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本文是有关中国人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熟悉的陌生人和白求恩和中国人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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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斯图尔特,全名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加拿大退休历史教师,著名白求恩研究专家,著有《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白求恩在西班牙》《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2014年,纪录片《平山记忆》摄制组远赴加拿大,拜访斯图尔特等多位学者.通过斯图尔特的讲述,我们发现,白求恩的生活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他性格中的许多“缺点”也是明显而可爱的.这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白求恩有很多不同.
从1969年开始研究白求恩,
出版若干关于白求恩的书
我从45年前就开始了对白求恩的研究,那是1969年秋天,我正在多伦多的一所中学教历史,那次研究持续到1975年.在此期间,1973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传记,名字就叫《白求恩》；1977年,出版了《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这是一本白求恩书信的合集,我按照他从出生到去世的时间顺序编写；1974年,我还写了一本叫做《诺尔曼·白求恩》的书,专门给中学生阅读.
到1999年,也就是我教书的最后一年,我到了西班牙.妻子莎朗和我在一个叫做潘普洛纳的城市住了一年,那里因每年7月的奔牛节而被大家所熟知.其间,我收到了《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和《诺尔曼·白求恩》出版商的信,询问是否愿意把这两本书修改后再版.因此,回到加拿大后,我开始重新作一些研究.此后一年里,我意识到自从1977年出版了我的书之后,有很多新的信息和资料可以利用,当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在20年之后也开始愿意谈论有关白求恩的事情.因此我又开始探访一些地方,搜集新的资料,并决定写一本新书,而不只是对之前的书进行改版.
这次,我的妻子莎朗开始和我一起作研究.从2000年到2011年,我们走访过英国、西班牙,当然也到过中国.我们走过了所有白求恩到过的地方,走遍了安大略所有白求恩住过的地方,包括他在蒙特利尔的住处.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很多新东西.2006年,我们和白求恩的战友张业胜、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的女儿董纯一起去了晋察冀边区,走访了白求恩到过的每一个地方.2011年,我的书由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年之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书名叫《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萨拉曼卡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本.
白求恩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坚定的信念
白求恩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他每作出一个决定,都会坚持下去,不介意只有少数人赞同,即便有很多人反对,他也不会放弃信念.
在青年时期,白求恩是基督教徒.像所有基督教徒一样,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成为兄弟的守护者,要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慢慢地,他不再相信上帝和耶稣,但是一直相信基督教的这些观念和教义.帮助别人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责任,这种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白求恩从来没有赚过大钱,每次有了一点钱,他总是送给别人或者很愚蠢地把它花掉.他的兴趣不在赚钱上,不在让自己变得富有上,而在做好事上.
白求恩是人,不是神,其实他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有时还酗酒.但在中国,白求恩受到尊敬,不酗酒,生活作风上严格自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
我认为,想了解白求恩,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他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他在中国的22个月.要知道,白求恩去世时49岁,而他在中国只待了不到两年,是到中国之前的经历塑造了他在中国的样子.如果你不了解在西班牙发生了什么,在蒙特利尔发生了什么,你将不会全面理解白求恩.在英语里有一句话,叫做“豹子无法改变它身上的斑点”,意思是说一个人本性难移,所有的一切都会最终在他身上显露,这也是为什么白求恩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顶点”.
白求恩坚持自己的信念,夜以继日地工作
我在中国接触过很多人,比如白求恩的同事、病人等,这些人给我讲了很多细节,印象很深刻,感受也很多.第一,白求恩会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从来不会放弃；第二,白求恩夜以继日地、非常努力地辛苦工作.比如说,在中国,白求恩每到一所医院或诊所,中国人都很客气,先请他喝茶,而白求恩总是说,不要茶,我想要工作,带我去看病人.他不要喝茶,不要吃东西,不要睡觉,对他来说,首先是责任——对病人的责任.不论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这都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白求恩去看伤员,他们躺在那里,身上穿得很少,天气很冷,也没有毛毯.你知道,白求恩脾气很大,当时就很生气,连声问“为什么”.陪同的人说这里没有毛毯,白求恩说那我给他们.于是他冲出房间,从自己的行李里拿出毛毯给了伤员,并对陪同人员说,希望他们能为这些伤员找到更多的毛毯.陪同人员当时很尴尬,并让白求恩拿回自己的毛毯,说马上想办法去给这些伤员找毛毯.
白求恩一次又一次地做这样的事情.1939年4月,一次战斗后,有一个年轻战士腹部受伤很严重,白求恩看过后,花了几个小时来照料这位年轻伤员.后来,为了照顾这个小战士,白求恩甚至想办法让他骑马和自己一起转移.不管做什么,即使在有战斗的情况下,他也会想办法每天去照顾病人.白求恩就是这样为他的工作和责任而活着.
白求恩脾气很坏.董越千讲,有一次聂荣臻司令员看他工作太辛苦,建议他多休息.但白求恩不听,仍继续工作.于是聂荣臻把白求恩叫到自己那里,请他坐下,对他说：我想让你多休息,保重身体.聂荣臻还告诉白求恩为什么要让他休息.然而,白求恩站起来,走向聂荣臻,聂荣臻当时抽着烟,他一下子夺过聂荣臻的烟,踩在脚下,大喊道：我是大夫,有关医疗药品我作决定；有关战斗,你再来作决定！这可是他的“老板”啊,是军队的司令员,可白求恩就这么做,他脾气真的很暴躁.也因为有这样的脾气,所以他才能很努力地工作.
我们研究白求恩,应该什么都讲,不论是他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他就是他,不能拔高,让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他不是天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开始时,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中国人会说,白求恩这个外国人会发脾气,会把仪器扔掉.据说,有一次白求恩见一个医生拿着手术刀削苹果皮,就打了那个医生一巴掌,说以后不准再这样做.所以,一些中国人开始时很怕他,后来逐渐意识到,他的脾气使他前进,使他有了这样的成就,大家开始尊重他.
白求恩要求来到中国,
在晋察冀边区待了17个月
白求恩临终前说过,生命的最后两年是最有意义的.他曾到过延安,和、朱德、聂荣臻等结下深厚友谊.有人问我,作为加拿大员,白求恩和中国是不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到中国之后,拒绝到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而坚持到敌后,到延安,是否能够从这个角度作出一些评价？是不是他认为和的合作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下面就根据我的研究,谈谈白求恩为什么要到中国,而且认为这两年是生命中最有意
义的.
我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记载了白求恩在西班牙做的一件好事——他在1937年建立了输血站,帮助人们沿着西班牙海岸逃出法西斯的魔掌.但那时他酗酒,和上级军官发生冲突,在被要求离开西班牙之前,他主动离开了那里.实际上他在那里做得并不是很好,因此在1937年6月回到加拿大后,他为在西班牙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让他感到羞愧的不是他建输血站,不是他帮助别人,而是他不听从命令,不按上级军官的要求去做,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他喝的酒太多,发脾气的次数太多.
一个月之后,日本人袭击了北平卢沟桥,白求恩读到了这条消息.接下来的三个月,不断有消息传来,说国民党怎样抗日,但报纸上没有一点的消息.白求恩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应该为自己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作出补偿,否则的话,我就是一个坏人.于是他去见了加拿大的领导.其实,白求恩先说自己想回到西班牙,但西班牙方面答复说,你最好不要回来了,因此他在精神上很崩溃.于是他说,我想去中国,也许我在那里能做点什么事情——好的事情.就这样,加拿大和美国作出安排,把他送到了中国.他们并没有和中国取得联系,因为那时候通讯很困难,他们只是把白求恩和一名护士、一名美国医生送到了中国,那是在1938年1月.
他们经香港到武汉,中国在武汉的代表周恩来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去延安,加入八路军.那个美国医生不想去,于是白求恩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两个人去了延安.他在延安待了一个月,见到了.后来在《纪念白求恩》中说他只见过一次白求恩,但据我所知,包括很多当时在场的中国人都说,在那一个月时间里,白求恩和见过多次,谈了很多.美国医生马海德、同白求恩一起来华的琼·尤恩也告诉过我同样的事情.
在那期间,白求恩说,我想去前线.但有人说他年纪太大了——那时他已经47岁.要知道,那时八路军战士们的平均年龄是18岁到22岁,白求恩的年龄是他们的两倍还不止,所以人们觉得他不能去.有一次,白求恩很生气,顺手拿起一把椅子,扔出了窗外,说：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不要这样！然后他就走了.于是,和其他领导人意识到,必须让白求恩去前线.
就这样,白求恩和加拿大传教士医生理查德·布朗一起去了前线.布朗不是员,实际上他还反对共产主义,但作为传教士,他想要帮助中国人,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直到6月底,白求恩和布朗在五台山的松岩口一起工作了六周,治疗受伤战士.后来,布朗决定回去,因为需要筹集更多的钱来帮助白求恩,但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回来,之后只剩白求恩一个人.从1938年6月工作到1939年11月去世,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整整待了17个月.
白求恩和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
白求恩在与领导人的交往中思想变化很大,也就是说,白求恩到中国后改变了.我认为,白求恩在中国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与人合作,而不是和人对立.在白求恩的一生中,一直有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他总是和职位比自己高的人发生冲突,不管在哪里.在学生时代、在蒙特利尔工作时,还有上边提到的在西班牙,他始终是上级眼里的“烦”.
到中国后,白求恩自己也曾经说过,学会了与人合作,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信仰.他反对侵略,和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不管是白求恩,还是、聂荣臻,或是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因此白求恩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工作中释放心中的能量,这也把他从爱和上级作对所受的挫折中拯救了
出来.
对于白求恩来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交流.实际上,在学生时代,白求恩的语言成绩就不理想.在西班牙时,他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在蒙特利尔工作六年,也只学了几个法语单词.在中国,由于白求恩不懂汉语,派董越千担任翻译,否则他都可能把自己搞丢.当然,他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董越千在一起,肯定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没有人同他讲话,没有书.感到很孤独的时候,他一定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晋察冀偏远、落后的地区,没有广播,没有书报,但白求恩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缺少食物,在部队里尤其如此,基本上没有肉,蔬菜也很少,只有小米之类.白求恩提出,给他的量不要超过大家的平均水平.就这样,他做着帮助别人的事情,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基督教徒,他从小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聂荣臻了解白求恩,白求恩尊重聂荣臻
有人说,白求恩在晋察冀和聂荣臻有很多交往,临终前给聂荣臻写过一封类似遗嘱的信,信的内容很感人.据我考证,那封信是有争议的.我可以肯定白求恩没有亲笔写下那封信,而是翻译根据他的意思写下来的.
白求恩在去世前一天到达黄石口驻地,第二天早晨5点20分左右他就去世了,所以他在那里的时间只有十六七个小时.在那段时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潘凡是他最后一个翻译,因为董越千在几个月前离开了.白求恩知道自己不久于世,想要给聂荣臻写封信,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潘凡,还把戴的手表摘下来给了潘凡.由于信不是白求恩写的,而是潘凡用汉语写下来,然后又翻译成英语,然后又被译成汉语,所以经过这样多次翻译之后,大家看到的会有一些变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记录.在那封信中,他说（或者潘凡替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白求恩对这个地方的人民有比较高的评价.在他心里,聂荣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他对聂荣臻描述得并不多,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他很尊敬聂荣臻.即使是那次发脾气从聂荣臻手里夺过,他们依然是好朋友.当然,聂荣臻只懂一点法语,不懂英语,白求恩则不懂法语,因此两人所有的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董越千进行的.
聂荣臻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了解白求恩的情况,知道白求恩的脾气.董越千到晋察冀的时候,聂荣臻就跟他说,你不只是翻译几句话,你要试图使白求恩平静下来,控制他的脾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时董越千只有23岁,还很年轻.
正如我之前所说,白求恩在做他想做的事,所以他不求回报.即使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很少,几乎挣不到钱,他依然会去给普通士兵购买物品.其实他一生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想过要钱.在中国,白求恩很尊重那些普通人,包括八路军中年轻的士兵和遭受日军残害的普通百姓.他看到,这些人虽然都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但没有逃跑,而是全力反抗,坚持和日本侵略者战斗,直至献出生命.因此他很尊敬这些普通人,认为他们都有好的品质.当然,白求恩更尊敬他的领导,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学会尊敬自己的领导、自己的上级.也就是说,聂荣臻得到了白求恩百分之百的尊敬和信任.
白求恩救助老百姓既是自发的,
也源于责任感
晋察冀在当时比较落后,即使到现在,也有很多是比较不发达的地方.白求恩对当地老百姓非常好,老百姓也非常感激他.那么,白求恩对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源于天然的善良,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呢？我认为,首先是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老百姓越来越亲近,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们是很好的人,老人给我鞠躬,希望我能够救助他的孩子.
在晋察冀,不管白求恩走到哪里,在任何一个小的诊所里,他都会治疗受伤的士兵,也会救助当地老百姓.老百姓们有什么病,总是想办法来找他.有一次,当地有一个孩子是唇腭裂,找到他时,白求恩拉着孩子的手说,我能帮助他,这很简单.于是,他为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成功做了手术.他还给很多其他人做手术,尽管他们都不是军人.
因为白求恩不懂中国话,所以交流时会有困难,但是他想和老百姓亲近的愿望已经超越了困难,我相信这是发自心底的.他在信中常常写道,这些老百姓都是很伟大的人,他们接受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苦难的生活.所以毫无疑问,白求恩救助他们是自发的行为,同时也源于责任感.
今天纪念白求恩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我们纪念白求恩,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之前曾经说过,白求恩来中国工作,并非为了赚钱、使自己变得富裕.虽然他曾经喜欢漂亮的服饰,喜欢美食,但他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因为这里有他的信仰和责任.
与白求恩相比,今天有多少年轻人,不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国家,去学校学医,学成之后做医生,是为了无私地帮助别人？有多少人是为了能够赚钱养家？如果说白求恩在现代社会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就是大家应该向他学习,不是要求大家每天24小时都带着责任感努力工作,只要每天能够拿出一点时间去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做事就行.
不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已有太多的人拜倒在金钱面前,拼命赚钱,钱成了一切,但白求恩不是这样.当人们读了《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或其他有关白求恩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白求恩对生活的追求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白求恩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喜欢被表扬,也喜欢别人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不错”“是个好人”之类的话.但是,在中国的日子里,他不需要夸奖,他只是默默地工作,无私地奉献,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责任.
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白求恩的意义.也许应该有更多的人,不论加拿大人、中国人还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思考他们的人生——是否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想想别人,而不是自己？
我为什么走上了白求恩研究之路
我研究白求恩,与我当年的工作有很大关系.1973年秋天,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学校里教历史.那所学校是加拿大最好的中学之一,所有的孩子入校时都要经过严格考试,即使家里很有钱,他们自己成绩不好的话,也进不去,所以学生都是好学生.可是,作为一名老师,我对一些孩子的价值观不太满意,因为他们对钱更有兴趣.
我想,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明白,在生活中不只是学习成绩好,还有责任；不只是漂亮的外表、漂亮的服饰,还有责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目录里一段对电影《白求恩》的描述.这部电影摄制于1965年,是在我开始研究的四年之前.我读到了有关白求恩的简短介绍,明白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说实话,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白求恩.于是我找到那部电影,放给班里16岁的男孩们看.这部电影讲述了白求恩的一生,包括他在中国的情况.电影拍得很好,看电影时班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那是当天的最后一节课,电影放映完后,十来个孩子不是像往常一样跑出教室,而是围了上来,问我白求恩是谁,是谁,什么是医疗保障（medicare）,在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事,还请我给他们多讲讲有关中国的情况.孩子们非常聪明,我回答了一些有关、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但是我回答不了有关白求恩的问题,因为我也不了解.
有三四个孩子继续跟着我走出教室,一直跟我到办公室,不停地问我问题.其中一个孩子说：“在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医疗是为人服务的,直到我看了这部电影.我父亲是多伦多一位很有名的医生,而且是大学里医学会的成员,父亲对他作为医生的评价是他有三个车库.”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学生的意思是说,他家有三辆车,而他父亲对医学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赚到很多钱.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不知道那孩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这真的很有意思,那个孩子的父亲是因为能够赚很多钱才当医生,其他人有多少也是这样的？
这件小事属于意料之外,很偶然,但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这是两个人写的,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形象,他拿手术刀当武器,投入战斗,无私地付出.后来,我对白求恩的了解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一直到了45年后的今天.这就是我为什么走上白求恩研究之路.（编辑?赵鹏）
张军锋：原党史研究室影视处处长,高级编辑；吕伟利：河北广播电视台英文翻译
该文结束语：此文为关于熟悉的陌生人和白求恩和中国人方面的中国人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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