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迷雾锁南洋猪仔贸易里的华人出海史,本文是贸易方面有关本科论文范文与猪仔和迷雾和华人出海史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诸多展品中,有一件看上去有些“另类”的物件.实际上,这是一张电视剧的海报,而电视剧的名字叫做《雾锁南洋》.它之所以赢得了进入国家博物馆的待遇,自然是因其在新加坡电视剧发展上的里程碑式的地位,而《雾锁南洋》的故事,正是讲述了占据新加坡人口3/4的华人先辈从广东、福建“下南洋”的那段艰辛历史……
峇峇与娘惹
说起来,华人先民很早就来到人称“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了.明代前期,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 28 年间,太监郑和奉明廷之命率领船队7次出使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7次航海过程中,郑和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的海岸南下再西行,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所写的那样,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
在大约30年时间里,郑和庞大的船队曾5次来到马六甲驻节.中国商船也云集港内,每年初春顺西北季候风南来,夏季则顺东南季候风而返.其中有一些人留了下来,并在南洋一带定居.在马六甲著名的华人墓场三宝山发现有数座可追溯到16世纪的古墓,另有年代稍近的两座墓碑,上面清晰地刻有“皇明”二字,这毫无疑问只能是明代中国人对本国的特有称呼.
不过,不论是马来半岛还是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移民都是男性占绝对多数.这并不难理解,海上波涛难测,每次远航几乎都是以性命相搏.因此,即使是与大陆只隔一条海峡的台湾岛上,早期的汉人移民,按照施琅的说法,也是“无家眷者十有五六”,遑论千里之外的南洋.
早期南洋华人社会既然男多女少,华人若要成家,势必要与当地土著通婚.由于马来妻子不通汉语,于是华人丈夫与当地妻子在家里只能用马来语沟通.他们的子女最先学会的便是母亲的马来语,然而丈夫的母语毕竟是汉语（主要是闽、粤方言）,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夹杂一些汉语词汇,久而久之,一个说着特点鲜明的“华人”马来语的华人族群便在南洋出现了,其中的男性称为“峇峇”（Baba）,女性称为“娘惹”（Nyonya,或Nonya）.
日后,这个“峇峇”干脆成了土生华人的代名词.中国移民与马来女通婚所生的子女,一般在三代后就本地化为“峇峇”,即所谓“三代成峇”.“峇”字似乎就是为“南洋土生华人”而造的：“峇”字拆开来看很有意思,是“山”与“合”的结合.“山”指的是当地原住民族（“山地人”）,而那些与山地女子通婚或结合的华人,所传下的混血后代自然就是“峇峇”了.这些后代中的男性一般娶娘惹为妻,而“娘惹”大多嫁给“峇峇”或后来的新移民,他们的后代自动成为“峇峇”,华族女子不嫁给土著成了“峇峇”这个族群在海洋中维系数百年而不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峇峇”在语言上可以说是完全马来化了（“华人马来语”对现代马来语及印度尼西亚语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但在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方面却仍是非常“华人”的.大多数“峇峇”仍信仰华人的传统信仰（尤其是祖先崇拜）,而不是马来人的伊斯兰教.“华人对祖先的习俗是那么执着,尽管他们跟海峡所有地区的土著经过许多世代的交往,他们还是谨慎地遵循华人古老的举止和习俗.”这样一来,语言把“峇峇”与其他华人分开,而共同的宗教信仰又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下南洋的缘起
事实上,南洋的华人社会始终存在着土生华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又称“海峡华人”）与“新客”华人两个集团.所谓“新客”指的是19世纪后大批南迁至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是他们而不是“峇峇”构成了南洋华人的主体.譬如根据1881年的统计,新加坡的海峡华人不足1万人,仅占当时华人移民总数11%.而在1921年,马来亚的土生华人有25.8万人,在当地华人总数中也只占区区22%,其余之人皆为相当完整地保持了故乡语言和文化的“新客”.
“新客”华人“下南洋”,是19世纪直到20世纪前半叶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移民现象.究其最初原因,与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的政策不无关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锐意开拓,决心将其发展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商港.不可否认,在拓殖新加坡这点上,莱佛士极具商业眼光和谋略.以莱佛士为首的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大力提倡移民进入,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自由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财致富的良机,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移民前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这个新殖民地在商业上日见兴盛和普遍繁荣相比拟的了.真的,现在只要放眼望望我们这个海港,上游就有20只大帆船……”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大概是从马六甲和新加坡附近的廖内岛来的,据莱佛士所言,至1819年6月,新加坡人口已增至5000多人,主要是华人——从此奠定了华人作为新加坡主要族群的基础. 到了1821年2月,来自中国厦门的第一艘帆船也抵达了新加坡,揭开了“下南洋”的帷幕.
早期的“下南洋”是一种纯粹的自发经济行为.中国人口在公元1700年到1850年间急剧增长,即从大约1亿5千万增长到4亿3千万,在一个半世纪中,人口增长几近3倍.人口过剩导致可耕地不足,许多人沦为佃农或农村失业者.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当时包括海南）两省,囿于“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往往“望海谋生”,下南洋谋生不失为一条出路.例如,1828年,一位欧洲观察家写道,由于中国发生饥荒,是年有4000多名生活贫苦无着的华人男子抵达新加坡.
此类“新客”移民来到新加坡,初期大多从事小本生意,具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他们有头脑、有胆识,经过多年辛苦打拼,累积了一定的资本.这时他们往往打算返回家乡,从亲戚或亲属中招募帮手.返乡以及在海外经济事业成功的消息很快便传开来,吸引了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前辈先为后辈垫付船资,把他们带到南洋,安排在自己的店铺中打工.亲戚或亲属作为伙计或学徒协助工作,经过若干年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学到了必要的手艺并攒下了一笔钱,便也开始做起自己的小买卖来.这些成功的小商人如果需要劳动力的话,一些人便再次返回中国,招募亲戚或亲属,于是便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而南洋的华人社会也随之滚雪球般扩大.
这样相对和谐的局面在19世纪中期发生了急剧转变,起因也是经济上的.英国殖民者在完成了对整个马来半岛及婆罗洲北部的侵略之后,在两地大规模种植橡胶,发展锡矿生产.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时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用英国殖民官员的话来说就是：“除各条河的河口和沿海岸一带有少数的居民外,依然是一片充满了原始丛林的地带”,在1830年,马来亚各个土邦的马来人只有约20万左右.今天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在1870年以前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山村.而沙捞越直至1871年还只有12万多人,沙巴至1901年只有10万人.更不要说当地的马来土著是“宁愿过农夫与猎人的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不愿接受在欧洲人矿山和种植园中劳动的奴役条件的”.对于英国人而言,1814年签订《根特条约》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残酷的非洲黑奴贸易,于是南洋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便突然成了问题.
最终,殖民者将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以往的经历里,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人）是东方的民族中,唯一使政府不用开支和特别的费用就能增加收入的民族.获得他们是非常有用的”.“关于中国苦力的劳动效率是无须多说的.那已经为一切有过使用他们经验的人们所公认”,因此,必须大力“推动中国移民出洋”,以满足“从中国获得”“劳动力的需求”.
“浮动地狱”
这就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继奴隶贸易后又一场“猪仔贸易”的序幕.
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女子则叫“猪花”）,仅从这个名词也可以看得出,华工被当作猪豚一样买卖,作为图利的活商品.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881年至1930年,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人（闽南人约占一半,其余主要是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海南人）共约830万人（次）,其中竟有高达70%属于“猪仔”.1871 年,一个身在潮州的英国人断定,从潮州前往新加坡的“新客”,大部分是流浪者、无业者和贫困者.
更有甚者,与其说这是“贸易”,不如说是“掠拐”更确切.早期洋务派官员郭嵩焘就在奏折里说,这是“奸滑之民,因而略卖人口渔利”.就具体手段而言,甘言诱骗已经算是好的（虽然结果也是“自以为受雇佣工,一经出洋,永无下落”）,更多的是直接绑架.拐子往往几人伏于偏僻处,待猎取对象通过,则突然上前将其击倒,装入布袋,运至“猪仔馆”,从此,家人便再不知其死活下落.有一段时间,这样的绑架猖獗到了“现在在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离开自己家门之后不冒被拐的危险.甚至在大白天,通衢广众之间,也有人被拐匪捏造诓言,或借端索债绑架而去”的地步,今日读之,仍令人触目惊心.连当时的英国人都承认,“苦力贸易中所有强掳及欺骗行为,其残忍已达极点”.
拐掠到手后,“猪仔”先被集中于各口岸的“猪仔馆”,“整个建筑物只有两个能容苦力出入的门户”,“只消用两个人把门便可不让苦力出来了”.第二步便是把“猪仔”装载上船运送出洋了.这是一桩有巨利可图的买卖,是装载其它任何货物所无法比拟的.当时有人就公开计算过,一个将要贩往南洋的“猪仔”,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需十元,介绍人的*费需要三四块,上船前的伙食费大概七八块,轮船运费十块,到新加坡（当时南洋“猪仔贸易”的中转地）后“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也就是说,贩卖一个“猪仔”的成本不过四十余元.但卖给雇主的价钱“则恒在百元左右”,即利润率超过200%.
当时运载“猪仔”的船只,绝大部分还是木制的三桅帆船,从香港到新加坡的航程约需20天（10月至3月）和45天（3月至9月）.这些“猪仔”运输船被称为“浮动地狱”.虽然英国议会于185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自香港装运亚洲乘客出口的船只必须保证每名乘客12平方英尺（1平方米）的船位,但利欲熏心的船主为了多赚钱,从来不把法律当回事——常常是只准容纳300人的船里塞进了600人,“人口数十,关闭仓底”以致“一入番舶,如载豚豕”,“食无箸而卧无床,直等同槽之牛马；身以羁而足以锁,真如入笠之豭豚”,这也成了“猪仔”二字的原始含义.
为了防止苦力们反抗,船上形同监狱,戒备森严,舱门多被加上铁栅栏,警卫人员荷实弹,如临大敌.有的船上装有数尊大炮,主甲板上特别装置排炮、旋转炮,船方对苦力每人都编了号,每天都要进行严格点查.结果,“时常有数以百计的苦力在航程中死了,或是因为船只沉没,无法可逃,像耗子一样淹死了”.
即使渡过风涛莫测的南海来到南洋,幸存的“猪仔”仍难脱魔掌.他们被运抵目的港埠后,仍像猪豚一样被关在“猪仔馆”的围栅里等待买主选购.这些“猪仔馆”同样设有铁扉,门禁森严,备有各种刑具,并雇有武装打手多人,对被锁禁的“猪仔”经常“横加鞭挞,声达户外”,实与囚犯无异.经过囚禁刑逼,直至“猪仔”承认“自愿”卖身偿债为止.
如此对待“猪仔”的暴行,几乎是公开进行的.殖民地政府的文献也屡次提到他们压迫的事实,“但亦不加干涉,有意纵容”.在槟榔屿的一个甘庶园中,唯一的医院是雇主私人住宅的马厩院中一个小棚屋,据说“猪仔”常在那里被饿死.“可是那地方离署还不到五十码”！实际上,“猪仔在客馆死毙,不论善终、屈死,切毋庸洋医相验,便可葬埋”.晚至1916年,英国殖民部部长发出废除契约华工制之后5年,英属马来亚的“猪仔贸易”才宣告结束.
“祖先的流离使我生命更坚强”
对于“猪仔”而言,被“猪仔馆”卖予雇主是另一段苦难岁月的开始.根据契约合同,假使每月工资5元,期限3年,工资共180元,但经层层抽剥,“猪仔”本人所得不过几十元而已.如果无其它嗜好,三年约满,可以恢复自由.但在种植园内,往往有烟、酒、引诱,稍有沾染,就需欠债,到时只能继续当“猪仔”抵债.在服役期间,“猪仔”是任从雇主支配使用的,随时可以转卖.
进入马来半岛的契约华工,主要从事热带种植园的工作和锡矿的开采.由于新加坡、马来亚一带“开发之初,荒山密林……皆猛虎毒蛇栖身之处”,所以开荒辟林的华人苦力“不死于残酷刑罚者,或多为猛兽裹腹之物”.即使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中心城市新加坡,开埠30多年后的19世纪50年代,岛上仍是“虎、象、毒蛇的乐园”,经常有老虎出没,竟至“平均每天要噬杀一位华人,主要的是那些位于莽林新开辟地甘蜜园作工的华工”.
早期矿山的开发也异常艰苦.最初多是露天采掘,全靠苦力艰巨繁重的劳动,工具是锄头、铁锹、粪箕.在有锡矿的地方,用锄头一块块地往下挖,挖掉地皮,直到有锡岩层为止,锡深三四英尺至一二十英尺不等,挖出泥土和锡沙要一担担地挑到地面来.挖出锡沙放入特制的长长水槽中进行冲洗,泥土杂物被水冲走,锡沙才会沉淀而出.1873年,马来亚霹雳州的一个矿主承认,每年从中国来此的苦力有二三千人,“在开拓新森林时,约有百分之十至三十的苦力死于热病；当矿山开始开采,已有百分之五十死去了”.
为此,1885年英国当局公布劳工契约,其要点为：每年工作360日（一天工作10小时）,年工资42元.预支银按月扣还.雇主供给吃、住,每日食料包含米、咸鱼、蔬菜及调料.供给每人内衣一件、短裤两条、蚊帐一个、冲凉巾两条、遮日帽一件、靴一对.
按说,这个契约已经算不上对劳工权益有什么维护了.问题是,即便如此,雇主也不打算执行.著名的华侨大富商陆佑（广东江门人）年轻时被“卖猪仔”当采锡矿工的亲身经历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在发迹后回忆,当时“规定各人清晨五时起床……集体洗澡,才可吃些糙米早饭.只有少许小咸鱼、萝白干、咸菜佐膳.草草吃完便由包工头带到矿区开工.工作时,不许歇息.根据各人体力和特长,指定锄山、铲土或肩挑.包工头多是狰狞凶恶,对苦工们督责苛酷,如果工作稍慢或跟他顶撞,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殴到伤重死亡,也无人过问.中午暂停工作,又在工地吃一顿粗饭.不一会便继续开工,直至日落为止……除了新年有一两天休息外,终岁不停,无论刮风、日晒、雨淋,一律开工”.
正是在华工胼手胝足开创的采矿业和种植业的基础上,造就了南洋的兴旺景象.法国的一个代表团在1900年9月间总结,“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和兴盛,马来联邦、苏门答腊、北婆罗洲等地那些赚钱的种植园,全靠华工的劳动”.“华工不仅建筑铁路,而且开辟稻田,种植蔬菜,合理而巧妙地开发矿藏……并不断地想方设法,使各种生产领域产量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即使担任过“海峡殖民地”总督的瑞天咸（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也承认,“当劳动力极感缺乏时,他们（华人）把数以万计的国人介绍到当地来开发穷荒僻壤和丛林掩盖区域的地下潜藏富源.政府收入中差不多十分之九是由他们的劳作、他们的消费、他们的娱乐中用捐税形式征取来的……所以读者就立刻能了解中国劳工及其事业在马来联邦的进化中,发生了何等的作用”.
正如电视剧《雾锁南洋》插曲所唱的那样,“过去的记忆世代不可遗忘,祖先的流离使我生命更坚强”.这是对流尽血泪“下南洋”成果的最好总结,也是这部电视剧大获成功进而进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上文结论,本文是关于经典贸易专业范文可作为猪仔和迷雾和华人出海史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贸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旧时光里的南洋，很高兴遇见你
误打误撞地来到马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颗想要自由飞翔的内心,是我们青春纪念册里不变的主题曲 品尝了夜的槟城,越过了迷人的兰卡威,慢慢走近你 .
八千里路云和月冀鲁豫区干部南下西进贵州（上）
这是一个红色团队伟大奉献精神的一个缩影 69年前,1 5万名菏泽干部胸怀一腔热血,毅然放弃业已到来的和平生活,义无反顾地奔向百废待兴的异域他乡,完成挺进贵州、建设贵州的历史使命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菏泽.
童年记忆里的国庆
成长在那个年代的人,人人对破旧都不在意,衣服裤子上打个补丁是常事 大家都不在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崇尚的是精神的力量和精神的美 一年一度的国庆纪念日又到了 这些年由于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曾非常荣幸地登上了.
李咏：我的生命里只有感谢
“犀利”能说会道进央视李咏原名李勇,高中就读于乌鲁木齐铁三中（现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 从小他的梦想是考上音乐学院,但因为变声期用嗓过度,他有一段时间一直不能说话,也正是这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