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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属湖北省行政管辖区,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93年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4年4月,时任总书记来恩施调研,将恩施州的州情概括为：“老、少、边、山、穷”.改革开放40年,恩施从农村改革开始起步,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全州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恩施地区的农村改革,始于1979年,到1981年告一段落,历时三年时间.恩施地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冲破重重阻力,圆满完成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普遍建立了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过去那种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一大二公、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克服了农村集体经济内部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端,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过去20多年都没有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基本得到解决,这为后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我在地委、州委先后工作37年,头三年先是在地委办公室任调研科长,1981年始任地委政研室副主任,经常随地委领导到农村调研,直接参与了这一改革的全过程,是这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农村改革的起步年
1979年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开局年,也是农村改革的起步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有力的推动下,一场牵动数百万农民群众的深刻变革悄然在恩施地区广大农村涌动.
这一年春天,我随同时任地委书记的王利滨到利川县调查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情况,分别听取了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汇报,召开了一些座谈会,走访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还参加了一些生产队群众学习讨论会.我们深切感到农民群众因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思想异常活跃,发言积极、踊跃,敢于讲真话、讲心里话,一改过去政治桎梏下的那种沉闷气氛.我们到农户家里走访,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交谈起来亲切、融洽,快言快语,干部问什么都能如实回答,一改过去那种对干部的冷漠态度.他们普遍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好,说出了农民群众心里话,制定的加快发展农业相关政策和措施贴民心、合民意,讲到了农民的心坎上,党的富民政策又回来了.他们说,只要今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窝里斗,人人都能一心一意搞生产、搞建设,要不了几年,农村就会很快富起来.
学习讨论中,农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79〕4号,简称《决定》）中25项农业政策中讲到的：“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建立必要的奖励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讨论最为热烈的是《决定》中讲到的三种计酬形式,他们几乎都是赞成联产计酬.
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却和农民群众的想法格格不入,他们顾虑重重,最怕的是由联产计酬滑到分田单干,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干部和群众争论的焦点是“联产”与“不联产”,一方面是农民群众强烈要求联产计酬,另一方面是一些领导干部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反对联产计酬,一度出现了干部和群众严重“顶牛”的情况.有人给编了个顺口溜：“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是一些农民群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自内心的呐喊.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恩施地委领导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为这是历史大转折中的正常现象.在王利滨看来,这些都是认识问题,由于受长期思潮影响,形成的定式思维根深蒂固,难免一下子转不过弯来.随着形势发展,他们一定会转变认识,跟上历史发展潮流,“顶门杠”终归是会撤出的.地委的做法是,进行正面教育、积极疏导,通过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思想大解放,使一些领导干部逐步转变了认识,抛弃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识,变逆潮流而动为顺潮流而动,积极投入到改革大流中来,“顶门杆”终归于撤出.这一年尽管遇到各方阻力,到年底仍然有4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
一年下来,群众自动地村看村、户看户进行对比,实行联产计酬的效果好,这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群众对联产计酬的强烈要求.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仍然对联产计酬大加限制,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暗地里变着法搞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联产计酬,其中有生产队统一经营,作业组对社员实行联产计酬的；有按专业分别承包到组、到户、到人,联产计酬的；有“水统旱包”“钱统粮包”的；还有大田大土由生产队统一经营,只将小片、分散的孬田孬土包到户,联产计酬的；也还有少数生产队暗地里搞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等等.总体上说,联产计酬已经成了群众普遍赞成的主流计酬形式.
在曲折徘徊中前进
时间进入到1980年.这一年的冬春相交之际,农村改革出现了一股寒流.地直机关各个部门、各条渠道反映,人们对正在推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颇有议论,说什么的都有.说好的,大部分是家在农村的干部,从家人那里了解到实行联产计酬的好处,因此赞不绝口；说不好的,主要是说利川县都分田到户了,集体财产都分光抢光了,粮食大减产,个别地方还饿死了人,更有甚者,还有人哀叹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也竟然还有人惊叹“中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的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等等.有人还对时任地委书记王利滨有些非议,说他资格太嫩,不成熟、不稳当,爱出风头,文件精神只是提倡,并不是要推广,他却贸然支持利川县搞联产计酬,把利川县搞乱了、搞偏了,看他怎么交代,小心被戴上右倾帽子！这些议论也通过各条渠道反映到省里,省委对恩施的工作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看法.此时的王利滨,虽然有很大压力,却仍很沉着,不乱分寸.他决定亲自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后再作定论.
入春后,王利滨带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他经常联系的利川县,专门就联产计酬问题听取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汇报,分别与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座谈,走访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实地查看冬季农业生产和备耕情况,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州直机关干部所反映的情况截然相反.干部和群众一片叫好声,冬季备耕情况是20多年来最好的,种子、肥料、农具早早备足,耕牛增添了精饲料进行壮膘,土地也做了翻整,田坎上的杂草都铲得光光,水田都灌上了水,农家肥都已转运到田边,这些充分说明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后,确实把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这个冬天,并没有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督促冬季农业生产和春耕准备,情况却比哪年都好,利川县的农业生产形势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反复比较、反复论证,王利滨心里有了数,他认为当时的农村形势主流是好的.在推行联产计酬中,有些大队、生产队确实出现过私分集体财产和滥砍滥伐森林的情况,而且1979年因雨水过多,也确有部分社队因灾减产,但死人的情况并不存在.所反映的问题虽然是局部的、非主流的,但也应该引起重视,加以防止和纠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首先肯定主流,同时也要对出现的问题加以高度重视,做好工作,积极疏导,逐一加以解决.
王利滨就同利川县委书记王光凤一起商谈对策,两级书记对联产计酬的认识和主张是一致的.农民群众流传有“一年四季在于春,误了一年春,十年奔不抻”的说法.两位书记都认为,时值大农忙黄金季节,此时不能纠偏,也不存在纠偏的问题,不管是哪种计酬形式,只要群众拥护,都应该稳定下来,逐步加以完善,于是就共同商定了几条带指导性的意见,以王利滨个人意见名义,用电话传达给地委办公室,请地委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一次,同意后传达到各县参照执行.两天过去了,还没有回音,经工作人员电话询问才得知,常委根本没有开会讨论,这使两位书记感到很突然,二人相对沉默无语,一时没有了主意,在屋内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才停下来,王利滨用征求意见的口气对王光凤说：“看来只好以我个人名义向省委发请示电报.”王光凤欲言又止,稍作停顿后才说：“这样做,你怎么面对地委的那些常委？”王利滨又沉默许久才说：“事关重大,我也顾不了许多了,现在也只好以我个人名义向省委请示.”这体现出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坚决抛弃个人私心杂念,站在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冒着犯错误、丢官的风险,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果敢精神.作出决定后,他们和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一起,又字斟句酌地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推敲和修改,改写成电文,用电话逐字逐句传到地委办公室机要科,以密电发出（当时县里还没有条件发密电）.
省委收到电报后,立即召开常委会讨论,意见很不一致,最后的意见是允许恩施搞试验.关心王利滨的省委领导还专门给他打来电话,要他好自为之.地委很快将省委意见传达到各县,“纠偏风波”终于镇住了.
1980年6月初,省委派出由省委领导带队的工作组,来恩施调查了解贯彻落实经济政策有关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实事求是地澄清了一些不公的说法,肯定了恩施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恩施地委和所属各县委,贯彻执行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比较好的,思想比较解放,工作比较扎实,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的说,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大胆试验,及时总结,不断提高.实践表明,他们所走的路子基本上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建设的发展.”
省委转发了这份报告.王利滨说：“我是战战兢兢、逐字逐句阅读了全文,不由松了一口气,但心情仍很沉重.”在他看来,检查一项政策的好坏,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得出结论的,尤其是农业受“天公”的影响很大,有些事一时还看不准,出了问题怎么办？他一方面强调各级都要加强领导,坚决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让群众得到实惠,让农村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他决心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用取得的一手材料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认识,同时也用来进一步统一各级干部的认识,并通过不断总结、修订、完善、提高,把农村改革政策逐步稳定下来.
这一年秋天,恩施地区农村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9月,党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两年来建立起来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作出总结.在充分肯定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要求各级领导应当和广大群众一道,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生产责任制加以完善提高,把集体经济的管理工作大大推进一步.这与一年前党发的《决定》相比,对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讲得更灵活,突出了提倡联产计酬责任制,放宽了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限制,并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问题从政策上作了相应规定.《通知》指出：“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但也有一些地区,主要由于‘左’倾政策或其他领导工作上的原因,集体经济没有办好,生产力水平依然很低,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
《通知》在恩施农村贯彻实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由原来迫切要求联产计酬,转到迫切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要求最为迫切的又是包干到户.此种呼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地委后,王利滨又坐不住了,于同年10月8日带领一个工作组,急忙赶往经常联系的利川县调查了解情况.不久,省委通知他到党校学习,于是他委托随行的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余建方和我留利川继续了解《通知》的贯彻情况.
我们先后到了该县的元堡、柏杨、南坪、汪营四个公社,听取公社党委汇报,与社队干部座谈,走访社员,实地察看农业生产,所到之处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呼声,普遍都是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元堡公社275个生产队,已确定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有249个队,占90%；汪营公社393个生产队,正在酝酿搞包产到户的有165个队,占42%,搞包干到户的有200个队,占50.8%；马前公社161个生产队,确定搞包产到户的有122个生产队,占69.5%,搞包干到户的29个队,占18%；南坪公社尚无统计；柏杨公社估计倾向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90%左右.据反映,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势头还在进一步发展,已经实行其他形式的,也还有人闹着要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其中要求搞包干到户的势头要更大一些.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势头？元堡公社书记石树荣向我们讲了一些真实情况.他说,元堡公社出现的这股势头,在贯彻《通知》前就有了,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公社党委为了解决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提出允许社员利用田边地角,种大窝苞谷、大窝洋芋、大窝红苕,要求一户搞一个月的口粮.秋后总结时,大家认为,这个办法确实起到了增产的效果,但也出现了到处烧山、毁坏山林和与集体争劳、争肥的矛盾,觉得也不是好办法.总结交流中,大家认为双庙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做法好,拿一部分好田好土作为试验田创高产按劳承包,效果比较好.公社党委肯定了这种做法.第二阶段是1979年,有些生产队,在第十生产队做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把好田好土承包到劳,孬土作为顶口粮包到户.同时还出现了“田统土包”“钱统粮包”的做法,也有少数队将田土都包到了户.实行这种办法最多的是瑞坪管理区,20个生产队中就有10个生产队是这种办法,成为全公社当年增产最多的管理区.第三阶段是1979年秋到1980年春,全公社将全部山田包到了户.水田因为耕作技术要复杂些,仍然采取包到作业组的做法.也有些生产队在分组作业、统种统收的基础上,搞了水田田间管理责任到劳联产计酬,还有少数队将全部田土都包到了户.第四阶段是1980年夏收后,全公社范围出现了大量的闹包产到户的情况,有些地方已经在自发地分田到户.面对这种情况,公社党委怕滑到分田单干,认为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公社党委开会讨论,开始是主张包干到户,后来觉得包干到户也有弊病,担心公余粮、集体上交提留和困难户的照顾无保障,又提出搞“两田制”,即口粮田和负担田,口粮田按人分到户自种、自收、自食；负担田承担公余粮、向集体上交提留和困难户照顾,包到户.最后的结果是都搞成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也有少数队搞了“两田制”.县委提出不准这样搞,公社党委虽然不敢公开抵制县委的意见,但也没有从思想上接受县委的意见,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
我们听了公社书记讲的这些情况没作任何表态,也不能作任何表态,我们的任务,只是受书记委托了解情况,如实向地委汇报.我们商量如何向地委汇报,考虑到这是件大事,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湖北省委对包产到户持非常慎重态度,说湖北不是云贵川三省,湖北不能搞包产到户,恩施推行联产计酬时,省委也只是同意恩施搞试验.现在要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大跨越,省委和地委肯定不会同意.我们商定向地委写书面汇报的基本原则就是纯客观反映真实情况,不加任何个人观点,用了一个很巧妙题目叫“这股势头值得注意”,没有任何倾向性,也就不会遭到任何非议.
书面报告送达地委办公室后,先是发《内参》供领导参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加了一大段批语,且由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签批,正准备以正式文件发出,被另外一位副书记知道后拦了下来,认为事关重大,要等王利滨回来再做定夺.王利滨从党校学习回来看后,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文件就被扣压下来了.没有发出是正确的,因为批语是带有倾向性的,如果发出将会影响恩施地区农村改革进程,是书记把住了这一关,才使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比全省其他地区早出一年多时间,在全地区迅速得到了普及.
农村改革的丰硕成果
1981年是实行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后第一个大丰收年.丰收成果说明农民先行选择联产计酬责任制是正确的,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了回报.同时也说明恩施地委对这次改革的指导是正确有力的,方法是对头的.这一年的大丰收,既给农民群众带来了喜悦,也给支持这场改革的各级干部带来了喜悦.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王利滨带领工作组,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到了南四县的部分社队,走村串户,访问干部和群众,专门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后的农村形势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回到地委后,他向地直机关干部作了一次专题报告,用调查了解到的生动事例,讲述了目睹的农村大好形势：一些农户家里,房前屋后、楼上楼下到处堆放的都是金灿灿的粮食；圈里的猪、牛、羊养得又肥又壮；房前屋后鸡鸭成群,花果飘香,人们个个都是眉开眼笑的.
干部群众总结这一年丰收,普遍说的是三句话：“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策好,然后才有人努力,加上天帮忙,才能三好合一好,获得农业大丰收.
政策好,是说联产计酬责任制好.王利滨把群众的说法概括成了五条：一是能真正克服平均主义,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二是利益直接,办法简单,群众一听就清楚,“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没有文化的人也算得过这个账；三是解决了过去多年没有解决的铺张浪费、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和超支短欠等老大难问题；四是群众能真正得到实惠,实现增产增收；五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了自主权,干部不再搞强迫命令与瞎指挥.
人努力,讲的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王利滨对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后群众焕发出的积极性作了这样的描述：现在农民普遍反映党的政策好,有奔头了.克服了平均主义,干部不再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了自主权,大家都在鼓起劲来搞生产.我在下面所见,上至七八十岁老人,下至六七岁娃娃,都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各家各户成了最活跃的细胞.现在是家家有队长、有会计,有技术员、推销员,人人屁股后头都有个“发动机”.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表现出农民很会安排劳动力,很会合理使用土地,合理支配时间,处处精打细算,把生产组织得很好.现在农民种田,既继承了过去小农生产精耕细作的传统,又能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两者结合得很好,很有成效,农民确实会种田.我走访的一些“冒尖户”、困难户、老农民和老模范,他们对我说：这样搞,农村富起来快得很,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好.要我明年再来看.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天帮忙,说的是这一年风调雨顺.
王利滨讲了咸丰县丁寨公社齐心大队一个生产队的例子.该队规模很小,只有12户人家、52口人、21个劳动力.一个偶然机会,这个大队进入了他的视线.1979年冬,他在利川县农村搞调查,听到《恩施报》记者吴光明反映,咸丰县有个生产队,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在全县都是“冒尖”的,却在县劳模会上没有评上模范,原因是说他们带头刮“单干风”,还取消了原来授予该队的“红旗队”称号.得知此事后,王利滨即刻带领几名工作人员,没经过县里,径直就到了该生产队.据生产队长郜世全讲,是因为1978年在原来实行的包工包产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的基础上,改为包产到劳联产计酬,公社和县领导认为是“分田单干”,取消了他们“红旗队”的称号,他本人也被取消了“先进个人”称号.王利滨听后,当着全队社员面给该队正名,说这不能叫分田单干,只是管理办法的改进,大方向是正确的.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成绩.此后,该队就成了王利滨的联系点,他多次到该队来调研.该队先后四年时间实行了四种不同形式的计酬办法,结果还是以包干到户为最后归宿.这一年王利滨又到了该队调查,问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你们四年四个办法,究竟哪个办法最好？他们回答说,前两年的办法都没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第三年联产计酬到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虽然解决了,但在实物分配上仍然存在一些麻烦,我们这里薯类多,占粮食产量比重大,收获后要翻山越岭挑到队里过称保管,再从队里分给社员,又要翻山越岭挑回去,不仅枉费人力,还经常为短斤少两和*的好坏发生争执.包干到户后,自收、自管、自用,交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干部再也搞不成私分多吃多占,既省事,又放心.包干到户这一年,全队粮食产量由1976年的314公斤增加到了747公斤,人均总收入由149元增加到了646元,摘掉了“吃粮靠供应,用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三靠”帽子.
王利滨还举了另一个队的例子,说的是来凤县接龙公社绿水管理区的一个生产队.公社党委认为这是一个学大寨的先进队,不能搞包产到户,只能搞专业承包.派大队书记到该队去做说服工作,一连开了七个晚上的会,反复讲专业承包的好处,讲后群众每次讨论,都是异口同声要搞大包干.支部书记没把工作做下来,又由一位公社副书记去,一连开了几次会,每次都是党员干部带头先表态赞成搞专业承包,群众无可奈何,只好赞成专业承包.这位副书记走后两天就变了卦,最后还是搞成了包产到户,真可谓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王利滨最后说,群众最关心的是要把这个好政策稳定下来,不要多变,最怕的就是多变.我们一定要下大功夫把这个好政策加以完善,使之长期稳定下来.
王利滨的这个报告,得到了地直机关干部普遍好评,说这个报告没有教条和概念化的东西,是用调查来的大量事实说话,是个生动的调查报告,一个阶段性的农村改革总结,对统一地直机关干部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认识起到了极好的作用.此后再也没有什么非议了.
不久,就在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说：“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
事实说明,包干到户是群众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举.（编辑?叶松）
作者：政协恩施州委员会第二届、
第三届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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