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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起初,反对的重点是美国,但在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中国在核军控领域主要是揭露苏联的“假裁军、真扩军”,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弱.事实上,从70 年代初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开始,中国对国际核军控机制的态度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而这种变化正是从中美接触开始的……
珍宝岛事件引起警觉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期间,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也曾试图把中国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在20 世纪60 年代,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国民情感上说,中国都对美国和苏联控制的国际核军控体制持抵制态度.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中国发展,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郑重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即著名的“不首先使用原则”.基于此,当时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强烈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反美色彩要浓于反苏；其二,中国所强调的并非单纯的核军控,而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也就是说,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然而,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中苏珍宝岛事件并非简单的军事冲突,它背后笼罩着强烈的核阴影.过去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69年,苏联倚仗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这还是头一遭.随即以他惯用的革命口号提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9月23日和29日,中国分别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如此密集的两次核试验,也彰显出中国并不畏惧苏联核威胁的决心.
“联美制苏”
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接触提供了良机,但中美关系的改善却是缓慢的,甚至是曲折的.由于中美之间长时间的对立,中国在分析中美苏三者关系的时候,很难摆脱掉“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对待核军控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极为关注.10 月20 日,苏联正式通知美国,同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0 月26 日,周恩来致信,把美苏核会谈与中苏边界会议联系在一起,指出：“中苏边界会议一开,苏联即告美国在赫尔辛基于下月17 日举行核会谈预备性讨论.于是,双方都从实力地位出发,向各方施加压力或显力.”
翌年1 月初,周恩来又指出：“美国现在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外国军事基地,搞大规模,特别是在赫尔辛基会谈之前,大搞扩军备战,看来都是对付苏联的.”也就是说,在中国领导人眼中,美苏争霸仍是主要的,而他们之间勾结起来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似乎还不太可能.
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中国开始谨慎地与美国进行接触,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初露端倪.在核军控问题上,中国开始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微调,尽管仍坚持核军控的一贯立场,但在语境上,批判美国起码要比过去和缓得多,甚至在针对苏联的核裁军建议上与美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这一默契在1972 年达到了顶峰.是年,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谈道：“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做是潜在的敌人.”
这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核战略认知的变化.2 月21日,尼克松访华.关于核军控问题,周恩来一方面对苏联的“假裁军”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坚持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他对尼克松说：“你们两家（指美苏）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搞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也进一步得以确立.
7 月24 日,同周恩来、姬鹏飞等谈话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利用矛盾,如果要打的话,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1973 年2 月15 日,基辛格访华.在17 日晚至18 日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试图把“联美制苏”战略构想进一步深化,不仅中美联合对抗苏联,还要在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反苏统一战线.说：过去中美两国是敌人,但现在我们是朋友.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著名的“一条线”理论.为进一步统一思想,2月25日,周恩来起草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外交通报,指出：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不改变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原则立场.今后中国的对外方针“依然是反对两霸,但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
“三个世界”
也正是在1973年,美苏缓和达到.11 月10日,基辛格再次访华.12日,毛、基会谈,主题是“联美制苏”战略.基辛格一上来就大谈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破坏.则回道,中国的“核力量不比一只苍蝇大多少”,并不具备威胁,更何况当前苏联的“能力与野心相矛盾”,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但是在整个会谈中,基辛格那种施舍的姿态令自尊心极强的多少有些不快.与此同时,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不仅强调苏联进攻的可能性,而且还详细地提出了与中国建立等具体方案,这让周恩来多少有些吃惊.本来就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搞缓和表示不满的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考虑到美苏缓和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美关系的冷淡,1974 年初,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对外战略问题,2月22日,他借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之际,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反对美苏两霸为基本目标,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身上.
基于“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加强对美苏核军控政策的批评.不久,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向世界阐述“三个世界”理论的同时,也对美苏核军控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说：“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的.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至1974年中期,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问题上,无暇顾及中美关系的进展.取代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成为中美高层对话的中方首席代表,但根基并未牢固；而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在外交政策上谨小慎微.中美缓和由此陷入停滞.
1975 年11 月24 日,美苏签署联合声明,计划签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定.第二天基辛格顺道访华,为福特访华做准备并向中方通报美苏峰会的情况.由于中美缓和陷入停滞,中方对基辛格态度冷淡.对于计划中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国表示强烈的质疑,指出：“这个协议只规定了这种武器的数量限额,而这个限额又超过了它们各自现有的数量,至于质量则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很清楚,这样一个协议,与其说是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不如说是一个扩充战略武器的协议.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协议签订后,美苏双方都在加紧发展和部署新型的战略武器,力图压倒对方.”
1976年9月9日去世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未立即发生根本性改变,“三个世界”理论仍然指导着中国的核军控政策.“三个世界”理论是晚年外交思想的精华,其核心仍然是他所熟悉的统一战线,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身上,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争霸.但是,随着中国对外政策从以革命为中心转移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中国核军控政策的理论主义色彩开始越来越淡.（摘自《党史研究》20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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