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任大霖的儿童文学观由《蟋蟀》《我的朋友容容》引发的批评所想到的,该文是关于儿童文学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任大霖和《我的朋友容容》和《蟋蟀》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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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霖出生于1929 年,是成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长期在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最近读任大霖先生1995 年去世不久后出版的文论集《我的儿童文学观》,作者在序言中回忆儿童文学创作、编辑经历时,谈及自己的作品在不同时代遭受的批评,令我深有感触.这里面不仅涉及关于“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批评立场问题,而且还包含了儿童观、儿童视角等儿童文学核心话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讨论.
1962 年5 月和8 月,任大霖先后出版了《秀娟姑娘》和《山冈上的星》两本描写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集.老作家魏金枝先生读后,写了一篇题为《简论任大霖同志的两本书》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我的朋友容容》《妹妹》等表现儿童情趣的作品,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儿童文学”,而对其他作品如《三封信》《失物招领》等一概予以否定,认为全是概念化的产物,缺少艺术魅力.魏金枝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儿童文学工作者和教师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儿童文学研究》1963 年第1 辑就集中刊载了三篇批评文章,提出《我的朋友容容》这样的作品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主张作家多写一些反映社会面貌、歌颂新人新思想、富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而且,据《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透露,该刊还收到其他文章十余篇,也都与魏老意见相左.
这场文学论争同时还引发了政治上的反应.任大霖回忆说,时任《儿童文学研究》主编的贺宜先生要他就此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难以表达便婉言推辞了.不久后的一天,文学界一位领导（也是资格甚老的一位前辈）突然请任大霖到家里去谈心,严肃地提醒任大霖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文学界的一些事情,希望他立即写一篇批驳魏老的文章,以表示自己的鲜明立场,远离脱离政治、追求人性和儿童情趣的错误倾向.任大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写这篇文章.也就是说,在这场争论中,任大霖并未直接发表意见.
三十多年后,任大霖在《我的儿童文学观》一书的序言中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认为魏老关于儿童情趣的观点是切中要害的,与自己的儿童文学观相吻合,只是在耿直中包含着相当的偏激与天真.在任大霖看来,魏老完全否定两本书中其他一些包含着“儿童情趣和从生活中得来的真情实感”的作品,对作品的评价未免流于简单粗暴,但他以其深刻的见解,提出了一个当时大家不敢提而又确实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儿童文学”.
任大霖在书中披露这段往事,是想给当下的儿童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一些“背景资料”,让他们了解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作家是怎样在艰难、复杂而曲折的环境中成长的,希望他们不要离开历史,割断传统,轻易否定过去的一切.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在80 年代末,一位评论家对他创作于1955 年的儿童小说《蟋蟀》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这位评论家在批判中国儿童文学传统时,以任大霖的《蟋蟀》和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为例展开论述,认为这两篇作品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作家“反对儿童玩耍”、“扼杀儿童天性”的落后儿童观.任大霖回应,他在《蟋蟀》中花了很多篇幅描写儿童玩蟋蟀的种种情趣,五十年代被评论家和数十位读者（大部分是教育工作者）批评为“丑化新中国儿童形象”,到了新时期,又因为该作品写了儿童学习农业劳动被认为是反映了“落后反动的儿童观”.他由此而发出了“做一个作家真难”的感叹,并且说：“这位评论家假如能多一点实事求是,少一点偏激,并把这两篇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恐怕便不会贸然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了.因为我在《蟋蟀》中对孩子们玩蟋蟀的大段描写,是完全抱着欣赏的态度来写的.是作为儿童生活情趣来写的,根本没有‘扼杀’儿童天性的意图.”[1]
看到这里,我感慨颇多.作为文学研究者,理应对过去时代的作家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历史现场,但可以依据文学史实以及文本细读展开合理分析与判断.我这样说,不是要抛却当下的价值判断,一味地对作家抱以宽容与同情,而是主张以尊重、理解的姿态建构理性的批评立场.下面,我们就以《蟋蟀》和《我的朋友容容》为例,结合历史材料和作品本身,进一步探讨任大霖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及其观念.
先从小说《蟋蟀》谈起.任大霖在《我这样写小说》这本书*绍了《蟋蟀》的创作背景.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大霖在农村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村子劳动力缺乏,让高小毕业生学习基本的农业劳动技术,有的青少年特别喜欢玩蟋蟀,由于深夜捉蟋蟀睡眠不足,第二天竟在水车上睡着而摔下来.作家以此为题材构思了《蟋蟀》这篇小说,原本的意图是教育孩子,希望那些喜欢玩蟋蟀的孩子经过村干部和家长教育,认认真真地参加劳动.故事构思好了以后,任大霖讲给小学高年级的同学听,发现他们听到农村少年学农活的情节时反应比较冷淡,而听到玩蟋蟀的情节时却眉飞色舞,很有兴趣,一致要求作家多讲一些玩蟋蟀的事.少年读者的反应和意见,给任大霖很多启发.于是他重新构思故事,对作品做了很大的改动,大大增加了捉蟋蟀、斗蟋蟀的内容,并将最后干部和家长要孩子们把蟋蟀丢了的情节,改成孩子自己把蟋蟀丢了.[2]
由此可见,任大霖的确是以欣赏的态度来写童年游戏生活的,也正因为如此,《蟋蟀》在发表之初大获好评的同时,却被认为包含了“剥削阶级思想感情”而遭到读者批评.作者没有想到,这一作品在新时期又被评论家从反面予以否定.朱自强在《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一文中指出,小说“人为地把游戏与工作对立起来,进而取消对少年儿童来说也是‘最正当的行为’——游戏”,并且“把不屑于参加中学考试,却对割稻、犁田这些笨重原始的劳动一往情深的赵大云树立为少年儿童的楷模”,体现了“多么愚昧落后的教育思想”,如此扼杀儿童“合理的和宝贵的天性”,反映的是“带有强制和冷酷色彩的儿童观”.[3] 应该说,朱自强站在儿童观的高度,指出“十七年”儿童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扭转“教育至上”这一根深蒂固的儿童文学观,推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然而凭心而论,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确实有失公允,过于极端了.
重读《蟋蟀》这篇小说,我以为,任大霖无意把游戏和劳作对立起来,只是将孩子放置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同时表现这两方面生活的快乐与苦恼.作家浓墨重彩地描写捉蟋蟀、斗蟋蟀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刻画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这在当时已实属不易.当然,为了配合政治需要,作者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突出了教育的主题,以达到提高少年儿童劳动积极性的目的.尽管如此,小说并未明显表露出说教的痕迹,即使是合作社社长“振根叔”这一角色,也被塑造成可以亲近的成人形象.当看到“我”在稻田里捉蟋蟀时,“振根叔”面带微笑,委婉含蓄地对“我”进行引导和批评；当发现“我”在割稻方面毫无进步时,他又用其所长,安排“我”担任“会计助理员”.任大霖说：“写儿童玩蟋蟀既不是‘宣扬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写儿童学习劳动也不是‘迫害儿童天性’,这二者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儿童既需要玩,也需要劳动.”[4] 这样的观点,我颇为认同.在读作品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任大霖对孩子玩耍所持的赞赏、喜爱的态度,这样的情感态度,完全源自作家自己的童年生活以及游戏经验.
作品中的三位少年形象,也都是个性鲜明.“我”（吕力喧）和徐小奎带着更多的孩子气,赵大云则显得十分懂事和稳重.赵大云这个形象,是任大霖依据生活中多个人物原型综合塑造而成的,他和许多顽皮淘气的孩子一样,同样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少年儿童的真实样貌.最后他把“黑头元帅”放走,使大家玩蟋蟀的热情从此消退,这一情节也是来源于作者小时候一个邻居少年的真实经历.孩子对待特定游戏的热情,往往带有某种阶段性,会有一个自然消退的过程,这样写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较为可信.在我看来,作家虽然通过赵大云这一角色突出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描写孩子因此而“不屑于参加中学考试”,也没有将其“树立为少年儿童的楷模”,以此来实现压制儿童的意图.
“任何作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受到自己的读者的世界观的支配：他可以接受、改变、全部或部分拒绝这种意识形态,但无法摆脱这种意识形态.”[5]“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受制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写出许多迎合政治需要的作品,这似乎是一个难以逃脱的牢笼.正如任大霖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他在“”前写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概念化、图解式的倾向,缺乏艺术生命力.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作家的童心与才华,有时又会推动着他挣脱束缚,超越常规,在艺术上有所突破.《蟋蟀》是如此,《我的朋友容容》更是如此.后者在“儿童情趣”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童心之作.但因为纯粹描写幼儿的生活琐事,该作品被认为有“儿童本位”之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引起非议.
与《我的朋友容容》有关的那场争论,文章一开始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以今天的观念去衡量,我们无疑会支持魏金枝的看法,主张儿童文学表现儿童情趣,同时认为从“教育工具论”出发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细细梳理当年的批评文章,就会发现,反对魏金枝的批判方,除了强调儿童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一绝对标准之外,其实也触及了儿童文学自身的一些关键问题,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具体来说,《儿童文学研究》1963 年第1 辑所刊载的三篇文章,尽管都表达了与魏金枝不同的看法,但也不是简单否定,其中针对《我的朋友容容》所提出的读者接受问题,更是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三位作者中,只有翁世荣完全站在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立场,直接反对魏金枝的观点,认为魏老的批评是不全面、有失公允的.不过,他在希望作家多写《失物招领》《三封信》这类从具体教育问题出发的作品的同时,并没有贬低《我的朋友容容》的艺术价值.另外两位作者同样把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放在首要位置,但他们更多地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提出了商榷意见.梅三朵认为,《我的朋友容容》的确是一个出色的作品,可是将其称为儿童文学作品是比较勉强的,把它看作是一个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更为确切.在梅三朵看来,像容容一样年龄的孩子,是读不懂这个作品的,即使由大人读给他们听,也未必能接受,少年固然能读懂这个作品,但作品表现的内容又与他们的生活、兴趣、爱好有距离,因此这样的作品不值得大力提倡.教师张慧洁则根据孩子们的阅读反应指出,《我的朋友容容》是一篇“大孩子摇头,小孩子摆手,唯有成人才大为鼓掌称好”的作品,她肯定了作品在观察、熟悉儿童以及描写细腻、亲切、自然方面的成功之处,同时认为这类“从成人欣赏儿童”的角度写出来的作品,似乎存在“给谁看？”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儿童文学大花园里的主要花朵.[6]
梅三朵和张慧洁的这些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我的朋友容容》是一篇表现幼儿日常生活的作品,任大霖没有模拟儿童的口吻来写,而是完全站在成人的立场,流露出“童心主义”的赞美和喜爱,这样的情趣自然容易引起成人读者的共鸣,但它对于儿童读者而言,是否拥有同样的魅力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魏金枝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提到,当时在编辑部和出版社,《我的朋友容容》“既没有收到过读者表扬的来信,也没有收到过读者批评的来信”,而他认为其他那些不太好的作品,却“受到许多读者一致热烈的拥护”.[7] 我觉得这一事实颇能说明问题,不容忽视.至于今天的孩子会如何评价这个作品,这同样有待我们在阅读实践中调查和研究.
任大霖自己曾说过：“确定一部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作品,重要的不在于作者系不是专为儿童而写,而在于这部作品是不是为儿童所接受所喜爱.也就是说,我们在界定儿童文学的时候,应当更重视效果而把动机放在次要地位.”[8] 这话说得一点不错.毋庸置疑,《我的朋友容容》称得上是当代儿童散文的经典之作,今天读来依然感到亲切有趣,让人忍俊不禁.作者不采用“娃娃腔”,以尊重和理解儿童的自然语调,准确描写“儿童的生态和心态”,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然而,从儿童接受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类以“成人欣赏儿童”的方式创作的非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宝贵的写作经验,却不应构成儿童文学的主要类型.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这里全面梳理和评述任大霖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只以《蟋蟀》和《我的朋友容容》两个文本为例,探讨作品背后所反映的儿童文学观.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作家以及整个“十七年”儿童文学进行简单的重新评价,而是希望通过历史材料和文学作品的再解读与再发现,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寻找某种启示.如今,我们身处自由、开放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摆脱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限制,面向未来,在永恒的价值追求中获取儿童文学发展的动力与创造力,为孩子们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反思和阐释文学史的意义所在吧.
总结，上文是适合任大霖和《我的朋友容容》和《蟋蟀》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儿童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儿童文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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