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图书馆技术变革(1974-1998),本文是图书馆论文范文例文和图书馆和变革和亲历类论文范文.
图书馆论文参考文献：
沈迪飞
我1938年7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沈家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于1946年参加革命,母亲知书达理.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8年调入深圳图书馆,担任“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项目总工程师.1990年担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998年12月退休.我的职业生涯恰逢我国图书馆技术变革时期,于我而言最关键的有两步：一是1976年踏上图书馆应用计算机之路,二是1988年到深圳迈入ILAS之门；前者使我走上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后者使我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位置.应《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技术史”栏目之邀,回忆自己参与图书馆技术变革的岁月,往事历历,不禁心潮澎湃.
1 我国图书馆计算机应用的起步
1.1 748工程
随着1945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技术革命席卷全球.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在美国相继投入实用,标志着全球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革命性发展阶段,来势之猛、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是前人无法想象的.我国科技界也感受到了这种变革的紧迫性.为解决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问题,1974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四机部(电子工业部)、一机部(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等联合发起设立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下设三个子项目：精密中文编辑排版系统、中文情报检索系统和中文通信系统.“精密中文编辑排版系统”的研制由时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后被誉为我国印刷革命先行者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的王选领衔承担；“中文情报检索系统”的研制任务则由以中国科技情报所为代表的图书情报系统承担,我国图书馆计算机应用可谓从此起步.
1.2 追求与准备
1962年秋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科院图书馆自然科学部担任出纳员、书库提书员,一头扎进了我国科技大环境的中心区域：整天接触的是科技书刊,服务的是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业余时间读的是科技书.不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因而中断.1970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已三十出头,对斗来斗去的“革命”早已反感：荒废了近10年,人生能有几个10年！我爱人是中科院化学所研究人员,同事们为她找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图书馆员而感到奇怪,于是爱情的力量也在狠狠地鞭策着我.当时我心中郁结着一个大疙瘩：不能一生都做一个提书上架、借借还还的碌碌无为者,应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我心急如焚.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一定要向前！这是我自小形成的人生哲学.怎么办？身处中科院图书馆,靠山吃山,于是我醉心于阅读科技方面的经典图书,比如伽利略的《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法布尔的《昆虫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读书开阔了自己的科技视野,深化了自己对科技世界的认知,也提高了自己的辩证思维水平.我整天接触英文书刊,但没有学过英文(中学大学全是学俄文),科技工作者不懂英文如同文盲,于是我跟电视台《跟我学》栏目补学英语.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我决心从零开始,努力学习计算机知识……这一切让我进入了科技世界,使自己从文科的人文思维转为理工科的科技思维.现在想来,这一切似乎都在为一个可能的重要事情的降临做着准备,只待机遇.
1973年底,首都剧场举行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赴美考察报告会,有关国际图书情报现代化的报告在我国尚属首次.我早早赶到,坐在前排,力图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考察者们对美国图书情报现代化的耳闻目睹使我深受震动,图书馆的全新画卷似乎展现在自己眼前,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欲为之奋斗的冲动油然而生！
1974年8月,中国科技情报所接受748工程的“中文情报检索系统”研制任务后,立即开展前期工作,一个重要举措是通过举办讲座提高参与人员的专业素养,而我深受教益.比如,中国科技情报所赵宗仁先生有关748工程和主题词表的讲座于我可谓启蒙；另一个收获是得到启蒙宝书——曾民族和高崇谦译自日文的《情报检索》,我翻来覆去地阅读这本内部读物.《情报检索》可能是我国图书情报现代化事业第一本“启蒙书”.
2 试验与探索
2.1 找到终身奋斗的事业
“中文情报检索系统”项目启动后,我国计算机技术权威研究机构——中科院计算所开始研制情报检索系统QJ-111,领衔者是计算所软件研究室的耿立大.情报检索系统仅仅有软件不行,即使最初步的测试也必须有数据库,那就需要有建设数据库的合作伙伴,与计算所一墙之隔的中科院图书馆成为耿老师的首选目标.1974年11月的一天,计算所图书馆负责人领耿老师找到我(我当时任中科院图书馆自然科学部业务秘书),诚挚地表达了合作愿望,主要任务是建设数据库.这不就是自己多年企盼并想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吗？！我高兴地答应了.我多次找馆领导汇报、进言、写报告,馆领导最终同意.1976年1月8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一者这一天是周总理逝世的日子；二者我拿到了中科院图书馆成立“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的批文——中科院图书馆与计算所合作开展数据库建库试验,由我负责,配两位专职人员.这一天是我投身于图书情报计算机应用大业的肇始之日,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而耿老师是我的引路人.
据我所知,1976年初,国防科工委情报所、中国科技情报所、北京图书馆、一机部情报所和中科院图书馆等5个图书情报单位启动了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的前期工作,都有或多或少的专职人员.
2.2 QJ-111系统的研制
耿老师领衔的情报检索系统QJ-111研制是在计算所111计算机上进行的.之所以取名为QJ-111系统,是因为Q和J是情报检索的首字母,而111计算机是计算所自行研制的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计算机,曾有日本朋友参观后大加赞扬,著文《中国人的手》.但若用后来的眼光看,相当可怜：几乎占满百多平米房间的庞然大物的内存仅512KB,没有磁盘,仅有的外存是磁鼓.这毫不奇怪,只能证明计算机发展的历史短暂和迅猛.
我清楚记得耿老师第一次领我看111计算机的情形：怀揣着喜悦、急切和忐忑,一见到111机庞大的身躯,既陌生又亲切,真想摸摸它.耿老师一次次教我启动、操作和使用,我动手能力弱,就一步步写下来.111机是单用户,每个用户只给两小时上机时间,排班轮流.我的排班安排在晚上1~3点或2~4点,每周两次,第二天照常上班,没有补休.常人认为很辛苦,但我很高兴,一到机房全身舒畅,困倦飞出天外.
我们选择建立当时比较前沿的激光文献数据库.软件设定5个数据项：流水号、篇名、作者、主题词和分类号,后二者是可检项目.决定可检项目的依据是用户对数据库的检索需求和软件的功能设计,在计算机中需要建立相应的倒排档.我在《情报检索》中学习过倒排档知识,QJ-111系统可以建立两个可检项目的倒排档.通过上机,我初步掌握了建立倒排档的技术操作.当我第一次建立数千篇文献数据库的倒排档,听着输出倒排档的打印声,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当时我国还没有编制汉语主题词表,我们就靠刚学的一点情报检索知识标引关键词,再通过关键词倒排档、规范关键词,逐步形成激光主题词表.没有想到,这种从文献实际产生的主题词表后来对国家激光专题主题词表的编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的任务是：(1)挑选出激光期刊,对期刊论文逐篇进行主题词和分类号标引；(2)将标引好的每篇文献的5个数据项的汉字转换为汉语拼音,不标四声；(3)将每篇文献5个数据项的汉语拼音通过八单位纸带穿孔机,脱机输入,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八单位编码的穿孔纸带；(4)将一盘盘穿孔纸带装到111机上进行穿孔纸带输入；(5)操作计算机建立倒排档；(6)当有检索需求时,列出“与”“或”“非”逻辑检索式并输入计算机,机器自动通过倒排档进行检索,输出打印命中的文献.
进入20世纪80年代,鉴于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有发展前途,馆领导决定将团队扩大到10人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明明知道通过试验建立的数据库无法实际应用,QJ-111系统也不能投入实用,最大的问题是汉字处理,那为什么还要费劲奋斗呢？是因为这样做恰恰反映了研制工作的特点：厚积薄发.没有人才的积聚,没有经验的积累,没有多次反复试验,即使汉字处理解决了,也不能成功.1981年QJ-111系统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
2.3 工作倒逼学习
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在建库过程中面临一大问题：工作人员知识面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学习,有两个途径：自学和听课.我对自己和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成员的要求是：必须根据工作需要,通过自学掌握有关知识.由于认识到网络发展趋势,我们就从摩尔斯电码开始,自学有线通信等.中科院地处全国科技中心中关村,听课非常方便.我们先是邀请耿老师讲解QJ-111系统的软件设计、111机汇编语言并尝试编写程序,请中科院光学所陈明远讲授中文信息处理；1977年还听了美籍华人冀中田教授的数据库讲座,那时全国其他地方很难听到这种高水平的讲座；后来请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王行刚和计算中心网络室马主任讲授计算机网络,也听过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数据库课等.
1977年前后,我争取到余光镇加盟,他熟悉图书馆目录,又爱钻研问题,经常同我一起在夜里上机,业务技术进步很快.1984年余光镇调到深圳图书馆担任技术部主任,两三年就担纲研制成功“光笔流通系统”.
3 人才资源能力建设
人才是开拓创新的第一要素.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是新生事物,专门人才从哪里来？既来自对现有队伍的培训,也来自招收研究生积蓄人才.为什么本节标题用“人才资源能力建设”而不是“人才培养”？其根据是2003年12月26日颁发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该文件提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概念.所谓人才资源能力,是指个人所具备的、能够产生绩效的、具有生产性和建设性的知识、技巧和行为,主要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教育是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基础.看到这个文件,遥想当年,感慨万千：当时许多事情是“逼上梁山”,庆幸的是路子走对了.
3.1 开办培训班
1979年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最自豪的事情是：3-12月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作举办“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培训班”.起因是我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管教学的李纪有主任在一次聊天中,都认识到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的广阔未来,但缺乏专业人才,于是提出合作举办“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培训班”.中科院请授课老师比较容易,而北京大学办学经验丰富,双方一拍即合.60多位学员来自中科院5个分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以及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全部成员.课程有计算机基础、计算机网络、中文信息处理、情报检索、主题词表和标引、图书馆自动化、QJ-111系统和上机实习等.情报检索是主课,特别邀请南京大学徐进鸿讲授,顺便培训计算机基础.他不负众望,课程引人入胜,连国防科委情报所的曾民族也带同事来听课.该培训班原计划办6个月,至国庆节前结束,但学员们兴趣盎然,后延到年底.
“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培训班”办班效果超出想象：(1)播下了图书情报计算机技术应用的种子,培训出了“两栖”人才.(2)促成一些单位建立相应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相继建立相应的教研室,中科院5个分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建立专门的业务小组,启动图书馆自动化工作.(3)培训中的交流擦出智慧火花,提出MARC协作、创办刊物、继续办班等建议.(4)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的每个人得到了锻炼.比如,每个人都要边学习边负责培训班的日常事务；我和余光镇、陆长旭既做学生又当老师,为培训班编写教材《电子计算机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16开,绿皮),产生了一些影响；我可谓一身兼三任——学生、教员和教学主管.该期培训班学员成为进军图书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部分学员后来成为“领军人物”或“名人”,被戏称“黄埔一期”.
1980年6月,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作,举办第二期“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培训班”,北京师范大学袁名敦馆长等参加了培训.
3.2 招收研究生
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不能仅靠半路出家的“两栖”人才,必须有计算机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尤其是软件专家的加入.在这方面,仅靠调入专业人才行不通,中科院图书馆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于是培养研究生成为选择.根据规定,尽管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没有高级职称者,但可以由3位中级职称者组成指导小组招收研究生.1979年我邀请中科院计算中心杨真荣与我和副组长张希轩组成指导小组.我们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上报已晚,但允许加印单页,夹在招生大纲中.报考者4人,3人成绩较好,几经争取,录取名额由2个增加到3个,最终录取了晁芳、许志强和朱献有.他们在学习期间成功合作研制了联机情报检索系统LASIRS,成果发表在《计算机与图书馆》(现在的《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82年第4期.3位研究生毕业后,晁芳出国；许志强分配到中科院成都图书馆,后任副馆长；朱献有留在中科院图书馆,从事文献数据库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后担任博士生导师.1980年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又招收4位硕士研究生,但他们毕业时,我已离开中科院图书馆.不知道朱献有等3人是不是我国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的首届研究生？即便不是,也应位居前列.中科院最早恢复招考研究生,我们抓住了机会.
3.3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
20世纪80年代,各地纷纷开展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试验,促进了高校的图书馆学教育.我应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邀请,1980年为两个年级近百位本科生讲授机读目录；1983年为两个年级的研究生讲授情报检索课.试想,我那时有多高的水平能给研究生授课？一是尽力而为,教学相长,共同进步；二是自己抓紧学习提高.当时看到兰开斯特的英文版《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评价》,有相当深的理论,如获至宝,靠半通的英文硬啃.1984年该书由武汉大学陈光祚教授等人翻译出版,影响很大.
4 基础建设
4.1 编制《汉语主题词表》
“中文情报检索系统”项目启动后,随即开始编制《汉语主题词表》.按照当时对情报检索的认识,编制规范的《汉语主题词表》是研制该系统的前提条件,编制包罗各学科的《汉语主题词表》要动员成百上千专家参加,谈何容易！《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由国家科委领导,中国科技情报所组织,具体编制工作是在借鉴国外叙词表编制技术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标准ISO2788《单语种叙词表编制规则》分学科进行.
第一次主题词表会议于1976年在杭州西湖边的汪庄宾馆举行,紧接着的另一次会议在苏州召开,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的环境科学主题词表的编辑和分工.经过近9000人5年努力,《汉语主题词表》于1980年问世,编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汉语主题词表》编制过程中,有些单位也在编制专门性主题词表.比如,《国防科学技术主题词表》于1985年完成,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2 文献标准化工作
我从1980开始参与文献标准化工作.1979年12月在无锡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7个分委员会,我参加的是文献工作自动化分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具体工作是参照国际标准ISO2709制定《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国家标准(GB2901-82).截至1989年,完成《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文献著录总则》《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文献主题标引规则》《中国标准书号》等29项文献工作国家标准的编制.期间还举办了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1980年我到南京参加了文献标准化的国际会议.
4.3 创办专业刊物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知名专业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创办源于1979年开办的“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培训班”.记得培训班临近结束的一天,中科院兰州图书馆的徐秉铎同我谈到将来大家如何进行业务交流的问题,他建议办一个专业刊物,中科院兰州图书馆会大力支持.我向中科院图书馆领导汇报,馆领导不仅同意办刊,还派我和办公室代利华赴兰州商量,最后决定两馆合作办刊,刊名为《计算机与图书馆》(季刊),我被聘为主编.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1980年推出创刊号.该刊以推动我国图书情报现代化事业发展为己任,倡导“理论联系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为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的吹鼓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技术迅速崛起,渗透到图书情报领域的方方面面,顺应时势,1985年该刊易名为《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4.4 参编《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编辑时间为1978- 1993年；有2万多位专家参与；包含66门学科,8万个条目,共计74卷.《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于1992年4月出版,我被聘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任图书馆学图书馆现代技术分支主编和情报学情报系统分支副主编.我记不清楚是1979年还是1980年的一天,担任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编委会顾问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代表编委会请我担任图书馆现代技术分支主编,副主编为袁名敦、朱岩.图书馆学共有9个分支,编辑任务是由分支主编提出条目,编委会统筹安排；条目确定后,由各分支主编选定条目的编撰者,最后由主编审核定稿.我和袁名敦、朱岩很好地完成了图书馆现代技术分支35个条目的编撰工作.
5 国内外交流协作
5.1 学术交流
5.1.1 国际交流
1976年9月,我在上海听过法国专家讲授法国PASCAL语言和法国的情报检索系统,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国际学术活动.法国创建了当时世界上几个大的情报检索系统之一,技术成熟,在法语地区应用广泛.从软件设计到文献数据库,专家讲得很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对文献数据库磁带格式的详细讲解,尤其是头标区24个字节的标识和作用,不仅适用于法国系统,而且适用于很多系统,包括美国MARC磁带格式.
5.1.2 国内会议
1979年7月9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这是“”结束后我国图书馆界的首次全国性盛会.那时我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作已3年多,有一些想法,赶写了题为《谈谈我国图书馆计算机应用的起步问题》的会议论文,并受邀赴会.没有想到该论文成为大会宣读的5篇论文之一,后被刊登在《图书馆学通讯》(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2期.这篇论文是探究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最早几篇论文之一,在当时具有“提醒”的意义：我国图书馆事业应该和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可以起步了.
1980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机器检索学术交流会”,迄今举行了23届,成为一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连续性学术活动.图书馆自动化的学术活动跟随情报检索会议,每次列有相关专题.我参加过前3届会议.1985年情报检索学术会议扩大到国际范围,当年10月21日召开“第一届北京国际计算机情报检索讨论会”.我参加了两届,发表了数据库方面的专题论文.后来我调到中科院科学数据库和计算中心工作,离这类学术活动越来越远,非常遗憾.
5.2 协作
1979年举办“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培训班”时,北京几大图书馆讨论合作问题.1980年初成立“北京地区MARC协作组”,参加单位有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孙蓓欣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几大图书馆间的协作,首先在北京建成机读目录,进而发展成为联合编目.这些想法比较超前,因为标准化和诸多技术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北京地区MARC协作组”的成立对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如邀请美国MARC创始人阿芙拉姆夫人做报告.10年后的1989年,作为ILAS总工程师,我遵从MARC协作组的宗旨,组织南京图书馆、湖南图书馆、辽宁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联合编制出符合新国家标准的中文机读目录,共有6.5万条记录,这是我国第一套大型的实用的机读目录,为许多图书馆的计算机应用贡献了最初的机读目录数据库.
5.3 走出国门
5.3.1 外派访问学者
1980年前后,时任美国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国际部主任、东亚图书馆馆长卢国邦来京旅游时找到我们.卢先生是美国图书馆自动化专家,对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很感兴趣,于是双方建立合作关系：计算机应用试验小组每年派1位访问学者到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深造,1980-1982年先后派出3位访问学者前往学习图书馆自动化.1989年卢先生到访深圳,我们进行了交流；在90年代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们再次相聚.《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5期发表卢先生的《如梦亦如电：美国近代图书馆业如是观》,学界反响强烈.
5.3.2 出国考察
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访美代表团一行4人赴美考察,我是其中一员,图书馆自动化是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在20多天里,走访了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3个城市,考察了国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学校.较深的体会有6点：(1)196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发布机读目录,经过多年建设,美国图书馆自动化已普及；(2)图书馆自动化发展较好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已形成网络化服务；(3)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同社会上的计算机应用在技术上是同步的,如与超市对光笔和条形码的普遍应用同步；(4)图书馆自动化软件系统的研制是社会化的,由软件公司开发,没有发现图书馆自行研制系统的情况；(5)馆员基本上不懂计算机,但会熟练操作；(6)图书馆自动化对开放的中国来说不会遥远.回国后,我撰写了《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之上的美国图书馆》,发表于《计算机与图书馆》1983年第1期.
6 初步实用
6.1 国际联机检索终端
1983年中国科技情报所开创性地建立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即连接美国、欧洲主要国家的数据库联机检索系统.该系统通过意大利的分组交换中心连接到欧洲空间组织的ESA-IRS系统,并由数据交换网转接到美国的DIALOG、ORBIT系统.这样,在北京可以利用通信卫星检索到欧美200多个数据库的几千万篇文献.此后,许多地区相继建立国际联机检索终端.
6.2 单功能实用系统
1985年,深圳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分校、首都图书馆等合作,成功研制了“光笔流通系统”——在书上贴完条形码后输入系统,在借书证上也贴上条形码,用光笔扫描借书证和书,借书手续便完成.1986年6月,我赴深圳参加“光笔流通系统”鉴定会,那是我第一次到深圳,连边防证都不知道办,深圳图书馆不得不求助于局.“光笔流通系统”的实用性和稳定性令我吃惊,深圳图书馆接近国际水平的借还书自动化操作水平令我目瞪口呆,我对老朋友余光镇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正是因为有研制“光笔流通系统”的成功经验,几年后把ILAS研制任务交给深圳图书馆担纲.同时期其他图情机构研发的一些单功能系统也相继投入实用.
6.3 建设科学数据库群
中科院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的科学数据和资料,但由于管理手段落后,无法充分发挥这些信息资源的作用.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数据库技术为有效管理和开发应用科学数据创造了条件,从70年始,中科院各研究所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试建数据库.“七五”计划期间,中科院有五大国家重点工程,如机器人示范工程、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工程.1983年我被抽调到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工程项目,负责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鉴于相关资料稀缺,邀请各研究所开发数据库的科学家们撰写介绍性文章,然后编辑《科学数据库参考资料》,截至1987年连续编辑14期,受到科研工作者和院所领导欢迎.
1985年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论证,项目正式启动,我被任命为科学数据库筹备处下设的数据库处处长,负责中科院系统的数据库建设.我们借鉴国际经验,将数据库分为数值型、事实型和文献型.中科院各研究所将欲建的数据库项目报给数据库处,然后经过筛选以及征求专家意见,初步确定可以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数据库；各研究所根据3种类型数据库的不同提纲,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最后数据处组织专家论证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过这些流程后,最终确定中科院系统建设22个科学数据库,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数据库群体建设.1987年科学数据库筹备处并入中科院计算中心,我被任命为数据库研究室主任.1988年北京化学所的化合物毒性数据库等数据库建成并投入服务.
多年来,科学数据库采用逻辑上集中、物理上分布的建库和运行服务体系,形成了一个从基本的数据库检索,直至专业咨询、决策服务的完整的科技信息服务系统；它基于中国科技网对国内外用户提供服务,在中国科技网建立集中与分布的Web站点19个.1997年,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经过持续建设,2001年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成为我国信息量最大、学科最广的科学信息服务系统,被视为我国科研的基础设施.
6.4 其它实用系统
1985年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国防科技情报联机检索系统建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世界专利联机情报检索系统”获“国家科委数据库一等奖”.由于我已在科学数据库系统工作,相对离开了图书馆系统,有些孤陋寡闻,可能挂一漏万.
7 实用与普及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研制进入积极探索阶段；90年代一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投入实用,仅广东就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深圳大学图书馆成功研制自动化系统并进行推广.毫无疑问,ILAS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它填补了我国商业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空白,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发展进程.
7.1 被ILAS诱惑到深圳
1988年8月,我从中科院调往深圳图书馆.为什么去深圳？简而言之,就是亮出触及我心灵的诱人目标：研制图书馆自动化实用产品.对此,我不得不做出人生第二次重要选择.“图书馆自动化实用产品”是我10多年间一直解不开的“心结”.自1976年进入计算机应用领域以来,从情报检索到图书馆自动化再到科学数据库,虽然研制出试用的软件和数据库,但仅仅停留在“试用”上；当看到国内知名图书馆以天价购买国外图书馆自动化软件,且存在水土不服问题时,我的心情难以形容.
ILAS是国家级的图书馆自动化实用产品开发项目,图书馆司邀请我以“研制总工程师”的头衔参与.担纲该项目的深圳图书馆多次向我发出邀请,深圳图书馆馆长刘楚材亲自到北京游说,负责深圳图书馆计算机部的老朋友余光镇也千方百计游说.这样诱人的目标,这样的盛情,能不被吸引吗？我为什么不能将26年图书馆工作实践和13年应用计算机的研究试验经验和思考奉献给ILAS？
但是,我也有顾虑.比如,那时北京是很多人仰慕的首都,而深圳是边陲城市,“姓社姓资”还未定.朋友对我说,深圳很糟糕,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最好不要去,不然以后可能深圳和国内其他地方就是两个世界了.再如,从中科院调到城市图书馆,要舍弃北京户口,要远离年老的双亲,而ILAS也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这一切又让人难以下决心.1988年春节,深圳图书馆邀请我和妻子到深圳走走,考察ILAS项目.到深圳后,我们眼界大开：一方面,市政府大力支持深圳图书馆走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深圳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充满活力,没有诸多条条框框和指手画脚的婆婆,ILAS项目开发环境宽松.而从生活角度看,深圳工资高,住房宽敞.综合考虑后,我决定前往深圳.刚好直接领导退休,给我提供了离开的好时机.
7.2 成功研制ILAS
1988年1月,正式下达ILAS系统研制任务；1988年9月成立“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研制组”,余光镇任组长,我任总工程师,下设总体组、软件组、数据组和环境组.研制经费包括拨款19万元,广东省文化厅拨款2万元,深圳市拨款5万元,共计26万元.ILAS研制选用UNIX操作系统,走国际大系统开发之路；基于C-Tree开发图书馆数据库管理系统,使ILAS系统具有通用性强、可移植性好等优势.1990年4月,ILAS初步研制成功,称为第一版.一些研制者觉得应该尽快召开鉴定会,以获得研究成果,实用与否并不重要,这是当时科研体制造成的普遍现象.但ILAS不能走这条老路,因为研制目的是在全国图书馆推广应用.为此,对ILAS第一版采取两项措施：试用和修改.首先,选择北京崇文区图书馆和上海静安区图书馆作为试用馆,各派一位研制者常驻两馆,随时解决问题,其中朱光华在北京崇文区图书馆待了9个月,从购置硬件到软件维护再到人员培训全包.与此同时,邀请上海图书馆编目专家叶奋生在深圳图书馆待了几个月,专门找第一版编目系统的毛病.研制团队针对各渠道反馈的问题,1991年初完成软件修改,称为ILAS第二版,但仍然仅仅能称为“成果”,远不是可以实际使用的“产品”.如果这个时候开鉴定会,就会应了当时计算机界的一种说法：软件的鉴定会就是软件的“追悼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推广ILAS,图书馆用户就会说、深圳图书馆研制的系统太低劣,这其实意味着研制失败.因此,我们决定继续找更多的图书馆试用；只要深圳图书馆自己没有成功使用ILAS,就不能进行鉴定.其实当时处境很艰难：1991年1月,研制组组长余光镇患重病；而1990年9月,我接任了深圳图书馆馆长,担子非常重.尽管如此,1991年春节后,深圳图书馆进行全馆动员,要求所有馆员学会计算机使用,全部流程实现计算机化,使深圳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1991年下半年,ILAS系统在深圳图书馆逐步投入实用,11月初经过验收,运行非常稳定.与此同时,全国有16个图书馆成功试用ILAS系统.这说明ILAS已经从科技成果成功地转化成实用产品,达到产品鉴定条件.1991年11月24-25日,在深圳召开ILAS系统产品鉴定会,认为“系统的综合指标居于国内领先地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此,ILAS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7.3 ILAS遍布全国
早在1988年1月,下达ILAS研制任务,深圳图书馆同科技办签署《文化科技三项费用专项合同》时,刘楚材馆长就四处奔走,想尽办法创建科图公司,提前为ILAS准备推广渠道.ILAS鉴定会结束后,开始进行全国推广,制定了“以经营为手段,以发展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事业为目的”的推广方针,实行“用户第一”的推广原则.ILAS是最早向全国推广实用化、最早商业化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包括采、编、流、检索、连续出版物和参考咨询6个子系统)之一,具有实用性和优势.比如,ILAS整套系统依据配置的不同,为3万-5万元人民币,全部配齐仅5万元人民币,还赠送一套当时全国最大的、标准化的、有6.5万条数据的书目数据库,并免费维护和培训,赠送培训教材《图书馆自动化应用基础》；而同样的系统,从国外引进需要30多万美元,年维护费高达2万美元.1991年12月底,仅仅推广1个多月,购买ILAS的图书馆多达40家,平均每天1家.自1992年起,ILAS逐渐形成推广.那时推广人员都具有很强的事业心.比如,为协助广州地区的多家用户,赵洗尘在广州常驻达半年之久.1994年推广部的赵洗尘和马瑞双双荣获“全国科技成果推广奖”,这在全国图书馆界极为少见.20世纪90年代,全国1700多个图书馆使用ILAS系统.
8 哀哉,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8.1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示范
王选领衔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我国最成功的自主科技创新项目之一.1976年9月,他接受“748工程”的“精密中文编辑排版系统”研制任务,1979年7月27日便成功研制主体工程,8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中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进行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精密中文编辑排版系统”研制组并没有驻足于初步成功,而是完整地走过科学研究、样机试制、中间试验、小批量生产、大面积推广各个阶段,最终实现产业化,成功跨越“死亡之谷”.
所谓死亡之谷,是指基础研究与企业产品开发之间存在着一条危险地带.大学和事业单位与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技术发展和推销阶段,信息、动机不对称以及科学、技术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制度距离,构成研究成果走向市场的障碍,往往成为死亡之谷.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成立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孵化器和科学园,促成了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1988年,王选作为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即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树立“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形象：“顶天”是指技术先进、不断突破,“立地”是指商品化、广泛推广和优质服务,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实践证明,这是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为保护民族工业,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禁止引进外国激光照排产品,大力支持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制,方正集团成功跨越死亡之谷.
8.2 ILAS的体制之殇
进入21世纪,ILAS系统开始下滑,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未能跨越死亡之谷.在20世纪90年代,ILAS系统势不可挡,迅速达到技术和推广顶峰,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深圳图书馆与科图公司没有分家,即存在所谓的“政企不分”.有人可能会说,深圳图书馆与科图公司不是在财务上完全分开了吗？实际上是既分开又没有分开,最简单的事情是：绝大多数研究和推广人员的工资由图书馆发放.实际上是深圳图书馆养着研制专家和推广人员,连我这个馆长也在为研制和推广服务,而ILAS的利润归科图公司管理.
事情总有两面,事业单位羽翼下的公司焉能有大的发展？1997年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直到退休也未能解决.其实当时这种“政企不分”的情况非常普遍,但中科院计算中心与四通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与联想公司等均实现了科研单位与公司的分离,最终走上了大发展之路.更有意思的是,中科院计算所后来竟然成为联想公司的下属研究院.科图公司与深圳图书馆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对ILAS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8.3 期待国产图书馆集成系统崛起
近来当我从退休的安乐窝抬起头来扫视图书馆界,大吃一惊：相当多的知名图书馆使用国外的图书馆集成系统；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发展几十年,至今仍没有大型计算机公司涉足；我国仅有的几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开发商缺乏国际竞争力.我这个情报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的老兵面对这些现象,哀哉,痛哉！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正在崛起,我多么希望这一筑梦的东风能够尽快吹进民族文化的集中地——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袁名敦,朱强. 高校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十年回顾和“八五”展望（续）[J]. 大学图书馆学报,1992（6）：9 -12.
[2] 王大可. ILASⅡ的开发模式与技术特点[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9（2）：10 -13.
作者简介 沈迪飞,男,研究馆员,原深圳图书馆馆长.
收稿日期 2016-07-02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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