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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期论文范文例文 跟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探析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主题:初期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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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他既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作用,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初期远东地区与中国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是采取了同美国协调支配远东国际秩序重建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美苏在远东的均势.在许多具体安排上,斯大林受到沙俄外交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苏联对华政策受美苏关系与中国形势的影响甚大.本文利用多国档案文献,重新揭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该政策在形成后数年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

关键词: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政策;中苏关系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揭示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这一政策在形成后仅仅数年即发生转变的根源.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曾长期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多数研究者将战后苏联对华政策放在二战后初期苏联整体对外战略框架或美苏冷战架构之内考察,对这一政策形成的具体过程及特征的分析较为薄弱①.近些年来不断解密的许多档案资料表明,二战后初期斯大林确立对华政策的过程较以往研究揭示出来的要复杂得多.若不深入探讨这种复杂性,对这一政策本身及其在形成仅仅数年后即发生转变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本文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以求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

一、二战后期斯大林关注中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合作与和平的基调:一方面,战争对苏联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使斯大林不愿与西方发生对抗,而更希望同后者保持和平与友好的关系,为苏联国内重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①;另一方面,苏联在战争过程中获得了许多重大的战略利益,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基于此,斯大林开始更多地寻求通过外交渠道同美英等西方国家继续合作②.他不仅一再肯定盟国战时援助对苏联的重大意义,还不断表达在战后继续获得这种援助的愿望③.在1944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斯大林宣称,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所带来的意义“不是偶然与短暂的,而是非常重大与长远的”④.在斯大林看来,美英苏三国“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二战后国际局势的走向⑤.

在远东地区,斯大林的主要合作对象是在当地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美国.1943年罗斯福推行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直接推动了斯大林对远东问题的关注⑥.是年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罗斯福坚持要斯大林接受中国作为会议宣言的发起国之一,“即令因此而使三国外长会议不能达成协议,也在所不惜”⑦.在接着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公开宣称:“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不仅如此,罗斯福还同前来参会的中国领导人就日本、、中国东北、新疆、朝鲜、越南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经过情形至为圆满”⑧.在斯大林看来,上述事实反映了美国政府正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一个可能出现的“中美反苏同盟”,必将成为苏联在远东地区安全与利益的“重大威胁”①.

与美国设想的在远东地区美苏中三国合作的模式不同,斯大林并不重视中国的角色.1943年10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首次提出对日作战问题,就有“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以及提高苏联的战略地位,从而增强未来讨价还价的地位”的考虑②.在斯大林看来,统治下的中国不仅“贫困交加、孱弱不堪”,还面临着严峻的内战危机与繁重的重建任务,充其量只算得上是一个“名义上的大国”,对国际事务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力.斯大林认为,确保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方式,一是苏军参加对日作战并取得胜利,二是苏联政府能较好地同美国就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安排进行协调与合作③.1944年5月,斯大林更是以“干部缺乏”为由,召回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并撤出了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军事顾问④.1944年12月,他还拒绝了宋子文就新疆中苏合作与发展中苏关系等问题访问苏联的请求,使后者直至1945年中才因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情得以成行⑤.

1944~1945年间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发展,推动了斯大林就远东事务与美国协调与合作的进程.日军于1944年4~12月期间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战役,接连占据了美军在中国衡阳、柳州、桂林、南宁等地修筑的空军基地,打乱了美国对太平洋战争的布局.与此同时,“史迪威事件”的爆发更使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雪上加霜”⑥.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考虑,美国政府开始转变策略,有意降低中国在美国太平洋战争整体布局中的地位.1944年7月末,罗斯福亲赴夏威夷召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位将军,正式决定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下一个战场设置在菲律宾中部,而不再是台湾和中国大陆沿海⑦.不仅如此,罗斯福还开始考虑推动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后参加远东战役,并决定“在远东为俄国做些什么”①.

美苏两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合作集中体现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关于这次会议对战后世界历史的重要影响,史学界已有定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就二战后远东事务的安排达成了基本共识,形成了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斯大林在会上提出的外蒙古“维持现状”、租借旅顺军港、开放大连港为自由港等涉及到中国主权与领土的要求,基本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同②.甚至对斯大林擅自加入关于维护苏联在大连港的“优先权益”的表述,罗斯福也指示哈里曼不要大惊小怪③.他虽然要求斯大林须就上述一系列条件征得的同意,并要苏联政府支持以为首的统一的中国,但也保证,美国政府将“采取步骤”说服接受雅尔塔会议这一“秘密协定”④.作为一份战时文件,“秘密协定”对许多问题的规定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对美苏双方很快“都成了一种负担”⑤.

美苏两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地区事务达成“秘密协定”,反映了两国通过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支配二战后远东国际体系的尝试,体现出国际政治“秘密外交”的传统.1945年5月28日,衔命访苏的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明确告诉斯大林,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将“坚决履行”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承诺苏联可以在日本投降后“重建在远东地区的历史地位”,并将得到中国东北的港口与铁路.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莫斯科虽然对的看法尚有保留,但仍将尽力支持蒋氏的统治,并称苏联对中国东北与新疆地区没有领土要求,表示苏方赞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等⑥.1945年6~7月中苏莫斯科谈判期间,美国不仅任由斯大林向宋子文施压,甚至极力避免对“秘密协定”的内容提供解释⑦.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则督促宋子文向斯大林妥协,称中苏在双边基础上达成协议是“理想的状态”①.苏联人则将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视为中苏谈判“不可动摇”的基础②.

二、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沙俄传统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围绕远东事务提出的一系列诉求,反映出斯大林在思考对日作战以及设计二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苏联是针对日本的“复仇者”,而并非远东各国人民的“解放者”.这体现出二战后的苏联对外政策与沙俄帝国传统具有内在承继性.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前后,苏联国内舆论不断渲染1904~1905年日俄战争带给俄罗斯人的屈辱,大肆渲染仇恨日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并宣传俄罗斯人对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固有.在对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在向苏联国内民众演讲时指出,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对俄罗斯发动了侵略战争,给俄罗斯人留下了“沉痛的记忆”.他强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重要的战利品,是恢复了俄罗斯在远东的传统利益③.

斯大林提出的许多诉求内容,则直接体现了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远东地区扩张的外交传统④.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规定,苏联必须“恢复由于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侵占的属于苏联的权益”,而这些“属于苏联的利益”不仅包括库页岛、千岛群岛等,还包括中国东北的旅顺、大连与中长铁路.斯大林一再表示,苏联希望像1905年之前那样租借旅顺、大连等地,并要求在苏联主导下由中苏两国共管中长铁路.他甚至不讳言这些要求同沙俄外交传统之间的联系.1945年7月初,斯大林向初抵莫斯科的宋子文坦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苏联外交部门并未就远东问题做过研究,也没有围绕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起草过任何相关文件.他提议,中苏两国“最好依照旧条约加以改善”,以此作为双方结盟的新的基础性条约.他明确指出,自己所提及的“旧条约”,系指1898年沙俄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署的《中俄会订条约》,表示在旅大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中苏两国“应较一八年条约为改善”,强调“诚能以该条约为根据,加以改善,实大佳事”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俄会订条约》又称《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是沙皇俄国于1898年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租借旅顺、大连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规定,“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足为可恃之地”,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给俄国25年;租借地的行政权由沙俄负责,租借地“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旅顺港“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条约还就中国东北民事、铁路等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②.事实上,在中苏两国代表就结盟问题进行的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在诸如旅大、中长铁路等许多问题上的确是以《中俄会订条约》为蓝本,同国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

除了在旅大等问题上采用了“旧条约”的详细规定,苏方在1945年7~8月的中苏莫斯科谈判期间并没有就其他问题拿出过任何具体方案,只是一再强调一些宏观的战略性原则问题.比如,莫斯科虽然一再要求得到中长铁路附属的所有工厂企业,但对上述工厂企业却没有任何了解,也拿不出任何相关资料或企业的清单.甚至直到1948年春,苏联政府内部仍没有任何研究东北问题的专门机构,也从未就东北经济问题做过任何研究③.斯大林一再指出,苏联方面希望获得的,只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应当获得的“战利品”,目的是确保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与利益.这充分体现出:一、远东地区并不是关乎苏联核心利益的区域;二、在斯大林设想的战后远东国际秩序中,主要是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合作,无关乎当地的形势.

在谈判过程中,斯大林一再否认苏方那些涉及到中国主权与领土的诉求是针对中国.他告诉宋子文,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中关于“恢复由于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侵占的属于苏联的权益”的条文,“乃系指苏联对日本之关系而言”,并且表示苏联“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以确保苏联远东战略的安全④.不仅如此,他还否认苏联“对旅顺、中东铁路、库页岛南部及外蒙之要求”是基于“寻求利润之考虑”①.为了说服宋子文接受自己的要求,他甚至向中方代表“透露”了苏联正在远东发展的国防计划(即彼得罗柏夫罗夫斯克港与联结这一港口的铁路建设),称苏联在外蒙古、东北铁路和港口等问题上的诉求,都是基于这一计划的考虑②.然而,在当时的苏联文件中,并没有任何有关日本将成为苏联未来主要威胁的表述,而斯大林所提及的远东国防计划,至少至苏联解体之时仍没有开工的迹象.

斯大林给出的另一种解释,即为参加对日作战,需要在苏联国内进行动员.他指出:“苏联已作战四年,且流血甚多,……人民谓吾人业已结束一战事,而汝又掀起一新的战争,日本人并未犯汝,而汝攻日,余将如何证明攻日之为正当乎?无他,余只能谓为加强吾人之力量.”③苏联政府固然曾在参加远东作战之前与战时进行过一些动员活动,但以此作为对那些涉华利益诉求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④.苏德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在苏联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在苏联国内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内,下层民意对高层的决策进程所能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⑤.更重要的是,关于国内动员的因素,在1945年7~8月双方谈判代表进行的所有会谈中,斯大林仅仅提到过这一次.这也侧面反映出,这一因素并非斯大林的主要考量.

一种更可信的解释是,斯大林做出上述解释的目的,是将苏联区别于沙俄,为苏方那些沿袭了沙俄外交传统的诉求进行辩解.虽然这一时期苏联有能力逼迫国民政府接受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定”,实际上也这么做了,但二战后初期的历史大趋势是,战前在国际舞台上大行其道的“秘密外交”“势力范围”等国际行为方式都已遭到历史的唾弃,任何大国都不能再像战前那样公开、肆无忌惮地扩张势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留下的重要遗产.

三、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确立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国政府的确对国民政府施加了压力,要尽快在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的框架内,同苏联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正式协议①.杜鲁门还专门将这一立场通告了斯大林,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回应②.1945年7~8月的中苏莫斯科谈判,表面上是中苏两国代表就政治利益讨价还价的过程,然而在经美苏协调确立的二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中,被美国树立为世界四强之一的从来没有任何选择余地.面对来自美苏两大国的压力,虽然怨恨美国“视中国为附庸矣”,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殊甚危险,应重加考虑”,但仍决定咽气吞声,决意“不可以小不忍而乱大谋也”.在他看来,“对俄妥协与谅解是为必要”,主是要“防俄操纵陷我孤危”.基于这些考虑,他不仅最终同意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还在中国东北的港口、铁路等问题上基本满足了斯大林的要价③.

波茨坦会议前夕,的发明与日本日益明显的失败前景,大大降低了美国要求苏联参战的意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态度与氛围也随之恶化.此外,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利益,促使美国人介入了谈判④.7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致电国务卿贝尔纳斯,称国民政府“不能单独抗拒苏联扩大了的要求”,认为宋子文对苏妥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⑤.贝尔纳斯则要哈里曼提醒斯大林不要再逼迫中方让步,称美国反对将大连纳入苏联军事区,并要斯大林就中国东北“门户开放”做出保证⑥.8月10日,哈里曼向莫洛托夫转达了上述指示,称杜鲁门总统作为中苏谈判的“倡议者”,要求了解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关乎美国在华“利益或原则”的问题⑦.他还建议杜鲁门与贝尔纳斯在大连与朝鲜登陆,接受日军投降,称不认为美国有义务尊重苏联的军事行动区域⑧.

苏军进入东北作战与日本的迅速投降,对中苏谈判造成了重要影响,令两国代表顿感缔结条约的紧迫性.苏联方面,鉴于苏军已经参加对日作战并即将胜利,苏联政府亟需将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规定的苏联利益以同国民政府订立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不然,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不仅“师出无名”,还或将无功而返.为此,斯大林做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同意将大连行政权交还国民政府等①.中国方面,此时主要关注点在于:一是进入东北的数十万苏军的撤退问题,二是苏军在撤退后将东北交给谁的问题.无论其中哪一点出现变故,都将对国民政府大为不利.王世杰在赴莫斯科谈判前就考虑“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若事前未与有所协定”的局面,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后,中国的“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甚至“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②.无论是考虑苏军撤退问题还是东北的接收问题,国民政府都需尽快与莫斯科达成书面协议.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谈判代表正就许多重大问题僵持不下.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次日,宋子文、王世杰电告在重庆的:“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③但在获悉“日本求降之讯”后,宋子文等又决定“仍应表示愿与苏联继续商订条约,但对尚未解决事项,决不作重要让步”④.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宋子文还有意向哈里曼捏造了有关斯大林威胁“就要进入东北了”的话,提醒哈里曼,此前正是由于美国的干预,斯大林才在大连行政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基于此,哈里曼建议国务卿贝尔纳斯不应同意由中苏两国共同拥有大连港设施,认为这将损害美国的利益⑤.贝尔纳斯复电表示同意,称苏联就大连问题提出的要求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授权哈里曼采取适当的措施支持宋子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⑥.

8月10日,斯大林已就大连行政权及旅顺口外岛屿等问题做出了一些让步⑦,但在外蒙古边界、旅顺军事委员会与南满铁路局长等一些问题上仍拒绝让步.认为“如此次协定果不成立,则于俄为长期不利,而于我不过一时之心理遭受打击而已”.为此,他要求宋子文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坚持立场,“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①.鉴于斯大林的强硬姿态与形势的紧促,宋、王在收到电报后即复电,称“恐再难强苏方让步”,建议“就商定结果与苏方签字”②.在当天另一份电报中,宋、王强调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③.在莫斯科参加谈判的蒋经国也连发两电,督促速下决心,与苏联订立条约.8月13日,复电同意在外蒙古等未决事项上,宋、王可“权宜处置”④.同一天,中苏谈判双方就中长铁路、旅大、外蒙边界等问题基本达成一致⑤.

8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三个附属协议,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的正式形成.同一天,斯大林同宋子文、王世杰等人长谈,称“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如今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希望中国军力强盛,使日本不能再起”⑥.8月24日,条约得到中苏政府批准后,双方领导人互致贺电.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深信今后两国政府根据此条约,将能表现互信互助之精神,以尽力为中苏两大国家及全球造成幸福及繁荣.”斯大林复电称:“余确信此项条约及协定,将为进一步发展贵我两国友好关系之坚固基础,藉谋两国人民利益与繁荣及远东与全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巩固.”⑦8月27日,贝尔纳斯对新闻界高度评价了中苏条约,称“这是联合国成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继续联合和互相帮助的实例”⑧.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斯大林在同国民政府谈判期间并未考虑的利益,甚至未将出兵中国东北的情报提前通告,仍高度评价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之誉为“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①.

斯大林确立对华政策的方式,为这一政策在随后数年即发生根本变化埋下了伏笔:第一,美苏都不是东亚国家,在远东地区都没有重大利益,却一同主导了这一地区国际秩序的创建,但在二战后的远东,外部大国所能发挥的影响已大大降低,当地各国各民族的解放力量已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决定性因素;第二,斯大林在处理对华事务时,深受沙俄外交传统的影响,他既不重视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中国形势的复杂性,甚至没有对中苏谈判做过充分准备,在许多具体安排上直接沿袭了沙俄的传统诉求,例如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中所提出、并在中苏谈判中具体阐述的利益诉求,几乎是1898年《中俄会订条约》的翻版;第三,斯大林不仅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支持为首的国民政府对美国做出承诺,还选择与国民政府签订同盟条约的方式确保自身在华利益,即将苏联对华政策的法理基础维系于统治下的中国的和平与统一.这是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二战后远东许多安排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中国内部国共问题的解决方式”②.历史也证明,正是美苏关系恶化与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导致斯大林在1945年所确立的对华政策仅仅到1948年底就难以为继.

(责任编辑: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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