理,真诚对画家最重要,完全不在乎观念形态中现代与古典的称谓,姚先生的画中贯注了他的情感,他笔下黄土地的“不似”,正在这巧妙的灰绿,这种色调的准确性,又还原了黄土地的厚重.这组画让我看到我熟悉的地方,又让我在熟悉的景物中看到了陌生,如此奇特而新鲜的感受,来自画家的主观性.这组画是用心呈现出来的,它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这组画体现出画家深湛的造诣,只有经年苦心,最后放手一搏,才会产生出如此动人的力量.
姚先生不愿意开会,但他赶上了总要开会的时代,年方二十,人地两生,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却要天天开会斗争,这对他有多么熬煎,现在的画家很难想象.年过八十的姚先生告诉我,多亏有下基层的任务,多亏他能把这任务抢到手,也算三十六计,走为上,“睡在他上铺的兄弟”李玉滋先生,就没他这么幸运,不知哪句话没说对,生生被打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美术,一直奉行团队创作的路子,应当说,在那个时代,山西这支实力较弱的队伍,在全国做得并不差.姚先生是当时队伍中的绝对主力.他是少有的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宝贝”,这支队伍中的多数人来自解放区,资格老,基础差；他们的强项是与民间艺术传统较近,本土画家多来自民间,与民众熟识度高,所以团队选择了年画、版画两种形式.用鲁迅的语言,叫“投”,用其他语言或可谓之“小快灵”.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的山西,除了一两所艺术院校之外,几乎没有排场的油画,也不大可能很快培养出一批专业水平够高的水墨画家,姚先生在院校学到的本事,在这支队伍大有用场.他认同队伍的方向,努力发挥“主力”的作用,虽然在学校没专门学过版画,但由于他扎实的基本功,和认真的态度,很快就在版画界干出了成绩,头一幅版画作品就上了《人民日报》,受到业界前辈的褒奖,从此走了上版画创作的路.创作了一系列年、版画作品.那一时期的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权威部门*,载入史册.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欣赏水平和农民差不多,日常的黯淡,使人更愿意看到波长刺眼些的颜色,即喜欢对比度强烈,画面内容新鲜.
那时强调反映现实劳动人民生活,于是有不少描写干活儿的作品.当时赵树理下乡看戏,戏台上演的是大炼钢铁,他不满意,说,老百姓白天大炼钢铁,晚上看个戏还是个大炼钢铁！美术作品也是,炼钢的,挖土的,耕地的,打石头的……姚先生却画过一幅年画《群英赴会》,刊登在《群众画报》上,我曾经入迷地看过很长时间,因为新鲜,画面是火车车厢里的一群英模.我当时感兴趣的是火车车厢.他画的车厢还是老式的硬座车厢,即使如此,我也感到新奇,因为从没见过.很向往.从车窗,到条凳,到提着热水壶的列车员,都觉得新鲜,有趣.画面又在行进中,让平淡中的我,感觉到诱人的动感.这幅画当然有时代特色,显示了姚先生构思的巧妙,他放弃了直接干活儿的动作而表现劳动者.无怪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时日愈久,价值越高,在人们不再为当前政事争执,平静地回顾几十年或几百年前时,这幅画更能显示其价值.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经过“”后,一度破碎的山西美术队伍再度集结,我曾见姚先生在为大型主题画做准备,在绷好的画布前,看到他在画一位身穿老羊皮袄的男人.正在学素描的我,才知道姚先生的素描功底十分了得.后来看到他的几幅历史题材大作.大形势的变化,终于使姚先生能使上力道了,那一阶段,是团队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过渡期,各种绘画形式随着新人登场而出现.创作思想也开始解放,姚先生被选为山西省美协主席,成为山西美术队伍的领导,开始在新形势下,全力承担为山西画家服务的工作.
不爱开会的姚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经历了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经受了各种磨折和考验.七八十年代,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硬汉.那时正是新体系从旧体系中出脱的时期,既有对新体系模糊的揣测,旧体系顽固的东西还在.那一时期,他明辨是非,在专业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跟风,对旧体系遗存,如左的一套,他十分警惕,以他耿直、勇敢和坚定的信念与之斗争.今天的青年很难想象“整人”的情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人”跟风犹在,我亲见在一场整人运动中,姚先生面临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与很有来头的力量斗争.几个月后,形势全变,阴霾散去,方显出姚先生的凛然正义.姚先生对很长时间的极“左”风习,极其反感.现在说极“左”仅是一个概念,但当时发生在具体部门和环境,是活生生的.姚先生除了感到压抑和苦闷外,更多的是愤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身边的难容之事.有一种路见不平的英雄气概,这种难得的品质,来自他纯粹、真率、善良的内心.这样的内心成就了他的艺术,也彰显了他的人格.姚先生性格中有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特点,所以总是“直如弓弦”,端端正正,在大事上绝不弯曲如钩.优秀艺术家的品格必然是纯良而勇敢的.不具备这样的品格,把画画当作技巧,作品往往肤浅,难有太强的创造力,更不会产生出姚先生以后的作品,呈现出那么厚重而又持久、迷人的力量.
我曾经多次到过姚先生的老家福建公干,每次在那风貌全不同于北方的地方,都会想起姚先生,他就从这儿来呀！有一次刚回山西就遇上姚先生,我很兴奋地和他聊起了福建.他眼中掠过一丝光亮,同样兴致勃勃地回答了我几个问题.马上就忙着画画去了.好像早超拔了俗世的家乡情结.把我想撩拨他乡愁的企图一下就化解了.我持有的浅薄、小资,更是跟风的话题,对姚先生这样的大家全不顶事.他当时具有的定力,岂是我辈能明白的.
在那个短暂的下午,我们还谈到了一些都认识的几位逝去的人.其中有五六位姚先生的晚辈,在深感痛惜的同时,姚先生也谈到了完成脱壳转型的痛苦,他经历过早期的团队创作时期,多为主题性绘画,作品中绘画性少于主题性,“戴着舞蹈”,从这一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着实很难.首先是思想解放,桎梏是长期的,正如廖冰兄先生当时一幅著名的漫画,坛子打碎了,但自己已经被箍成坛子状了.重新伸开自己的手脚不那么简单.思想解放,创作方式的解放,创作不再有命题者,使许多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来的艺术家,当时都有困惑,解放思想不像打碎坛子那样简单.很快,又遇上了商品经济大潮,画家的定力面临又一重考验,有人暴得名利,也有人下海经商,离开了画室.我在文学界,见到过相同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许多六十年代成功的中年作家,为不知道写什么,而陷入苦恼,有的甚至不得不停笔.我和他们探讨过这样的苦恼.看到过旧体系对他们的束缚.如何能够笃定,回归到真正的艺术,找回所谓“初心”,不是件容易的事.姚先生那天与我谈到这一情形时,对困惑、焦虑,乃至迷失的一些年轻画家深感痛惜,他说,过关难啊！闯过来则生,闯不过来也就难说了.
对姚先生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他作品最多,最好的时期,创作路子大开,手法也更加自由,更加大胆,更加具有创造性,以《满院春光》《晨曲》《山村夜色》《穿辣椒》《下梨》《山村春晓》《枣乡人家》《流水人家》《棉花姑娘》《枣乡之秋》《天险黄崖洞》《黄河岸》《山脊梁》等大量版画为代表的新作,不仅在国内各种美展展出,在国外也产生影响,许多作品在国外参加了展览.解放了的姚先生成为“北国黄土高原的一位出色的‘歌手’”（版画大师力群先生语）.许多机构和个人争相*他的作品.国内外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来,邀请他参加各种类型美术活动.
姚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即使名利离他很近,也不为所动.他的定力至少来自两方面,一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二是对艺术真挚的热爱.首先,姚先生那一代画家经过了各种难关,越坡过坎,历练多多,以他的见识和学养,足以对抗各种诱惑；第二,姚先生对于艺术的热爱,几乎是命定.他天生爱画画,自幼在家乡就有传闻：木兰溪畔出了个爱画画的小孩！他自己说,他小时候就热爱画画,受当地乡贤李耕画派的古装人物画的影响很深.天然的入迷,具有巨大能量,能给人终生不辍的力量,而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即使解析一幅成功的小画,其中也包含着与乖谬相抵触的因素.真的艺术天生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真正得道的艺术家心里,无论在怎样严酷的条件下,她总会活着.
姚先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艺术上得到了完全的解放,他不急功近利,从不跟风,八十余岁,画兴更浓,用十年时间画出了黄土地系列,也画了大量中国水墨文人画,画花鸟鱼虫,画家乡的枇杷,不仅在山西办画展,在北京办画展,也在福建老家办画展,硕果累累之际,又欣逢交通大便利,老家已不再遥远.
上次见面,他正是这种状态.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从姚先生目光中看到某种隐忧,是那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那种忧.
每个成功的艺术家心里都有一盏灯,姚先生这盏灯,点在闽南,烧在山西,他用大半生寻找黄土地的宝藏,用心血表现了这片土地,直到将自己燃尽.
姚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永存！
张小苏,1953年生.1976年开始做编辑工作.1977年发表散文作品.出版有《张小苏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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