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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论文参考文献：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一
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份、273个村庄、3829家农户家庭开展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人情消费支出近年来增长较快,农村地区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费现象屡见不鲜,农民仍陷入种类繁多的人情消费怪圈.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较高,仅次于饮食支出.农户饮食的平均支出为646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9.72%;人情的平均支出为5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16%.安徽省阜阳市一农户反映,“现在农村过年办喜事特别多,要是一年没挣到什么钱,都不敢回家过年.”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农村这只“人情债”大猫,何时猛成虎？何时能根治？ 记者也在农村进行了调研,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很多地方通过党风的转变带动社风、民风改变,通过村规民约治陋习、尚新风,有效推进了移风易俗.党员干部党风好、作风好,方可行得正、站得直,带领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既是移风易俗的领导者、推动者,又是实践者、示范者.难以承受的人情之重
“躲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词,意为逢年过节想回家却又不敢回. 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有人却望着万家灯火,遥想家人的嘘寒问暖、相互依偎的守岁……电话中,一句“太忙了,没买到车票,就不回家过年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道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试问,谁不想回家过年？一些留守杭州的农民工对记者说,他们不回家的原因,除了来回车票吃紧、费用较高外,还有就是为了“躲避”回家后的人情支出.
“难啊！”来白湖南某县农村的老高告诉记者,“这两年都没回.不敢回,除去路费,过年走亲戚啥的也得好几千块钱,农村亲戚多,花钱没个底.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咬咬牙不回了,明年再说吧.” 且不说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黄金时问”,就是平时,人情带来的负担也是令人震惊. 西南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有位80多岁且患有严重眼疾的老奶奶,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在地里坚持劳作10小时以上,整个人瘦弱不堪.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她说三儿两女婚嫁时收的人情还没有还清,“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在老人心里,自己和邻里问的人情往来是儿女们获得良好社会关系的保证.如果因为自己年纪大收入低就弃人情于不顾,“后代怎么做人啊！” 这令人唏嘘不己.人情自古有之,在相对静态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农民通过人情互动,进行情感传递,从而构建稳固的社会关系,满足农民之间日常的互助需求. 可是发展至今,人情却成了压弯劳动人民脊梁的“千斤石”.在西南某县这位老奶奶日复一日的劳作问,折射出来的不正是“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已届花甲之年的东北干部王春花说,上世纪80年代白己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的人情礼金也就几元钱,现在翻了不知多少番,几百元拿出来都很难为情,人情味儿却越来越淡. 节日难过,人情难躲.娶媳妇贺喜、嫁闺女随礼、乔迁凑份子、开业忙庆祝……名日繁多.有采访对象说,在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问收到了17张请柬,哪怕人不去,也得把红包转账过去. 浙江省天台县洪畴镇一名网名为“整蛊专家”的网友最近头疼不己,刚给母亲的当月生活费又不够用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参加涌席,礼了1000多元.他母亲说,“不是白事婚事也不是生子过寿,就是隔壁村老张搬家,从楼上搬到楼下.还有孙阿姨,她闺女考上大学了.不去不行啊,丢不起人.”这名网友算了一笔账,按照母亲现在的人情支出,至少要办20桌以上涌席才能勉强回本. 农村“人情”发展至今,早已变了味.‘叭情”不断线,“酒场”连成串,“宴席”久难散,“吃喝”没个完,让人望“情”生畏,谈“宴”色变,遇“庆”兴叹.
人情咋就变了味
早些年,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有“过农节”的习俗,农民在农闲时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聚,吃饭喝酒热l币一番.环山乡是富阳“过农节”最热闹的乡镇之一,一到农历十月十五,村民就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饭,一连三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美酒佳肴招待客人,宴席少的一天要开五六桌,多的要开五六十桌.过一次“农节”,支出从二三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很多农户为了面子,把一年的收入都用在了“过农节”上,苦不堪言.人情招待使得有的人家债台高筑,甚至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畸形人情支出的背后隐藏着消费陋习.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村,由于一度办酒风盛行,大操大办泛滥成灾,全村近千户村民每年送出的份子钱加起来有上百万元,耗资之巨令人触目惊心,农民不堪重负.久而久之,支出多J-,有些农户就想多收礼来“回本”,通过铺张摆酒设宴,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那里收同以往送出去的“人情”,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古时“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今一些地方“情谊看钞票,礼重情方重”.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上梁搬家……在这些百姓生活的大事中,亲朋好友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原本承载感情交流的礼尚往来怎么就变味了呢？ 有专家表示,近些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人们攀比心理的存在,以及精神文化的贫乏,人情礼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这种原始情感的表达被逐渐削弱,成了一种钱和钱的交易,失去了,人情礼本来的意义. 越来越重的人情负担,减少了生产资金,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投入；越来越泛滥的奢靡浪费之风,滋长了不良生活习俗,加剧了部分农民返贫进度.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受到影响,与城市文明差距逐渐拉大；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正在被扭曲,纯真的亲情、友情、乡情沾染了“铜臭味”,演变成了的金钱关系……
“人情场”如“战场”,相互攀比乱较劲,水涨船高图虚荣,吃吃喝喝随人流,“将脸打肿允胖子”,你来我往连轴转,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累坏了街坊邻居,拖垮了亲戚朋友,影响了社会风气,债台高筑,有苦难言.
走出“无情”的“人情”误区
山东省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赵林村农民赵富明,做了50年的红白喜事“大总”.说起以往,他感慨道：“一场白事,吃喝自不用说,披麻戴孝扎纸彩,吹喇叭请演出,帮忙的奔丧的,忙活上三五天,一场下来好几万元,实在可惜.” 如今在当地,这种现象己成为过去时,一场场既文明简约又有强烈仪式感的红白事,成了乡村热点和美谈.“陋习都改了,村里有场丧事,前后只花了5000元钱.”赵富明说.问起原凶,他回答：“我们搞了个文化礼堂,经常有人在里而宣讲关于移风易俗的事,三年五年的,入脑入心,慢慢就改啦！” 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下陶村村民没事儿时就到陶宗仪纪念馆,在文化礼堂看书、聊天.文化礼堂成了一个村庄的文化综合体,更是村民们溯古及今的“精神家园”.“没事干就来这里聚聚,有时还请其他村有声望的人来讲讲课,时间一久,就养成了习惯.”一名村民说. 借助文化礼堂这个平台,村民们可干的事儿也多了,闲暇时不再是聚餐喝酒打牌,而是把活动阵地转移到文化礼堂,唱戏、跳舞、练太极……大大小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53岁的海宁市斜桥镇斜桥村村民孙丽红第一次当起了“主播”,每天清晨,村民们就能听到她的声音.“各位乡亲大家好,这里是‘乡风时间’栏目,现在我给大家读读《推进移风易俗简办红白喜事倡议书》……”她说,把村规民约通过各种方式传到村民心中,潜移默化,再硬的心,也会“日久生情”. 纵观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慢慢地,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把人情往米的重心,从酒场饭桌转回生活本身.
“今年过年就不再计划着叫邻居来聚了,猪也可以少宰几头,养大了明年拿去卖.我儿子还跟我商量把省下的人情钱攒起来,明年过年全家一起去旅游.”河北省元氏县居民潘春艳一脸乐呵地对记者说. 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县、乡（镇）及村干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甚至借机敛财,也是误导农民群众人情往来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行下效,一些农民群众觉得,只有多送礼多请客,才能融洽与亲朋好友甚至是与身边干部之问的关系.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奢靡浪费、浮华铺张的作风,树立了“坏榜样”,在农村群众间造成了坏影响.“他们是村里的干部,他们家结婚摆几桌,我们就跟着他们摆几桌,紧跟步伐,拉近点距离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某村村民小丁告诉记者.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对异化的人情来者不拒,有的商人就选择“放长线钓大鱼”.西北某县一名姓李的商人对记者分享白己的“生意经”：“和管项曰的官员交朋友,要细水长流,平时不管他有什么事,咱都多送人情礼金,让他成为咱的好哥们,全力帮咱办事.”
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的党员干部拿了不该拿的“人情”,拿什么来还？最终还是放弃了党性原则. 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落马后,在忏悔书中,对所谓“人情”说得较为透彻：“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党员十部也难逃“人情债”.浮华的人情社会往来,也影响了党员干部的三观. 更有甚者,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白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显摆身份、“光宗耀祖”,并认为“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我要比别人做得场而更人、更好”.
难免有人有所预谋,借此设下“感情投资”陷阱,让“围猎”对象在“温水煮青蛙”的安逸中,不自觉地接受其钱财礼物；或有人碍于亲戚朋友的情而,接受了人人超出“礼尚往来”的赠送；或有人有所“嗜好”,对别人的投其所好、投怀送抱,欲拒还迎、欲罢不能. 随着年关临近,东部沿海某县农民王大伯焦虑不已.“有个远房亲戚在县里当干部,快过年了,得考虑给他送点什么.送农产品显得小气,得送一些高档点的礼品,请他来年多关照,有好事想着我们.” 在一些人心中,“礼”在当下,“利”在日后. 个别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影响了社风民风,社会上的一些陋习又助长了个别党员干部的违规气焰.他们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心存侥幸以为能成为“漏网之鱼”……这背后,何尝不是个别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最新的一次调查发现,党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是社会的普遍共识,83.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好的党风,就不会有好的民风”；74.8%的受访者认为“干部的言行举止对自己有示范作用”；70.2%的受访者认为“越是基层的干部,其言行举止对自己的示范作用越大”. 2017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杨俊和他的新娘,参加了一场简约而隆重的婚礼一一浙江大学举办的校友集体婚礼.杨俊说,办传统筵席,既增加负担,又缺乏个性内涵.浙江大学留下了他和妻子美好的青春回忆,由母校见证他们新生活的启航是幸福而有意义的.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也希望以自己的“小举动”来实现移风易俗的“人推动”,通过以身作则影响和感化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
美事无独有偶.2017年8月,温州市文成县玉壶镇党委书记王荣华来到九南村,为老党员胡绍局家送去锦旗.党龄近60年的胡绍局,生前十分支持农村移风易俗,再三叮嘱子女,自己的丧事要简办,省下的钱捐给村内作公路修缮资金,为村里人带个好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改变丧葬陋习,让农村新风正气树起来.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须抓好党风,以党风促民风.而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也渐渐带来了正能量. 如今已是全国移风易俗样本地区的福建省长乐市,民间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曾一度盛行攀比斗富,一些家境不好的农村群众为大办宴席甚至四处举债.为推进移风易俗,长乐市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开展专项整治,处级领导干部带头承诺不违规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事宜,相关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普通党员积极参与.2016年12月29日,该市漳港街道路顶村村民陈祥基将父亲生前积攒的16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将节俭办丧事省下的100万元捐出,用于设立教育助学基金. 党风正则民风淳.如今,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长乐的社会风气开始好转,涌现出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投身公益事业的新风尚. 变化不只是在长乐.一个个新风故事,在更多的地方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意义,回归朴素,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而淳朴的社风民风,又将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移风易俗,道阻且长,还需久久为功.党员干部当以身作则,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树立新风榜样.（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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