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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马蹄南去”
民国十五年(1926 年)4 月9 日,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段祺瑞退居天津后,每天吃斋念佛,下围棋打,日子看似清闲,但那颗热衷于政治的心始终未能真正清净下来.
自从后,曾经追随段祺瑞的旧部一直在四处运作,为其重新上台铺路.除了北洋旧人,段祺瑞与国民革命军阵营的首领也有联系,按辈分算,他是的老师.1928 年7 月,刚完成北伐的就曾在北京饭店与段祺瑞会面,对段亦是毕恭毕敬,以老师称之.
比较有意思的是,段祺瑞在天津竟还和溥仪去拉关系,但这两人都放不下架子,于是相约在溥仪生父载沣家中见面.但这次会见,双方不欢而散,据说是因为溥仪态度十分傲慢,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里.段祺瑞十分生气.不久后,溥仪就出逃到东北去当傀儡了,与段祺瑞自然不会再有联系.
伪满建政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对段祺瑞的策反工作也展开,土肥原贤二数次到天津秘会段祺瑞,请他出山组织华北政府,并表示日本会全力支持.对热衷权力与政治的段祺瑞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段祺瑞始终不表态.当时,段祺瑞的老部下王揖唐已暗投日军,三番五次前来试探,也未得到明确答复.
1933 年1 月19 日,国民政府的密使钱永铭秘密抵达天津与段祺瑞见面,并面交了的亲笔邀请信,邀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天年.此时日军的动作也心知肚明,他深知一旦段祺瑞出山附逆,必然造成华北分离的后果.就这样,段祺瑞终于下决心,离开天津是非之地,南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听闻段祺瑞决定南下,受命劝阻的王揖唐急了,说话也渐渐露骨.但对于王揖唐的劝说,段祺瑞十分不满.待王揖唐再来,便直言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先、父母和祖孙后代,我决计到南方去,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
1933 年1 月21 日,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携家人离津南下,于1 月22 日中午抵达南京.当日,命令南京少将以上军官,着军服至浦口车站欢迎,蒋自己也亲自在下关码头迎接,并于当晚设宴招待.
此后,无论日军与北洋旧部使出何种诱惑,段祺瑞都没有动过北上的念头,在上海度过了晚年余生.
直系军阀沉浮录
20 世纪30 年代初期的华北,由于中国军队在军事上遭遇失败,不得不签订耻辱的《塘沽协定》.此后,日军一方面成功驱逐了华北的国民党势力,一方面在冀东设置特务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机关长,到处策动失意政客,密谋效仿炮制伪满政权之方式制造“华北国”.
运作对象中,就有直系军阀大佬曹锟.10 年前,曹锟一度登上北洋政府大总统宝座,不久后却因贿选而声名狼藉,北京政变后更是惨遭囚禁.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大军阀在野已久,寓居天津.负责策反曹锟的是土肥原贤二,曾几次派人登门拜访,均遭拒绝.关于此事,还有段传闻,即当时日本人前来拜访,曹锟本想开门迎接,却被他的四夫人刘凤玮拦阻,刘夫人对他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故有观点认为,曹锟晚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与夫人刘凤玮有很大关系.
总的来说,日军在策动华北分离的阴谋中,比炮制伪满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搞到最后,虽然炮制了冀东伪政权,但只能请到殷汝耕这样的角色出来主持.
这个殷汝耕成分比较复杂,此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中均任过职,因为精通日语,了解日本,有“日本通”之称,但没想到通着通着就成了“精日”( 注：“精神日本人”的奸臣),投伪附逆,最终在抗战胜利后被处以极刑.
当然,直系军阀中也不乏附逆者,齐燮元就是典型的代表.齐燮元在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江苏军务督办、苏皖赣巡阅副使等职.曹锟当选总统后,执掌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属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打了一仗,结果,齐军成功击败卢军.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北京政变爆发,直系首领曹锟被软禁,吴佩孚败逃,齐燮元也被段祺瑞免职.北洋政权覆灭后,齐燮元一度投靠过阎锡山,但很快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在军事与政治生涯上屡屡失败却不甘心的齐燮元,最终上了日本人这艘贼船.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齐燮元等公开投日的汉奸大为活跃,争相效力.汪伪政府成立后,又任伪华北绥靖司令.
这样一个巨奸,在抗战胜利后自然逃脱不了被逮捕的命运,但令人瞠目的是,在审判台上,齐燮元毫无悔意,反而强行狡辩：“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我齐燮元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这番话只是徒增笑料,齐燮元于1946 年被以汉奸罪处决.
吴佩孚的是非与疑云
生活在日军铁蹄下的北洋军阀中,情况最复杂的当属吴佩孚.
首先,吴佩孚生前名气极大,作为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有儒将之称.1924 年,他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并被认为是将来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政治家.其次,他死后备极哀荣,吴佩孚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并为其举行追悼大会,、何应钦、于右任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亲自前往致哀.其三,后世评价颇高,一方面说其个人节操好,另一方面则赞誉其晚年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最后被日本人杀害.
基于以上原因,吴佩孚的形象基本定格.但若仔细考察吴佩孚生前最后几年的作为,又存在种种矛盾和疑云,故而非常复杂.
吴佩孚自北伐战争中被北伐军击溃后,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之机会,但几次计划复出均无果而终,晚年寓居北平,“七七事变”后亦未南渡.吴佩孚没有像段祺瑞那样选择南下,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认输,即使北洋政权早已覆灭,他仍视和国民政府为仇敌.这也正好为日方所利用,使得他与日方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1938 年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失去了可以断然实施正规作战的余力,对非军事手段的期待开始高涨.当时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 注：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组织的汉奸傀儡政权) 两个伪政权已显颓势,日方希望能起用更有声望、有势力的政治家作为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政府首脑,具体工作还是由老特务土肥原贤二负责.土肥原锁定了两个目标,一位是唐绍仪,另一位则是吴佩孚.不久,唐绍仪被军统特工,土肥原的行动目标就集中到吴佩孚的身上.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的诱降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按照日本陆军的构想,他们希望将来的新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政治,吴佩孚指挥军事,但要实现这一构想并不容易.
被土肥原指派与吴佩孚交涉的是日军少将大迫通贞,接触中,吴佩孚也并非“断然拒绝”,而是一再提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其中就包括亲自练兵,以及日军退出“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九省的要求.这自然与日方的设想相矛盾,而且从结果看来,双方未谈拢,倒像是日本人被吴佩孚愚弄了一番.
1939 年12 月4 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关于吴佩孚之死,当时重庆方面的媒体说是被日本人所害,原因是吴佩孚“断然拒绝”与日方合作.这个说法长期成为定论,但至今还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吴佩孚确为日方杀害.
( 据《国家人文历史》）
——／附录／——
北洋军阀的“规矩”
在我们印象中,北洋军阀都是些嗜血成性的草莽.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曹锟和吴佩孚联手,打败了段祺瑞,却没把失败者怎么样.张作霖和冯玉祥里应外合,击溃曹锟和吴佩孚,把段祺瑞请回,也未见剩勇追穷寇.
于是,有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事实上,段祺瑞打不过曹锟和吴佩孚,便宣布全线停战,向徐世昌总统辞职,然后离京移津.天津是什么地方呢？是曹锟老家！ 但段祺瑞恰恰选择在这里定居,而且一住下来便与张作霖和孙中山联络,反对曹吴政治.这不光是段祺瑞不怕死,更重要的是,曹吴没想让他死.
不过,在北洋军阀中,有一个特例——孙传芳,是卸甲信佛后被刺杀追命的.他曾北跨长江,与把兄弟张宗昌作战,生擒其手下施从滨,但他不听劝告,执意斩杀了施从滨.施从滨的女儿10 年后复仇,将孙传芳杀在天津居士林.此乃因果报应,孙传芳坏了规矩,即使放下屠刀,依然死于非命.
1928 年,北洋政府被汪蒋的国民政府取代,北洋覆灭了.这之后,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孙传芳先后在天津定居,这些昔日为不同政见在政坛和沙场奋力拼杀过的人,成了睦邻.段祺瑞还曾联络徐世昌、王士珍、原总理熊希龄、老政敌曹锟,共同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南北停战,召开和平会议.也许这就是北洋军阀,观点不同可以公议,谈不拢就打一仗,打赢了听你的,但打输了,也不要惩罚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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