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多诺的音乐批判理论看中国当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该文是真人秀节目论文写作参考范文和阿多诺和批判理论和真人秀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真人秀节目论文参考文献：
邓新华1,彭庆禹2[作者介绍：邓新华（1952-）,男,湖北远安人,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判；彭庆禹（1994-）,女,湖北宜昌人,上海大学文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判.]
（1．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443000；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宝山 20044）
摘 要：阿多诺从音乐的基本特征、艺术效果和社会功能等三个方面对西方当代流行音乐作了深刻且具有批判意味的分析和评判,借助阿多诺的音乐批判理论来分析中国当前的流行音乐,尤其是从最近几年持续大热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中可以发现,音乐本身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给听众带来的心神涣散和听觉退化及其弥合现实社会矛盾的黏合剂功能,正是中国当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本质和特征.
关键词：阿多诺；流行音乐；音乐真人秀节目；批判
中图分类号：I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2-0082-05
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作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符号,通过与流行音乐的会合,衍化出一种新兴的电视节目形态——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从最早1984年电视台所举办的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到湖南卫视（2004）、浙江卫视（2012）为代表的音乐真人秀栏目的强势回归,再到而今无人问津的局面,从三十年来国内音乐真人秀节目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既可以看到新兴电视形态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的繁荣景观,同时也可以发现音乐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模式长久以来伴随着的深刻矛盾.
德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批评家阿多诺的论著《论流行音乐》,从其社会批判理论出发对西方当代流行音乐作出三个著名的判断：流行音乐具有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倾向,流行音乐使得听众心神涣散和听觉退化,流行音乐还是弥合现实社会矛盾的一种黏合剂.面对我国新的大众文化语境,和我国令人眼花缭乱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我们认为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评和音乐批判理论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展开分析和研究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当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
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同严肃音乐高度崇尚个性化不同,流行音乐的根本特征就是标准化,包括从整体结构到具体细节的标准化.就显性的整体结构而言,流行音乐一般都“包括三十二个小节,音域为一个八度和音和一个音符……热门歌曲的总体类型也标准化了……”[1]；在细节上,甚至专门设计出如蓝调和弦、音高突变这样一系列的音乐技巧.由于整体作为一种外部结构先入为主地占据了头脑,所以听众对音乐的接受实质上就变成了对于细节的接受,这就使得整体和细节的主次地位发生了颠倒.而在整体标准模式得到确定的前提下,不同细节又可以在整体中相互置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欣赏不同流行音乐作品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时候,阿多诺对流行音乐标准化特征的认识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例如在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2012年8月3号播出的导师分班赛第四场中,参赛选手共演唱包括一首番外歌在内的十五首歌曲,其中以爱情为主要题材的歌曲多达十三首,如《如果没有你》、《为爱痴狂》和《爱什么稀罕》等；8月31号播出的导师考核赛第二场中,参赛选手共演唱十三首歌曲,其中八首有着显而易见的爱情主题的倾向,如《对你爱不完》、《不了情》等等.似乎是事先预测到了观众的兴趣所在,同质化的爱情类歌曲才得以被反复演唱以投其所好,而这正是中国当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标准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阿多诺看来,造成流行音乐标准化的根源首先在于经济.流行音乐中的某些音乐技巧由于受到大众欢迎而在市场运作中达到了良好效果,于是这些脱颖而出的技巧不断地被排列组合,也就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模式.但是,这些技巧本身又是不自由的,因为它们必然会受到商业的润色,在资本框架成了一种可供投资的商品.其次,阿多诺认为导致标准化的艺术上的原因则在于模仿：“流行音乐的音乐标准原本是由一个竞争性的过程发展出来的”[1],当某种歌曲在市场上获得良好反响之后,其他类型的歌曲便会争相效仿.在当代社会,当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了个人化的精神生活.尤其在爱情题材的流行音乐中,观众感同身受着悲伤、喜悦的恋爱心情,由此产生了极大的情感共鸣.为迎合广大受众,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有意安排选手们在节目中批量式地演唱爱情歌曲,从而形成一种阿多诺所说的标准化倾向.
与《中国好声音》中大量草根选手利用生活经历渲染节目气氛相比,湖南卫视2013年打造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中的参赛选手则都是已经出道的专业歌手,以改编翻唱他人音乐作品为主要节目形式.然而,正是在节目专业制作人员对歌手演唱歌曲看似充满创意的改造过程中,阿多诺所谓的流行音乐标准化特征再一次得到了印证.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九期中,一直以温柔儒雅著称的补位歌手张信哲通过加入风笛、大鼓和伴唱团,在中国歌手朴树城市民谣《平凡之路》的歌词“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之后,以一句“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实现了与《速度与7》Hip-hop主题曲《See you again》的成功对接,给整首歌的曲风增添了一种看似具有突破性的摇滚意味,并凭借此次出彩的演唱获得了他在《我是歌手》中的首个单场冠军.而实际上,歌曲类型与主题的雷同或标准化,才是张信哲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张信哲所糅合的这两首歌曲,除了类型与主题上的相似性,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从和弦走向的角度,如果统一到G调,则《平凡之路》副歌的四个和弦Em-C/G-G-D/#F和《See you again》的Em-G-C-G/D完全是可以相合的……两个旋律可以完全重叠…….这也保证了在同一个调性里,两个旋律可以自由拼接、反复进行切换”[2].正如前文阿多诺所言,流行音乐中整体和细节间的随意关系以及细节在整体中的可置换性,导致《平凡之路》和《See you again》这两首歌曲的成分可以彼此替换而不影响整体,从而达到听众心中“实现无缝对接、甚至毫无违和”的满意效果.这也正是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标准化”特征的突出表现.
流行音乐具有的标准化特征意味着听众仅仅接受一小部分就完全可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可是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痴迷其中呢？阿多诺认为,这是流行音乐的第二个特征——伪个性化在作祟.“与音乐标准化有必然联系的是伪个性化.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1].也就是说,为了掩饰流行音乐作品中过于浓厚的标准化色彩而让听众感受到焕然一新,就需要添加一些个性化的元素,来让观众产生一种从来没有听过此类新音乐的假象.这里的个性化作为标准化的必然产物,将始终受制于标准化之下.因此从本质上看,流行音乐的个性化只是一种伪个性化.
关于流行音乐的伪个性化特征,阿多诺提出了两种情况.第一,“个性化的选择是如此之小,以至于相同变奏的重复再现是他们背后相同点的可靠的标识柱”[1].第二,阿多诺专门指出了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他认为即兴演奏不可能作为音乐元素,而只能起到一种装饰的作用.也就是说,熟悉流行音乐的听众都清楚在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中将会偶尔出现模式化般即兴演唱的环节,而这种即兴演唱将不会被包含在歌曲的整体结构之中.但是,这样的细节恰恰作为一种刺激物,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在浙江卫视2015年7月31日播出的《中国好声音》中,号称“疯狂外语帝”的美籍华人柳畅源融入中英俄德韩西班牙六国语言,带来了《中国好声音》四季以来的第一首纯饶舌改编歌曲《双截棍》.而2015年8月3日,在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每日更新的独家爆料节目《有料好声音》中,当被要求进行一段即兴演唱时,柳畅源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与参赛曲目风格相似的饶舌天王Eminem的《Rap God》.尽管不能否认柳畅源的唱功以及饶舌歌曲的内在相似性,但是相同的迅捷语速以及固定节奏的一再重复,这正是阿多诺所指出的第一种情况：以相同变奏的重复再现为标志的伪个性化倾向.
阿多诺所指出的流行音乐伪个性化的第二种情况,我们以央视推出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为例.该节目的第二季中,节目制作方为检验参赛选手的创作功底,要求选手必须在一天之内即兴创作出一首新歌.毋庸置疑,现场创作的确可以缓解观众长久以来产生的审美疲劳,以一种颠覆性效果带来无法言喻的刺激和期待.但是从本质上说,节目中所谓的“即兴创作”是一种在特定商业消费模式下创新和速朽相结合的畸形产物,远远偏离了艺术上自我和真我的真实表达和创新.因此,这些看似令人耳目一新的即兴创作,实际上仍然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层“伪个性化”的面纱.也就是在这种“常新又要常常相同”的悖论中,中国当代音乐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正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二、中国当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给受众带来的心神涣散和听觉退化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的第二个特征是使人心神涣散.他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特征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听众在接受过程中无需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全神贯注的聆听.其二,唱片、音响、音乐类App等各类电子媒介的出现,在为流行音乐提供多种便捷的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弱化了流行音乐自身的艺术特色和审美功能,使其在多数时候沦为一种背景音乐而存在.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阿多诺还将他的研究视野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刻指出广大受众由于受战争、失业、丧失财富等问题的碾压而产生种种心理焦虑,而这种以标准化为特征的流行音乐恰好为广大受众疏导这种被压抑的心理焦虑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与娱乐构成了一种非生产性的联系,“即所谓的无需费神的消遣.人们需要娱乐”[3].这也就是说,只有这种无需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和困惑进行严肃认真思考的消遣性的流行音乐,才有可能帮助广大受众从无聊和厌烦的心理焦虑中解脱出来.
通过对国内当下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播出时间的分析,我们可以印证阿多诺上述关于流行音乐造成听众心神涣散的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电视台第三套综艺频道出品的《中国好歌曲》2016年播放时间为1月29日19点30分,即星期五黄金档时间段；湖南卫视制作的《我是歌手》播出时间仍然沿袭旧制,2016年首次开播时间为1月15日22点整,同样也是将目标瞄准在了星期五；浙江卫视打造的《中国好声音》2016年播放时间则依旧是每周五晚21点40分.当荧屏音乐真人秀节目在星期五晚间档的竞争到了如此白热化程度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还有更多的电视台趋之若鹜呢？
因为对于电视节目生产者而言,每周拥有一到两天休息日的学生和上班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潜在收视群.但是,由于周六晚上长期盘踞着占据收视率前列的王牌节目如《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等,介于其长久以来的影响力和固定观众群,一般节目只好选择星期五扎堆播放.而面对生存社会中巨大的经济压力,消费者在经历了工作日的奔波劳碌和紧张情绪之后,最希望的事情可能无非只是暂时卸下重担,让身心能够得到一定的放松.正如阿多诺所言,无需耗费太多精力,甚至不在乎艺术的意义,观众需要的只是漫不经心时的逗乐、消遣而已.
近些年来,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以及微信等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将过去把电视作为单一媒介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变革为一种双向互动形式.数据显示,在2013年7月12日晚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首播的三小时内,“吸引了超过550万名新浪微博网友参加讨论,话题总提及量达到708万,节目播出期间,《中国好声音》在热门话题榜上一直排名第一”[4].当每周五晚的音乐混战准时打响时,亿万观众一边手拿遥控器,一边用手机在微博、微信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些诙谐、幽默的评论涵盖面如此之广,包括对歌手妆容、服饰、花边新闻以及观众不同反应的分析和评判,却往往忽略了对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流行音乐本身的分析和评价.人们浸淫在交互式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快感之中而暂时忘却了音乐本身,节目中的流行音乐正在这样潜移默化地将其主体地位让步于其他方面.最终,一旦音乐真人秀节目中的某首歌曲受到观众好评,商品生产者便会因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制作大量的音乐唱片进行出售.但这类音乐CD通常只是作为一种活跃气氛的背景音乐,大多播放在汽车行驶途中或者商场售卖会中.至于为什么会播放这些歌曲或者另外一些歌曲,人们却“并没有真正的建立在研究上,这种喜欢只是一种非常感性和直观的喜欢,根本还没有到追问喜欢的理由的程度”[5],很少再有人纯粹地为了音乐而欣赏音乐,这些情况也造就了听众接受音乐过程中漫不经心的心理状态.
听众一方面接受着流行音乐,另一方面又因为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特征而处于漫不经心的欣赏状态下,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对于音乐美的感知能力下降.这也就是阿多诺所谓的听觉退化.但是,听觉退化的观众却又不断的对流行音乐的创作和表演提出新的需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流行音乐蜕化受众听觉、涣散听众心神的功能.于是,二者的消极互动就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流行音乐消费与生产生态的一种奇特景观.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当前流行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时,就会发现,青少年正是流行音乐接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流行音乐专家弗列斯认为,“介入流行音乐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过程,通过音乐他们得以认识和进入社会,涉足文化,给自己在世界中定位,从而找到他们与主流媒体和教育话语的关系,发现他们自己的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6]1-21.由此可见,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引导.相对严肃音乐而言,流行音乐对听众专业素养的门槛设置并不十分严格,其口语化的歌词、易于哼唱的旋律和日常生活题材也使它对广大青少年更具有亲和力,尤其是流行音乐充满声光电色的画面和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更会让青少年手舞足蹈、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当行音乐的商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比如在当代批量生产的某些媚俗爱情歌曲中,歌词往往低俗直露,甚至单纯追求感官的刺激和原始情绪的宣泄.如2012年8月3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好声音》导师分班赛第四场中,谢丹演唱《贼拉拉的爱你》里“我贼拉拉的爱你,把你贴在我的心窝窝里”；有的歌词直白中还裹挟着绝望的伤感颓废,如2014年1月17日湖南卫视播出的《我是歌手》中,由歌手邓紫棋演绎《你把我灌醉》里的“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过分夸大了失恋带来的痛苦.在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流行音乐消费市场中,这种散发着靡靡之音的爱情歌曲不仅音乐价值不高,反而使得青少年的关注焦点逐步转移,并过早地卷入成年人的世界.长期接受此类流行音乐的影响,势必会对青少年传统音乐审美力造成冲击,严重者甚至还会造成其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三、中国当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是弥合社会矛盾的黏合剂
阿多诺还分析指出流行音乐的第三个特征：流行音乐是社会的黏合剂,这实际上是阿多诺从他的文化批判理论出发对流行音乐的某种负面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概括.
要探讨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就不得不回溯到阿多诺的问题源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上来.该理论的形成和完善的正面立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马克思曾将生产者与社会总劳动构成的社会关系,表述成由商品连接起来,并表现出是物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在阿多诺所处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所有的商品交换都是从谋取利润的角度出发时,人们理所当然会处于对物的崇拜之下,为物所役.整个社会则会充满物欲横流的腐烂气息,此时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就不可能是艺术品.第二,实用性的启蒙观念和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中延伸而来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人们利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便利工具,却大多只在乎眼前利益而不知满足地改造和索取自然.另一方面,启蒙思想下的工具理性化又反过来控制和操纵了人类自身,使人们逐步丧失了自我意识、思辨能力以及鲜明情感,沉浸在文化工业所带来的繁荣假象中,这就为上层阶级统治人民提供了便利.文化工业的欺骗性像一股强劲的水泥将大众凝聚在一起,通过层层涂抹,逐渐掩盖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矛盾,使得大众心甘情愿地沉溺于现实的精神危机而不自知.
基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阿多诺对西方流行音乐在掩盖和抹平社会矛盾方面所发挥的的社会黏合作用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他首先指出,流行音乐作为一系列不具有区分性的声响材料,得到的是接受者漫不经心的辨识,大部分的听众都没有将音乐作为一种语言本身来理解.“那么音乐对他们而言有何意义呢？答案是：构成音乐的语言被一些客观的过程转变成了他们认为的自己的语言,即一种可以承载他们惯例性希望的容器……听众认为这些材料所产生的意义首先就成了他们达到精神上适应当今社会机制的一种方式”[3].由此可见,正是广大受众与当今社会机制相适应的心理需要和精神需求取代了对于音乐折射的社会矛盾的辨识和反思,从而使流行音乐成为了一种抹平社会缝隙的黏合剂.
阿多诺还进一步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对广大听众受流行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服从心理”的内在构成作了富有深度的分析,他将人们的“服从心理”分成“节奏服从”型和“情感服从”型两大类型.“节奏服从”型也称为旋律服从型.这就是说,音乐中最稳固的时间单位——节拍,是一切音乐形式的基础.即便歌曲中出现了部分具有区别意义的伪个性化特征——“反节拍”,但一切流行音乐仍然可以不受其影响而有一个基本的节奏模式.这样一来,广大受众对流行音乐的接受就只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屈从的心理愿望.“情感服从”型则主要是指受众被作为电影的背景音乐而存在的流行音乐本身所蕴含的情感和情绪所打动和感染.例如,一部感伤电影配乐中所出现的感伤音乐,以其特有的煽情作用,使观众明明在意识到现实生活的种种烦恼和伴随而来的理想的破灭的同时,却意外地找到了某种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在同一情感的召唤下,思想的一致性导致了对于异化的社会现实的逃避,确保了人们甘心成为服从于社会秩序的附庸.这时,流行音乐就像其他具有欺骗性和商品性的文化工业产品一样,其实质只是一种旨在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已.
电视台综艺频道2015年播出的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和第一季相比曾一度受到观众诟病.有数据表明,“第二季盲选阶段的平均收视率为1.521,而第一季相应为2.344,第二季仅为首季的64.9%”[7].排除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第二季不如首季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参赛选手所选择的歌曲.客观地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在兼容着摇滚、布鲁斯、抒情等不同曲风的歌曲中,有的贴近生存现实,反应出普罗大众的相似际遇,如具有代表性的如王矜霖结合亲身经历写出的 《她妈妈不喜欢我》；谢帝四川方言版的《明天不上班》则唱出了生活压力下当代年轻人的窘迫而乐观的心态,被称为新一代白领减压神曲.正如阿多诺关于音乐所谈到的那样,不管是音乐材料、艺术创造,还是艺术接受,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应该包含和沉淀有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而第一季《中国好声音》中的优质流行歌曲形式中所表达的种种冲突,正折射出当下社会中隐藏着的种种矛盾（如现实生活中的官场腐败、生态危机、拜金主义盛行等等）,这种既扎根于现实又否定着现实的二重性使它们成为具有真正价值的流行音乐作品.
反观第二季,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却寥寥无几.以传唱度略有优势的苏运莹的《野子》为例,即使苏运莹将看似凌乱的唱腔与独具特色的和声组合出一种独属于她的旋律线条,但也由于“匮乏直指人心的力量和发人深省的深度,无法激起社会大众的文化与心理共鸣”[7].其实不仅是《中国好歌曲》,其他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倾向于选取一些既无伤大雅又无多少实质性社会影响力的歌曲,造成了当今流行音乐节目中普遍的文化失位.当听众浸淫在这类流行音乐当中并产生情绪共鸣时,便是以一种握手言和般的屈从取代了对于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的辨识、不满和批判.此时,流行音乐就像调和社会矛盾的水泥,增强了接受者对于某些不合理现状的积极认同,却弱化甚至消解了艺术直面现实直击人心的强大社会功能.当下的流行音乐有时也会出现某些具有精神内涵的歌曲,但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流行歌曲类型被翻唱,而它们特有的深刻的历史思想文化蕴含则消失殆尽.如湖南卫视第一季第七期的《我是歌手》中,羽泉组合将皇后乐队知名曲目《We will rock you》的部分旋律加入到高枫的《大中国》里,节目的前期宣传造势中更是堂而皇之的打出“红歌配摇滚”的招牌.这种对于歌曲的改编和融合,形式上的创造性遮蔽了原作内容和思想上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历史视野的缺失反而拉开了听众和时代的距离,这样的流行音乐作品很快被人们淡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 释：
[1] [德]阿多诺：《论流行音乐（上）》,李强译,《视听界》,2005年第3期.
[2] CrazyInDark：《怎样评价张信哲翻唱朴树的平凡之路》,http://www.zhihu.com/question/ 41314577/answer/90484502
[3] [德]阿多诺：《论流行音乐（下）》,李强译,《视听界》,2005年第4期.
[4] 东方网娱乐：《“好声音”首播收视创纪录为同时段节目全国第一》,http:// enjoy.eastday.com/e/20130716/u1a7525897.html
[5] 潮阳：《阿多诺<论流行音乐>的现代意义》,《音乐创作》,2015年第7期.
[6] 蒋君卉：《阿多诺<论流行音乐>与我国当代流行音乐现象笺探》,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 张陆民：《娱乐对艺术的蛀蚀——论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的文化失位》,《大舞台》,2015年第9期.
责任编辑：杨军会
文字校对：孙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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