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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伴论文参考文献：
1948 年的冬天,北京的人民带着紧张心情翘首以待数月,终于获得最大的喜讯.有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避免了遭受战火的涂炭,老百姓举双手赞成,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不开一不放一炮地进驻北京城.我和朱旭都幸运地赶上新时代的诞生.在过去封建观念统治下,书香门第的家庭决不允许女孩子出头露面去演戏,这是下九流的行业.中国解放了,戏剧艺术不再受歧视,更新观念的同时,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女人也不再受旧观念的约束,和男人一样有平等社会地位,有工作的权利.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家人的反对,参加了人民文工团.为了充实自己,1949 年根据我的请求,调进华北大学第三部,在戏剧系进行政治及戏剧理论等方面的学习.这时朱旭也已经进入华北大学戏剧系.我们同校同系并不同班,每星期总有一次大课,全系的学生都到礼堂听课.虽然有许多机会可以在大课堂认识,可我们并没有相识.
我从初中时代就开始演戏,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我演戏,就把名字雪如改成凤仪.之后,我就参加了学生业余剧团北京剧社,从此对话剧发生了兴趣.“八一五”胜利后,我参加演剧第二队,正式成了职业演员.1948 年在演剧二队演出话剧《夜店》,根据高尔基原著《底层》改编而成,由焦菊隐导演.我演其中的林黛玉一角.这出戏的演出很轰动,也是我个人获得的创作上的成功.积累了几年的演戏经验,源于此,校方免去了我的戏剧实践,提前毕业,并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成为正式演员.半年过后,朱旭也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这样我们才彼此认识,可是并不熟识,接触的机会不多.因为朱旭刚来的时候分配在灯光组管理灯光,我在演员队,分工不同,部门不一样,很难得见着面,见面也不认识.
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改编成戏剧学院话剧团的时候,精简一大部分人员.人少了,在会议上,在食堂里常容易见着面,也只是说些不咸不淡的话：
“忙吗？”
“还好.”
“今儿天气挺好,没出去玩？”
“没有,在排戏.”
1950 年抗美援朝,戏剧学院组织巡回演出队,我们话剧团参加了3 个小戏的演出.我在《母亲的心》里扮演儿媳妇桂花,朱旭在《吃惊病》里扮演美国兵.这期间我们在化妆室里每天都能见面.由于他在《吃惊病》里演得很出色,引起全团人对他的注意,我也是此期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以后我们又同在一个演员队,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
剧团从无量大人胡同搬到史家胡同的大宅院.这里的房子和院子更多了,前后共有3 层大院,是一座中国庭院式的建筑.有长廊,假山石,苹果树,正房带宽大的走廊,冬暖夏凉,真是有点景色呢！到了秋收季节,大家用竹竿去打核桃,摘苹果,采海棠,好不惬意.有一年核桃丰收,打了多半大竹筐的核桃呢！按人头分果实,数量不多,每人都能收到点.那时我们还是少男少女,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着收获的果实好不快活.休假时,冬天结伴去滑冰,夏天结伴去游泳.年纪大点的就留在花园式的大院打克朗棋,玩牌.玩的时候大家可以尽情玩,工作的时候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允许懈怠.每到节日总有晚会,朱旭是俱乐部的主任,通常他都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朱旭也是球类爱好者,在我们史家胡同大院里有一块空地,他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想把这块空地建成篮球场,这份建议书得到众青年和院领导的支持.他招兵买马动员起全剧院的小伙子,一时间平地的平地,运土的运土,热火朝天,连曹禺院长都被感动得参加到劳动的行列里.几天的工夫,一个像样的篮球场豁然出现在眼前.朱旭很爱护这个篮球场,以他为首的健儿们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打比赛,个个精神抖擞,其乐无穷.偶尔我也到篮球场上去看他们的比赛.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正瘫痪在床,养家糊口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在心理上承受着压力,比较少出现在这种热闹场合里,也许这倒引起他的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常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他总是很认真地经过思考再诚恳地提出建议.他的艺术见解很有独到之处,我经常从他的意见里得到启发,在艺术创造上我们逐渐地产生了共同的语言.随之,互相之间都有着好感.有优秀的影片上演时,相约同去观看.闲暇的时候,我们同去北海游园,在同伴中有敏感者提醒我：
“当心！他看上你了.”
“别瞎说了.”
我坚决否认,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语言表示过什么,我们只是朋友而已.果然,在这年的秋天,一天晚饭过后,他约我到他心爱的篮球场上去散步.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我们边散步边闲谈,突然他站住脚注视我半天,抽冷子说了句：“我喜欢你！”
没想到他就直截了当提出来了,我一时精神准备不够,又觉婚姻大事应取慎重态度,而且我还需要征求父母亲的意见,不宜马上回答,就先婉言谢绝了.他有点懊丧,但并没有气馁,他仍旧鼓起勇气说：“你考虑考虑,不必立刻回答.”
“好！”
“我等着！”
“行！”
经过这么明确表态后,反倒觉得很不自然.我们俩人都不知道再说点什么好,便默默地走了一阵子.秋夜的风有点凉,互道了一声：“明天见！”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楼里.
第二天见面仍感尴尬,经过再三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并不合适.原因是我比他大两岁,艺龄也比他多几年.我比他成熟,他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我们不宜做夫妻.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中国旧传统的观念和女人的虚荣心.谁都想嫁给一个显赫的人物,我也不例外,在婚姻上也幻想着白马王子.50 年代时候,我比他高一个级别,按照传统的观念,女人要嫁给比自己的学历、级别都高的人,甚至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等都要高于女方,要讲“门当户对”,否则就要受到亲朋好友的非议,父母的谴责.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他的最大障碍.处在情感和旧观念的矛盾中,我内心深处撞击得很激烈,久久不能决定.可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朱旭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呢,什么都不再提了,我们仍旧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朋友.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也很不平静,是惆怅,是苦闷.他本来是很爱玩的人,这以后一反常态,当假日大家出游的时候,他总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不是打扫卫生,就是蒙头睡大觉,再不然就没完没了地洗衣服.这不像他平时的表现,很明显他的苦恼是我造成的,我心里很觉不安.刚巧我排练曹禺所著《北京人》里的素芳,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他知道我在工作上碰到了苦恼.于是他抽出时间专门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从中找出问题,企图帮我解决,帮我排忧解难.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有所嫉恨,仍旧保持着友善的关心.从他的身上我找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东西——真挚.想起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可见有什么比真挚更珍贵的呢？！这不是谁都能有的,也可以说这是做人的根本.我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挚的情感不光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他作为一个好演员的素质.他的聪明,他在学习上的刻苦,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力,都是对于他在今后前途上有所发展的条件.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今天他虽然还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明天他就会成为舞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突然我对他产生了希望的寄托,把我对他的认识坦率地向父母亲说清楚,请他们不要只看现在,要看到将来的发展.终于,父母亲被我说服了,我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约他到北海公园去散步,在这次游园中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的决定,他高兴地不想回来,只想在公园里走哇……走哇……这一天很晚了我们才回到宿舍.
我们于1957 年12 月12 日,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和我们同一天结婚的还有剧院的剧作者兰荫海与张虹,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佶与陈国荣,我们3 对集体结婚.剧院的领导把我们3 对的婚礼当作一件大事来做.这一天,各戏组都停止排戏,行政部门和演员队的朋友们都来帮助布置新房.礼堂设在史家胡同新落成的小剧场内,全剧院的干部、家属都来参加婚礼.门外敲锣打鼓,门内大放音乐.由工会主席杨宝琮主持婚礼,副院长赵启扬主婚.剧院决定,大家自愿送份子,可以送5 毛钱,这笔钱集中起来交给食堂做婚宴的酒席钱,差多少再由剧院给补上.全剧院好好地热闹了一天.那正是首次排演《茶馆》的时候,第一版里有一个人物叫“小心眼”的,是国民党时期的吉普女郎,这个角色由我担任.兰荫海当时是核心组的成员,董行佶演马五爷,我们3 个人都是本戏组的.焦菊隐先生为了祝贺我们3 个人的婚礼,特别开恩,第二天全戏组仍放假一天.难得有这么一天休息,于是之和他的夫人李曼宜也为了庆祝我们结婚,第二天一大早,其实是十冬腊月的天时,他们特陪我和朱旭跑到动物园去玩了半天.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老爷子朱旭》 作者：宋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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