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与危害,本文是意识形态方面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和意识形态和刍和本质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意识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伍志燕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550001）
摘 要：“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蓄意设下的陷阱.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其“硬核”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统论”.这种思潮意在通过弱化或淡化意识形态,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解构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功能,最终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因此,我们必须坚守思想阵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旗帜鲜明地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6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1BKS058）和“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14BKS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伍志燕（1975-）,男,湖南东安人,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近些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泛起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这种思潮宣扬一切意识形态正在“终结”或者已经“终结”,刻意淡化或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质是要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及一体化.因此,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及危害,找出应对之策,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滥觞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及新趋势：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出现了一定的缓和,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数量逐渐增加,有的工人直接参与公司管理、有些还进入了决策层,大部分企业股份化,全球性的问题如核战争、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愈加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学者如雷蒙·阿隆、E·希尔斯、丹尼尔·贝尔和弗兰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等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社会各个阶级利益需求都得到了满足,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慢慢地在缓和,为某一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也趋于“衰落”乃至最后“终结”.阿隆是最早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他指出,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动员力慢慢减弱,其社会统摄功能也随之消失,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某种综合的信仰体系.E·希尔斯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其主要表现在那些“最成功地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国家”（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考虑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将意识形态的因素排除在外,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每种需要解决的事情的性质来处理它们.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衰落》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概念变得多余,由于在某些价值上出现的一致意见使得传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慢慢地消解,法西斯主义已经宣告“寿终止寝”了,正如其言,“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1]苏东剧变之后,福山将意识形态终结论发展到了顶峰,继其1989年《历史的终结？》文章后,福山在1992年又推出了其所谓的得力之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将“历史终结论”合盘推出,呈现给世人.在福山看来,以标榜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这种社会制度将成为全人类管理和规范社会的完美范式,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终极目标.历史的演进过程（或意识形态）将于资本主义社会终结,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相比,具有其不可匹敌的理念,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该杂志——引者注）自40年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3]三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可以说是对前文所阐述的问题的进一步回应.亨廷顿在其专门为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冷战时期,各国财团实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似乎慢慢淡化,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和对抗将以新的方式出现,为此,人们不能将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处理各国关系的标杆,应该用“文明的冲突”模式来作为衡量世界政治关系的状况.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世界各国文明的冲突和文化的分歧足以引起重视.世界“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3]而西方文化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化,而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需要依赖于西方文化来维护其利益,所以“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3]
针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相关观点,反对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拉普洛姆帕尔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错误在于把意识形态教条化,违背了现代科学的合理性,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倾向于寻求众多价值的一致性,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将不同的或未来的价值连接起来.我们通常说“意识形态终结及衰落”, 并不是指所有的意识形态,而是针对那些少数落后的、颓废的意识形态而已.美国学者丹尼尔·伯恩斯坦就认为,历史并不会“终结”,福山所主张的自由市场和价值值得质疑.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如北美、西欧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并没有完全一体化,一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反共战线的纽带松开,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精力就会转移到竞争上来.尽管西方国家可能会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并都想在这个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具有残酷性、暴力性和毁灭性.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也对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质问,他在《政治科学》一书中说道：“贝尔和福山的论断准确吗？疑点很多.首先,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是错误的,尽管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的人必须小心地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社会主义思想仍具有生命力,一些人仍在辩论‘仁慈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4]此外,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引起了普遍的怀疑.在部分学者看来,亨廷顿强调西方文明的冲突将替代意识形态的冲突,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因自身的缺陷而走向了衰落,但无奈之下又想维护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球化.法国学者阿塔利认为,西方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和的相结合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永动机,但这两种价值本身实际上亦不能持久地支撑文明.……除非西方国家,尤其是自封为领导者的美国,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和的缺点,否则西方文明将逐步解体,最终自我毁灭.”[5]从东西方从没间断过的“冷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著作大量出版来看,意识形态远远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相反,卡尔·马克思至今仍然有着巨大影响.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
在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蓄意设下的“陷阱”.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在宣扬一切意识形态都在“终结”,而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从来没有弱化,反而是愈加强化,意识形态终结论只能使国家解体和社会动荡,它所说的“终结”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并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终结.
首先,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就其方向性来说是反社会主义的,它的目的就是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虽然“意识形态终结论”说法不一、形式多样,但是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粉饰阶级利益的对立和追求,通过他们所谓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超越国家、阶级、民族、党派的界限,对本国人民和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民加上一副精神枷锁,其最终目的在于削弱中国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思想基础,最终消解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55年,阿隆在其《知识分子的》一书中就有严重的反共之嫌.他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味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对人们的影响力的终结.贝尔一直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理解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崩溃；并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正在消失、瓦解,将被统一的“社会知识” 取代.实际上,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国家软机器,根本就不会终结.因为人类行为不可能没有方向,人类不可能没有作为价值理想和定向框架的意识形态,从积极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信仰或者思想体系.在这种层面上,意识形态永远不会“终结”.所以,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定在,尽管人们有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但这种“超越”并不等于“终结”,所谓“意识形态终结”仅仅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超越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历史事实证明,将意识形态当作“幽灵”或“怪影”,通过虚假的观念论证来达到消融或消灭异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目的,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事实也证明,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愈发显示出它的旺盛生命力,“意识形态终结论”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政客或学者放出的一个烟雾弹而已,其虚幻和荒谬可想而知.
其次,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硬核”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统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以虚假地承认思想范围内的和平共处为幌子而暗中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话语权体系.它以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中心,鼓吹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并认为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这种思潮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四化”,即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在意识形态终结论看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是全球化的附属物,乃是大势所趋,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根本保障,是给人以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因素；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计划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和进行资源配置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密切相关,自由市场是至今为止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的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私有制、市场化、自由化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贯立场.事实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国际政治较量中讲究 “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更关键的在于“屈人之心”.总之,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国家借以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瓦解人民意志的重要手段.它最终想要“终结”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
再次,“意识形态终结论”旨在淡化意识形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终结论反映到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表现为淡化意识形态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些思潮的出现适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促使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破除传统意识形态,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人们从革命思维向发展思维转变,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许多人似乎对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已经不再敏感,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了.部分学者在哲学上诉求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并用学术性来谋杀其政治性和现实性.他们借助于“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名义,企图使马克思主义由一种纯的政治话语变换为一种纯学术话语.这种话语转换的背后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思潮鼓吹“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自由主义才是适应并能推进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文化专制主义’,不利于‘双百’和‘二为’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对立和斗争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形态已经被“淡化”成“虚无”.因此,对于这种淡化意识形态、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
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危害及影响
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常常通过说教、宣传的方式传授给广大人民群众,使之产生对该社会制度的认同.意识形态终结论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企图制造思想领域的“真空”,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其结果必然会引发政治性危机,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首先,“意识形态论终结论”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整合力下降.葛兰西说过,“统治阶级要维持敌对阶级的统治,就不仅依靠暴力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行使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6]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不但要依靠政治社会和相关的附属机构对公民进行统治,而且还要依赖于通过对意识形态控制和管理,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灌输给广大民众,使他们认知、接受和认同.可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和自己所在利益集团以及控制他人和他人所在利益集团的工具,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统治是一种隐性的霸权.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提出,目的在于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和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进一步消解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把人类历史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
其次,“意识形态终结论”解构和消解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功能.马克斯·韦伯说过：“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7]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社会有机体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使其权力合法化,必须要找到一套被广大群众所认可和接受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其劳动人民接受和认可,以便进一步地稳定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危害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消解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使人们丧失理想、信念和信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相“脱节”,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失去说服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人心涣散、秩序混乱.不言而喻,“意识形态终结论”终结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其矛头直接指向的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它的目的就是要颠覆整个社会主义政权,用西方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事实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和政治合法性功能并没有削弱,他们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打着“意识形态淡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旗号,不断地强化意识形态的攻势.
四、应对“意识形态终结论”之策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西方社会肆意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这种错误论调所要的“终结”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遏制“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一错误思潮,应努力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思想阵地.思想阵地是各种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和推广的重要载体.“任何一个思想阵地,都是各种意识形态抢占的地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积极健康的社会思潮不去占领,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消极的社会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8]遏制“意识形态终结论”,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住思想阵地,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把握住思想阵地,要求我们在社会思想领域分辨是非,扬清激浊、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反对各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弘扬和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牢把握住思想阵地,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在“双百”和“二为”的基础上形成共识；牢牢把握思想阵地,还需要树立“保”“争”“扩”意识.所谓“保”,就是做到固守原有的舆论阵地,使之不丢失；所谓“争”,就是树立危机意识,主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主动去占领思想高地；所谓“扩”,就是在原有舆论阵地的基础上,扩大、拓展我们的思想舆论阵地.
其次,不断增强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打铁还需自身硬”.目前,“意识形态终结论”凭借国际大环境下共产主义国际运动处于低潮、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之际,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所以,驳倒“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最有力依据就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实践.列宁指出：“马克思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9]列宁的话告诉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化、本本化的态度,而应该从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出发,将开放性和创新性相结合.所谓开放性和创新性结合,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要善于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错误思潮作出批判,在批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最后,健全监管和预测机制.“意识形态终结论”之所以在全球扩散蔓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和预测机制.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交织、错综复杂,加之,我们认识上的偏差和敌对势力的蓄意渗透,各种错误思潮就更加容易趁虚而入、争夺地盘.具体来说,加强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监管和预测,一是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于多种社会思潮,要分清层次、区别对待,自觉划清界限,对于那些意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攻击中国领导的反动思潮要坚决取缔和制裁；对于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的社会思潮要有理有节地进行批判和控制；对于那些中性的、无害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社会思潮,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影响,正确地处理这些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预测思潮发展的趋势.科学地预测、准确地评介各种社会思潮,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和发展趋势.一般来说,某一种思想引起社会多数人关注并形成认同的倾向时,往往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这种主流思想又是一定社会思潮形成的前奏,所以必须及时建构社会流行思想的动向机制,密切关注和反馈其萌芽和发展,并给以正确引导和干预,避免造成失控和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要提高对各种社会思潮的预测能力,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坐标,科学地把握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运动进程和规律,区分不同社会思潮的性质、源头、产生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科学地认识和预见各种社会思潮的演变条件、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势,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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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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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国明,朱敏彦.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8[C]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52.
[6][意]葛兰西.狱中书简[M].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译序6.
[7][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8]黄爱斌,彭向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途径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
[9]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1.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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