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还是尽量用法言法语吧,本文是关于法律相关硕士论文范文跟法律人和言法语和用法类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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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和一位法学教授发生点“冲突”.在微信朋友圈中,他说了一起刑事案件,已一审判决,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二审期间的辩护人”.我留了句言：“不是‘被告’,是‘被告人’.”
民事、行政案件称“被告”,刑事案件是“被告人”,这种法律常识,教授不大可能不懂.我留这么句言,想法也简单,不过是打个招呼,和“你好”一样的效果.没想到对方反应比较激烈,先回复“看来你中刑法教授的毒不浅”（他是行政法教授）,后又称“我常跟刑法教授一起办案,他们一口一个‘被告’”.
事后想,发生“冲突”的责任在我,在人家的朋友圈留那样的言,有点“砸场子”的意思,有机会,我会为此向他道歉.不过,到时候,我可能还是会问问,他所说的“中毒不浅”指的是什么？也想告诉他,刑法教授“一口一个‘被告’”,不是任何人说错的理由,尤其是一名法学教授.
在这件事上,教授表现得如此抵触,如果是对我“不合时宜”留言不满,我理解；如果是因为微信朋友圈非公共空间,表述随意一些,也无妨.但从其“中毒不浅”的回应,我担心,对规范法言法语的抵触,是其真实反应.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1996年,“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写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这之后不久,一位名人在刊物上撰文提出,这样的规定是“管”司法机关的,判决之前只能称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但普通人不受其约束,“有人行窃被当场抓到,我会说他是‘小偷’,而不是‘嫌疑人’”.
对当年那位非法律人的名人来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用“嫌疑人”,只说“罪犯”,是他的自由.每名公民都说法言法语固然好,但做不到（不光现在,将来也难）,也不能这么要求.但对有些人或机构,要求会高一些.比如媒体,案件没起诉、没判决,报道就只能用“嫌疑人”,写成“被告人”“罪犯”就是错的.再比如,对法律人,虽没强制规定他们一定要说法言法语,但能自觉做到更好,也值得提倡,一是因为法言法语本身就是法律人的语言体系,二是他们怎么说,对公众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人会问：“他们说不说法言法语,公众认不认法言法语,很重要吗？”每个人判断不一样,我觉得比较重要.很多时候,看似是表述问题,背后往往蕴含法治思维.还拿“嫌疑人”“罪犯”举例,你骨子里认为他就是“罪犯”,逮住就可能上去揍几下,打的人多了,就可能致伤致死,这种事儿现实中不少；你认为他是“嫌疑人”,就会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法律思维、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缓慢过程,影响因素也很多,我并不想夸大法言法语在其中的作用,但法律用语规范、准确之于法治建设的价值,一定是正面的.
不分场合张口法言,闭嘴法语,也会招人烦,就像相声里在饭桌上不停卖弄医学知识让人倒胃口的医生一样.我担心的是,一些人特别是法律人在这件事上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以“百姓语言”为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但愿是我小题大做,也杞人忧天了.摘自《检察日报》2018 年4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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