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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由西柏坡迁往北平途中,就考虑过新中国成立以后,要安排人士在人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在“内阁”的组成问题上,周恩来形象地比喻说党的方针是“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
傅作义:第一任水利部部长
解放后,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了开幕式.观看了一会儿体育比赛,走到同来出席开幕式的傅作义身边说:“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到外边转转如何?”“行啊,我很想看看修葺一新的天坛景色.”傅作义答道.两人一先一后出了运动场,边走边谈,慢慢地走到了祈年殿前.抬手指着修补过的祈年殿,幽默地说:“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傅作义会意地笑了,他看着完好如初的祈年殿,说:“不错,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是修补过的.”“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祈年殿补也补不得喽!”风趣地说,“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啊!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连忙答道.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1月27日,北平和平解放已基本达成协议.这时来电,要派飞机接走十三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及重要武器.傅作义不便拒绝,只好一面复电“遵照*”,一面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派来的飞机着陆.几天的炮击,粉碎了的阴谋,但祈年殿的一角也被炮火击坏.如今,和傅作义忙中得闲来此欣赏修复如新的祈年殿,心情自然是十分轻松而愉快的.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同傅作义的一次会晤中就对他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当征询他本人对今后工作安排的意见时,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点水利方面的工作.”说:“黄河河套水利的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么!那不是更能发挥你的才干吗?军队工作你还是要管的,我看你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指挥官.我们的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不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吗?现在都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官.这一点你放心……”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在担任第一任水利部部长的同时,还先后担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缘起.
蒋光鼐: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
“”当中,作为共和国第一位爱国人士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先生,居然受到了部里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共同保护,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蒋光鼐戎马半生,参加北伐战争,指挥淞沪抗战,屡挫敌寇气焰,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期间,同部党组的同志之间互相支持,彼此尊重,表现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受到部里各级领导尊敬和职工的爱戴.
“”初期,纺织工业部的群众在当时大气候的鼓动下,纷纷组成“战斗队”,揪斗“牛鬼蛇神”,但大家谁也不愿去触动蒋部长.后来,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突然抄了蒋部长的家,并张贴出“勒令”,一时间气氛比较紧张.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职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为此他们定下计策,迅速组织部里的“红卫兵”,也以到蒋部长家里“造反”的名义,把蒋部长“接管”过来加以保护.
此后,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几次共同签字开具证明,帮助部长家属向有关方面联系,积极查找并领回被抄走的财物.蒋光鼐先生的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黄炎培:“出山”接受政务院职位
1945年7月,中国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团结,从速恢复和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应和之邀,由重庆飞赴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参观访问五天,每到一处无不使他耳目一新,深感确实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系.但联想到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兴衰交替的历史,他也不免思绪联翩.
临别之前,邀请黄炎培到家里做客,两人作了一次倾心长谈.当询问他此行的感想时,黄炎培率直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来.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当即肯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黄炎培离开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黄炎培先生为人狷介清高,对做官不感兴趣,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为了敦请黄炎老“出山”,周恩来亲自登门,黄却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1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第二天回话.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通宵未眠,翌日又征求了几位至交好友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认为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于是,当周恩来再度登门拜访时,终于得到了黄炎培同意“出山”的肯定答复,他曾历任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梁希:林垦部部长“万死不辞”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周恩来提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宣布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时,梁老递了一个条子给周恩来,说“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当即回复一个条子说:“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老很感动,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三年前,重庆国民党反动当局,曾以请梁希执掌农林部大权或出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职务为条件,要他放弃反内战反的立场.他却冒着遭受当局残酷迫害甚至被的危险,断然加以拒绝.国民党反动派对梁希恨之入骨,把他列入黑名单,意图对其狠下毒手.危急关头,地下党组织派人将他们及时转移至北平.
1949年6月,梁希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会后又返回已获解放的南京.8月,梁希被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9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
史良:建国初两位女部长之一
几乎无人不知史良是解放前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君子.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6位知名爱国人士响应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然而,他们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迫于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将他们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她和卫生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
1957年反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等领域中,“左”的思潮占据了主要地位,司法和法学受到很大冲击,刚刚开创的社会主义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到“”期间,史良本人也遭到迫害,但她丝毫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颠倒了的一切终于全面得以纠正,司法部也于1979年重新组建.而且,史良在1979年当选民盟主席.
马叙伦:教育部部长首倡代国歌
据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最早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是马叙伦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就国旗、国徽、国歌的确定问题广泛地征求各方意见并发出“启事”征稿或邀请专家设计,其中国歌作品征稿虽达六百多件,但难以入选,一时定不下来.此时,马叙伦先生提出建议,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这一提议,黄炎培也表示赞同,并主张不改动田汉所作的旧歌词.
1949年9月2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协商会,与会人士一致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但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周恩来认为:“要嘛就要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发,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也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还要争取中国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散会前,高兴地站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这样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上空.
早在“五四”运动前,马叙伦先生就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有着良好的同事关系和战友情谊,曾因同李大钊一起率北京八大院校、公立中小学教职工和学生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被总统府卫队殴成重伤,李大钊、陈独秀都曾因他的庇护而免遭军警逮捕.
马叙伦是同盟会会员、近代中国早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促进会并任主席,在上海从事运动,1948年在香港代表民进应邀请进入解放区,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教育部部长的岗位上,一贯以其作风稳健持重而著称,与中国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也矢志不渝.
(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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