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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寇佳丽
作为衡量美元与主要竞争货币的重要数据,美元指数在2017年10月下旬连续多日走高.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分析认为,随着美元走高,美联储通过加息进一步收紧利率的预期仍在上升.近两个月以来,有关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份加息的猜测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各大央行准备加息之际,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却警告称,在廉价信贷时代大量借款的企业可能在偿债方面遇到困难,进而影响整体经济.
常规政策才是企业的宝
“世界已变得如此习惯于廉价信贷,以至于更高的利率可能破坏全球经济复苏.”BIS这样说.
的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救市行动：一是对市场放水,二是降息.双重措施下,不管对企业还是个人,借贷似乎都成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危机后的很长时间里,以信用为核心的信贷似乎都不太重视信用了,拿到钱看上去真的很容易.”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对《经济》记者这样说.
从2015年年底开始,美联储最先收紧货币政策,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其他央行先后有所行动.对于加息议题,有些国家的央行走得快一些,比如美国、加拿大,有些国家的央行在迟疑不决,比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还有一些按兵不动,比如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何伟文指出,无论这些央行目前走到哪一步,未来,收紧政策都是他们的最终选择.
“宽松政策,不管是低利率、零利率还是向市场注水,都是危机后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现在说‘收紧’,只是相对于之前的‘宽松’而言,实际上,这些央行只是在努力回归常规政策,把利率调整到正常状态,将池子里的水放一放.对企业来说,长期看,也只有常规政策才是最好的.”何伟文如此强调.
BIS认为升高利率会让企业还债成为难题,问题在于,无论何时何地,还债都不那么容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世界的人和企业已经走过了近10年的光景,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什么？企业的依赖.
贷款容易,企业就乐意去贷款,无论贷来的资金是否产生应有的收益,缺钱了还可以再贷.这不是企业该有的循环,毕竟,容易上瘾的东西似乎都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当然,央行收紧政策,企业会经历一个阵痛期,贷款时候的利率低,还债时候的利率高,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不过长久看,想要走入正常的生产循环,企业就必须摆脱此前的路径依赖.因此,国际清算银行的担心虽有道理,却不可避免.
企业对借贷形成依赖的后果已可见,最明显的是欧洲.金融危机前,欧元区的宏观杠杆率（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负债风险的指标）主要由家庭和非金融企业推动,增长比较平缓,1999年至2007年年均增加2.4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宏观杠杆率增长加速,2008年至2014年年均增加6.4个百分点,其中风险可见一斑.在欧洲,企业借债很容易跨越国家进行,风险也就更大,债务令大家成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2012年的欧债危机就是很好的佐证.
小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打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后近10年时间里,全球各大央行放出去的水,大量进入虚拟经济（金融领域）,而非实体经济,这也是全球生产企业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困难.
虚拟经济的核心是钱生钱.金融资本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可以脱离产业经济实现自我循环.金融成本低、利润高、监管有缺陷,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有些地区,金融巨头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相比之下,实体经济的成本要高很多.一个企业如果需要卖出100万美元的货物,它自己先要投入50万美元左右,然后才可能有产品被生产出来.在金融领域,期货头寸可以只是5%,等于说,炒100万美元的期货,自有资金5万美元就够,成本比实体经济少太多.
“2009年5月份,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总裁跟我说,曼哈顿中心向外延伸一英里,周围2000多家企业全都从事虚拟经济,基金、理财、货币,为什么？金融来钱太快,发展也太快,粮食可以金融化,石油也可以,谁还要去从事生产呢.”何伟文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当然,实体经济也有其他难处：需求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内需和外需双重不足,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关键原因,而运营成本的上升对其利润空间进一步挤压.
“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是全球贸易陷入低迷状态,如果多数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需求减少,那很多国家的外部需求都会降低.而内需疲软与社会人口结构密切相关,中国、日本、欧洲国家等很多地区都面临社会人口老龄化困境.老龄化也会带来新的产业机遇,但终究弊大于利.”张斌这样说.
对中国而言,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明显上涨已引起关注.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在减弱,生产要素持续上升,实体企业综合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原材料涨幅偏高,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企业税负较重,融资成本高.
实体经济越不好做,就越是没有吸引力；虚拟经济诱惑越大,人们就越是趋之若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关系一国长治久安；对于全世界而言,实体经济同样是引领增长的根基.如今,虚拟经济“风头无两”,2008年那样的危机是否会再次席卷全球呢？
危机何时再爆发？
“金融危机会不会再来？一定会,因为金融有自己的循环,危机不可避免.短期未来是否有发生危机的可能？这取决于发达国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实体经济状况、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预防和控制危机的能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教授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比喻为一个人突然得了心脏病,病后10年里,西方国家在预防疾病的风险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国家和市场对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了限制,增加了风险预警机制,对从事金融的企业设置了保障,为金融领域的经济主体附加了很多行为条件,也为防止市场垄断和保障交易链网络设置了安全系统.可以说,预防风险的系统多次得到“升级”.2008年,危机滚雪球般爆发；如今,西方国家的预防机制可以对危机进行有效延缓.
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心脏病患者的病并没有彻底痊愈,因此,再发病,治愈的可能性没有比从前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再病一场,情况只会更糟糕.2008年之后,各国央行还可以给市场放水,现在市场上的货币量已经太大,没有继续注水的空间了.
“如果危机再来,会是一场慢性病,发展比2008年的时候慢一些,不过会更加致命,因为发达国家没有根本性的治疗手段.”贾晋京如此强调.
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来看,贾晋京同样提到了金融市场强大的吸金能力.发达国家的市场就是一个蓄水池,货币量代表水位.如今,水池的水位是2008年的很多倍,过多的货币支撑股市走高,掩盖了实体经济的虚弱.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在缩表、升息,可稍有不谨慎,就很容易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美联储消灭部分流动性,市场上的货币量还是很多,存在于大大小小的交易链条中,这些链条仿佛毛细血管一样,需要特别小心地对待,不然会给原本危如累卵的虚、实经济关系带来沉重打击.
当前,西方国家的实体经济有以下明显特点：低通胀、低增长,实体经济负债率高居不下且还在增长.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已从根本上决定了很多发达国家未来也不会看到新增的市场规模.没有市场规模的扩大,就不会出现实体经济的好转,企业负债率就更加难以解决,进而发展成一个棘手的循环.
总市场得不到扩大,企业就缺乏投资动力,新增企业的状况也比较差.从数量上看,同一时间段内,关门的企业比新增企业还多.从就业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由35个发达国家组成）内部,30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20%-25%之间,状况堪忧.
“市场销售率长期得不到实质提升,很难看到有非软件领域的创新,个人、企业的负债率和违约率都在上涨,股价虚高,一些产业存在严重的规模膨胀问题,比如美国的页岩气,长期债务得不到有效控制,这些都是危机后10年西方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我们也知道,总会有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的.”贾晋京这样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教授认为,短期未来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那样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他将重点放在了新兴市场.
“个别国家出融危机的可能性难以避免,这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说都一样.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技术发展的不一致,可能会成为区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另外,全球化时代,一些细微的因素也可以驱动资本大规模地跨境流进流出,会对新兴市场国家构成潜在重大风险.”
谁会引领全球发展
即便世界经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发展的脚步依然不会停下.有观点认为,未来半个世纪,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会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而发达国家的“光辉”将变得黯淡.
当然,“经济增长快”和“引领经济增长”完全是两个问题,前者是速度,后者除了速度还要看经济体量.
公开数据显示,整个亚洲增长最快的是东亚和南亚,中国和印度均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东南亚中,东盟老五国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2022年以前,GDP平均增速不会低于5%.
阿拉伯和海湾地区（西亚和北非）的GDP增长也能保持3%-4%的速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曾经有过高达7%的经济增速,现在困难重重,金融、进出口都不景气,但联合国和G20都明确表态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投资.未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刚果、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均值得期待.
拉丁美洲和地区,最值得期待的是墨西哥.即使在整个拉美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时,该国依然表现不错.作为拉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的政治环境如果可以更加稳定一些,经济上或许是一匹黑马.
欧盟和美国近两年都完成了2%的GDP增速.其中,中东欧国家的GDP增速维持在4%以上,未来或接近4.5%.
“综合增速和体量来看,能在未来引领全球经济的也就是中国和发达国家,后者增速虽慢,但巨大的经济体量和高超的科技水平决定了他们的地位.”何伟文这样说.在他看来,这种引领不需要半个世纪,二三十年就能看到效果.“我们又不是算命先生,一眼看出50年变化,能确定的是,未来20多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带领作用会非常明显.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后劲是否充足,最终要看人口结构的走向.”
向技术革命和产业革新问路
1970年前后,苏美过度竞争,石油危机爆发,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高通胀四处横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由芯片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悄然发生,标志性事件是英特尔（Intel Corporation）公司的成立（1968年）.
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于1971年推出有史以来第一个微处理器,为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奠定决定性基础,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时至今日,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享受着芯片带来的便捷和高效.
今天,在全球经济难以风平浪静的时刻,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一场由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呢？
“从蒸汽机、铁路到重工业再到石油、汽车的大规模生产,直至今天电子信息的普及,这些都是技术范式的改变.一般来说,技术范式的转变,可以带动6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这个周期也称作康德莱体耶夫长波或者康氏周期.依照这一周期,前30年左右,技术范式的变革可以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后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各种弊端开始显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郭戎这样对《经济》记者分析.
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于1962年首次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广为接受的含义是“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而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原理”.
按照技术范式和康氏周期的理论,上一个周期由芯片技术开始于1971年,随后30年,全球见证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的浪潮般的产业革命.2000年后,过度投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纷纷出现,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
郭戎指出,依照上述理论,我们正处于康氏周期的后半个周期.“如果康氏周期理论依然有效,我们会在2030年前后经历一场由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革新.当然,这个周期并不必然固定为60年或者其他数字.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我们期待‘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一位业内资深科研人员认为,即便现在,人类依然沉浸在芯片带来的产业革命中.“现在流行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大数据,哪一个能够离开芯片,只不过制作芯片的材料发生了改变.从前,芯片的核心是硅；现在,芯片的核心是纳米.是材料的改变让芯片有了质的飞跃,否则它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用处.”
该研究人士强调,当我们讨论技术革命的时候,要从学科端而非应用端开始.他认为,人工智能或者虚拟现实已经是产业上的东西,未来,如果真的有一种自然科学的突破能够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改变,材料科学和生物医学或可担此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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