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创作新趋向,本文是关于美术创作方面论文范文集跟中国工艺美术和新趋向和创作类论文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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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long history of thousands ofyears tells everyone that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arts and crafts created or made by the craften and thepure artworks created by cultural professionals may lie inthe harmonic coexistence between “artistry” and “lifesetting”.
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告诉我们,由手工艺人创造或制造的工艺美术品,和由文化人创造的纯艺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就在于：“艺术化”与“生活化”的和谐相处,“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平衡共进.然而,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一维持了数千年的和谐与平衡却在稍稍地发生变化,甚至快速产生倾斜.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连续举办的三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仔细而全面地分析这三届约两千件参展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双年展”在集中展示当代中国工艺美术最新创作成果的同时,也突显了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已经呈现的两大新趋向：“艺术化”排斥“生活化”、“贵族化”挤压“平民化”.显然,对中国工艺美术创作界和研究界而言,这两大新趋向是不应也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艺术化”排斥“生活化”
纵观中国工艺美术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追求意味,而且突显了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原则.综合而论,“艺术化”与“生活化”和谐统一、平衡共进,是中国数千年工艺美术发展史的主线.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为我们说明中国古代手工艺人和工艺美术品的“艺术化”追求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全集”是对数千年中国美术经典作品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学术地位最高的一套美术全集.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毋庸置疑.“全集”正文共59册,不仅包括21册“绘画编”、13册“雕塑编”、6册“建筑艺术编”、7册“书法篆刻编”等,而且包括12册“工艺美术编”.乍一看,“工艺美术编”只有12册,仅占“全集”总篇幅的1/5稍强.但仔细研读“全集”后便会发现,除“绘画编”和“书法篆刻编”以外,“全集”的其他内容,如“雕塑编”和“建筑艺术编”等,几乎都是古代手工艺人的创造物或制造物.显然,将它们纳入到“工艺美术”范畴是有充分根据的.不仅如此,“绘画编”和“书法篆刻编”等,虽然以集中展现古代文人艺术为主,表面看起来似乎与手工艺人无关,但实际上其作品的相当部分却是由古代手工艺人直接完成或参与完成的.如“绘画编”中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石刻线画等,几乎都是由古代手工艺人完成的；如果说“书法篆刻编”中的书法作品（帖）是由文人完成的话,那么由帖向碑的转换,则是由古代手工艺人完成的……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可谓是该现象的典型案例.固然,秦汉陶俑是我国古代最了不起的雕塑艺术作品,在世界雕塑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它们归入“雕塑编”本无可厚非.但是,值得提醒的是,无论是秦俑,还是汉俑,皆由“泥塑”与“火烧”而成,其天然具有的陶瓷特性是谁都不会也不能否定的.显然,秦汉陶俑,既是雕塑的,也是陶瓷的……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追求“艺术化”是中国古代手工艺人与传统工艺美术品的重要目标.令人遗憾的是,长期对手工艺人和工艺美术品的误读与贬低,导致人们严重忽视了工艺美术品的艺术性特征.这是工艺美术的悲哀,还是中国艺术的悲哀,乃至人类文明的悲哀？大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纯艺术性追求,并非文人艺术家的专利和独享,它同样是中国古代手工艺人的重要追求；纯艺术性创作,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没有艺术化的工艺美术品的强力支撑,别说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是中国美术史,必然是残缺不全和百孔千疮的.所有这些,或许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家们将“工艺美术”内容纳入到《中国美术全集》的重要根据与理由？当然,它也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艺术化”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历史依据.
当然,在艺术化追求之外,中国工艺美术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对此,我们不得不谈及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中“工”的追求与宿愿.显然,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所谓的“制造业”即“第二产业”,恰恰是由古代的“工”来承担和完成的.所谓“工”者,“手工艺人”是也.在古代文献中亦称为“百工”.在中国古代社会,正因为“百工”的功能得到发挥,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的“衣食住行”中的“衣”、“住”、“行”等才有了基本保障.历史已经证明,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已经成为古代工艺美术品的重要属性.当然,受与生俱来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驱使,古代手工艺人与工艺美术品对美的追求,无时无处都得到彰显.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追求日常生活用品的“艺术化”,至晚从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当时的人们不仅设计并制造了造型非常优美的陶器,而且在器皿上还进行了大量的精美彩绘.此即意味着,古代工艺美术品在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同时,从不曾轻视过或放弃过对艺术审美的追求.应该说,程度不同地追求着生活器物的材质美、技法美、造型美、意境美、思想美等等,一直伴随着中国数千年工艺美术史的发展进程.正因为此,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古代生活日用品的艺术价值,有时甚至要胜过一些纯艺术性创作.当然,无需置疑的是,工艺美术品的任何艺术追求,都是以不损害或改变产品的生活实用性为前提条件的.因而相对于实用性而言,其艺术性则处于附属的地位.从艺术创作角度讲,这无疑会对创作者形成相当大的局限性和阻碍力,没有超人的技艺和本领是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的.而这正是古代手工艺人与文人艺术家、工艺美术品与纯艺术创作一样,都值得今人十分珍视的重要原因.需要辨析的还有,工艺美术品这种注重“形而下”的实用性特征,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视为“下里巴人”之作,一直被贬、被斥.其实,这是历史的严重误读.事实上,工艺美术品这种将生活与艺术合一的追求,恰恰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里巴人”,从中得到“生活艺术化”的精神享受.它是典型的“艺术平民化”行为.相对于“高高在上”的文人艺术而言,这恰恰是工艺美术更加崇高和伟大之所在.尤其在传媒十分不发达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乡村社会,其意义与价值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综观三届“双年展”,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中,追求“艺术化”、轻视“生活化”之趋向,已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无需讳言,约二千件参展之玉石类、陶瓷类、刺绣类、漆艺类、金属类、竹木类、玻璃类等展品,要么“雕塑化”,要么“绘画化”,绝大多数都属于艺术创作范畴,适合生活实用的则屈指可数.即使偶尔有之,典型者莫如家具、紫砂等,也因为被极端艺术化而使其生活日用之属性大大降低.当然,想见到诸如江浙一带农村普遍使用的雕着精美图案的朱漆马桶之类的展品,更是不可能了.无疑,“双年展”已经被主办方和参展人共同烹制成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越来越以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为主的饕餮大餐.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工艺美术创作维持了数千年的,在美化生活和追求艺术中寻求平衡与和谐的历史已经被打破.在工艺美术创作中,“艺术化”排斥“生活化”已经成为不可逆之势.
“贵族化”挤压“平民化”
中国工艺美术史还告诉我们,在追求“艺术化”与“生活化”的和谐统一、平衡共进的同时,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在“贵族化”与“平民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上,同样十分成功而有趣.它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工艺美术史的另一不可忽视的主线.
说到“贵族化”追求,在中国工艺美术史里,“贡品”尤其是“官作”,恐怕是两个绕不开的概念和现象.因为它们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贵族化”现象的产生和持续.何谓“贡品”？就是指由下而上的无偿赠送之物,如古代臣民或藩属国无偿奉献给皇帝的物品等；而“官作”则是指由官府直接投资和经营,并专门为官府生产各类物品的机构.首先,无论是“贡品”,还是“官作”,都是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尤其是集权政治时代之后的产物；其次,中国的“贡品”史和“官作”史都十分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第三,“贡品”与“官作”的范围都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第四,或者少,或者精,或者少而精,是生产与制造“贡品”和“官作”的共同原则和相同特征……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陶瓷的“贵族化”历程与现象,可谓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陶瓷,本来是中国古代百姓须臾不可离的生活日用品,然而自从成为“贡品”,特别是“官作”（即“官窑”）之后,它的身份与地位便得到极大的改变和提升,进而形成“贵族化”倾向.具有633年官窑史的景德镇,即是中国陶瓷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官窑（“官作”）所在地.“不惜工本,集中人才,选料优质,工艺精湛,挑选极严,数量有限,产品精致,非商品性”等等,应该说是对古代陶瓷“贡品”尤其是“官作”的极佳诠释.当然,这种诠释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其他门类中的“贡品”和“官作”.毫无疑问,无论是“贡品”,还是“官作”,皆是千金难求的稀世珍宝.而“价值连城”甚至“无价之宝”之特性,体现的正是其“贵族化”之追求与特征.直至今天,景德镇“官窑”仍然是世人可遇不可求的“尤物”.显然,官窑的设置,不仅给历史上的景德镇带来了无限光环,而且使今天的景德镇仍然光芒四射.
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远离百姓日常生活、专供皇宫等社会上层享用的“贡品”或“官作”,毕竟只占手工艺人的创造物或制造物的少数,占绝对多数和处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百姓日常生活用品.正如前文所述,“衣食住行”是人类缺一不可的基本生活需求.近代“工业革命”之前,在人类的“衣食住行”之中,只有“食”有赖于“农”这个社会群体的劳作,而“衣”、“住”、“行”等则更多地仰仗着“百工”群体的奉献.不言而喻,工艺美术品与“百工”一样,在古代社会有着非同寻常的崇高社会地位.而人类古代之城乡结构与人口结构及其发展史告诉我们,“贵族”群体都像金字塔尖一样毕竟是少数,占据着金字塔中下层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平民”.此即意味着,在古代手工艺人的创造物和制造物的分配中,就人均数而言,“贵族”当然绝对高于“平民”；但就消费总量而论,则是“平民”要大大超过“贵族”.对此,应该说陶瓷与印染织绣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古代中国,陶瓷与印染织绣之产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然而真正专为官府生产的比例毕竟是相当低的,绝大多数产品仍然为百姓“自给自足”之用.此即说明,尽管“贵族化”在古代社会也是一种生活时尚,甚至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事实上,古代“百工”创造的工艺美术品,仍然以平民消费为主,贵族消费只占很小一部分.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中国古代,应该说“适当贵族化”是工艺美术品制造与分配的基本特征,“贵族化”与“平民化”之间一直保持有一个相对的平衡点,并无“贵族化”挤压“平民化”之现象.
值得思考的是,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工艺美术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态势与平衡正在悄然发生巨变.与古代相比,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的“贵族化”现象,几乎可以说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综合研究与分析这三届“双年展”约二千件作品,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三届展览的展品,在品种上并不齐全,在地域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叶落而知秋”,“一斑窥全豹”.几乎可以说,在材料、工艺等方面越来越追求极致,在造型、意境、思想等方面越来越追求高品格,是所有参展作品共同的特征.尤其是有一批创作难度极高的巨型创作等,丝毫不逊色于古代任何“官作”,给人以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之感.可以说,“或者少,或者精,或者少而精”,业已成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中广被遵循的“共同原则和相同特征”……无疑,“双年展”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已经驶上了日益远离“平民化”而迫近“贵族化”的单向快车道.与前述“艺术化”排斥“生活化”一样,“贵族化”挤压“平民化”也亦成为不可逆之势.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历史上中国工艺美术创作“艺术化”和“贵族化”现象,更多的是受皇权等集权政治作用之结果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创作中“艺术化”与“贵族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则更多的是市场经济行为所致.应该说,无论是“艺术化”排斥“生活化”,还是“贵族化”挤压“平民化”,都是在全国人均GDP早已超过三千美元大关、国人受教育面和受教育程度显著扩大和提高,以及城镇化快速发展等等现状下,追求“艺术化”和“贵族化”生活质量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结果.
（本文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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