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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村庄转型的检视和抉择由《远逝的天堂》引发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全球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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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村庄的转型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由此引发了对村庄发展前景的激烈论战.而美国康拉德·科塔克的《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对全球化背景下阿伦贝皮这一渔村长达40年的跟踪考察,则把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吸引到农村都市化这个论题.他山之石,是否可以攻玉?阿伦贝皮的命运在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参照.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和中国乡村发展实况,可知中国乡村有着与其他国家乡村发展不同的演进路径和历史谱系.检视村庄转型的3种样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和方法,并把其发展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统一到村庄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内在逻辑上,才有可能对村庄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合乎实际的前瞻.

关键词:全球化;国外经验;村庄转型;乡村发展

DOI: 10. 13856/j. cnll-1097/s. 2016. 12. 002

1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化席卷中国大地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当下,有关全球化与乡村变迁、乡村衰败与重建等研究主题似乎必然会成为民间所重点关注的话题.因为,全球化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大大加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对乡村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此背景下,学界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系列问题.如毛丹认为,中国的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1];朱竑和郭春兰则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剖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福音村如何“老死”,又如何获得“重生”的进程,以寻求本土化与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响应[2].全球化与乡村的变迁和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全球化在不断地侵蚀和形塑乡村,使得乡村逐渐失去了其本土传统的底色;另一方面,乡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并非被统一格式化,而是一直处于某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调适状态.

但在转型时期,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三农”已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短板,所以主流的声音更倾向于借助全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来予以围剿和消灭,这是其一.其二,很多人善于向西方取经,在受国外乡村发展的经历和经验影响下,也认同农村是阻碍社会整体发展的瓶颈.这些都是当下有关“村落终结论”“乡村沦陷论”等类似的研判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通过对巴西渔村——阿伦贝皮长达40年的观察写成的《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①(以下简称《远逝的天堂》),更是把人们的讨论引向了农村都市化这个论题.该书为人们立体式地展现了这个巴西小社区全球化的完整动态过程,使人们清晰地了解了渔村的都市化变迁轨迹.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后半程的乡村发展之路,是否就可以作为我们今日洞察和分析中国乡村发展的“他山之石”?

对此,张鼎如和蔡雪雄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详细论证了中国农村无法“终结”的原因[3].刘涛更为直接地强调, “不要依靠村落的终结、农民的终结来解决‘三农,问题”[4].Essex等也指出:“只要存在着粮食和农产品生产需要,存在着地理、文化、治理体系方面的支持,农业和农民、村庄似乎就会继续存在”[5].事实上,虽然很多人希望乡村终结,但他们内心也十分担心终结之后,那些村民如何安置等一系列后续问题,更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与方案.此外,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说明,终结之预判为时尚早,因为缺乏充分的事实和理据,它既未实现其“空间的共谋”,更未完成其“时间的共谋”[6].

这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基因等,而有着与巴西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发展不同的路径依赖和命运安排.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方向并非只有走向终结这么一条道路,而是一个不定项选择题,重要在于政府和农民做出何种选择.有鉴于此,本文将透过康拉德·科塔克笔下的阿伦贝皮在遭受全球化影响所发生的历时性变迁,并分析其变迁的外在诱因与内在动机,进而结合中国乡村发展现状,来剖析其对当下中国乡村转型所带来的学术影响与实践反思.

2 “天堂”村庄变迁的时空叙事

受全球化这股飓风的影响,阿伦贝皮这个巴西巴伊亚州的一个普通的渔村,由一个贫穷的渔村蜕变为现代都市,这种华丽的转身,是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还是必然支配着偶然?康拉德·科塔克在《远逝的天堂》中从多维视角出发,全面而具象地展示了阿伦贝皮这一全球化的变迁.

2.1 桃花源的发现

从1962年第一次接触阿伦贝皮,康拉德·科塔克就对这个沿海而生的小渔村情有独钟.当时的阿伦贝皮虽然没有通电,没有汽车,路况、住宿和卫生条件都很落后;但村民的热情、美丽的田园风光以及它的平等主义,让这支田野调查队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村庄的房屋于海洋和泻湖之间紧密地一字排开,绵延近千米绝佳的近海优势向阿伦贝皮人馈赠各类品种的鱼类.在20世纪60年代,当地男性靠捕鱼谋生,而女性则在家照看老人和小孩、间或做零工.“封建式”的自然经济,加上鲜少与外界联系,村庄基本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渔民无需向政府交税或参军.就连唯一任命的一个,也仅是个摆设,监狱也只有在游客有借宿之需时才能派上它的用场.

此外,渔民间的亲属关系、种族关系在渔村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分层,即使有地主、船长、船员和贫民的角色之分,但其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并不突出.阿伦贝皮人常挂在嘴边的两种说法“我们这里都是平等的”和“我们所有人彼此之间都是亲戚”.“种族差异在当地社会不是重点”,村民大都是跨种族联姻.在与外来鱼贩的生意往来中,鱼贩们须和渔民先交上朋友,甚或认作干亲,交易才有可能发生.在阿伦贝皮这个小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是紧密的,村民之间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均视彼此为亲人,这种亲属关系维系着这个传统渔村的群体团结.

2.2 桃花源的变迁

1965 1973年,随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增多,工业、建筑业、商业与旅游业的日渐兴盛,以及嬉皮士的到来,阿伦贝皮逐渐褪去了康拉德初来时的贫穷,加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阿伦贝皮渐趋走向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轨道.这些外部合力作用的生发,让渔民在欣喜接纳之余的,多少还有些惶恐与不安;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共同形塑和构建了当地人的行为偏好.收入的多与少,成为选择职业的主要衡量标准.1980年仍以捕鱼为生的阿伦贝皮人尚不到1964年的一半,但在工厂上班的人数比例却近20%.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渔民之间地位差异也在不断拉大,虽然阿伦贝皮依旧保留平均机制,继续保持分级而没有分层,但1970年以后,这种传统体系中的平等主义,逐渐固化成特权人群与无特权人群之间具体的差异.如原来船主和船员之间非亲即友,工作半是雇工、半是帮忙,捕鱼收获的分成相对平均;现在则变为本地船主与外地船员的雇佣或债务关系,船主一人所得超过总收获的1/3.

1973年以后,个体主义的兴起与社区精神的衰落愈益明显:相比之前的夜不闭户,现在的他们紧锁上门窗,从之前的热情好客到今天对陌生人防范有加.为缓解心理和精神的紧张与惶恐,阿伦贝皮人接纳了坎东布雷教,人们用超自然的宗教信仰作为对阶级分层的精神寄托,也是不想打破这传统的平均机制的“借口”.仅仅20年的时间里,阿伦贝皮从一个“理想的天堂”,渐趋蜕变为一个职业不断分化、贫富差距拉大、信仰日益多元的异质性社区.

2.3 天堂在远逝

“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变迁规模继续扩大,程度的加深有甚于类别的增加[7]224.按照传统和惯例,富人要承担起接济贫穷的亲朋好友之责任,这使他们的贫富差距在无形中被拉平.而现在,财富的均衡机制已被利己主义所打破.如欲通过捕鱼得到更多的收成,就要加大对船只、冷藏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此时,船主们则以出资购买装备为由,压低船员的劳动价值,累积自有资本来生产出更大的资本.如此一来,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紧密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型逐渐逝去.

经济在日益繁荣,阿伦贝皮的传统也随之发生变化.普遍的经济转型、逐渐增长的移民人口以及越发明显的异质性,使得阿伦贝皮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性增强,各种“外来文化”对本地传统习俗文化造成较大的冲击.阿伦贝皮曾有的共同体社区之精神与慷慨之风已逐渐随风而去.职业分化趋势仍在加剧,多数的当地男性更愿意去巴西钛业上班而不是当渔民,但阿伦贝皮人并未认识到生态环境潜在的威胁,人们深嵌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优越生活之中,即使意识到背后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但大多数人仍只考虑到经济上所带来的益处.阿伦贝皮被分隔为两个社区:先前的阿伦贝皮正日益成为一个另类者和外来客的村镇;许多渔民开始怀念从前简单、平淡的渔村生活.商业、技术和媒体的出现增强了人们对消费文化的渴望,使得生活在阿伦贝皮的所有人都无法置身其外,曾经的桃花源已经从一个偏重生计的自然经济转变为依托货币的市场经济.

3 “天堂”村庄转型的审视与反思

3.1 发展悖论:经济发展的加快与环境破坏的加剧

公路的修建使阿伦贝皮与外界的接轨,外来者逐渐增多,过去的隔离局面终结.这不仅改变了阿伦贝皮的自然和渔业的原有地位,也使得职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阶级分化明显,社会关系逐渐让位于经济关系弱化但传统的平等观念尚存,这让阿伦贝皮人在传统与开放之间左右为难,有的渔民甚至放弃渔业而选择移民.根深蒂固的传统在当地渔民心中还是有一席之地,但全球化的大潮势不可挡,使得他们又不得不随波逐流.最终,当地传统的平等主义被分裂,渔业就是最好的例子,渔业模式的变化,使得渔业从社会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个人社会经济分层增多.

除了渔业,巴西钛业的发展对阿伦贝皮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钛业的出现为阿伦贝皮及当地人带来了不少好处.但也正是钛业的存在,清澈的泻湖以及周围的水产遭受严重的污染,化工污染甚至对渔业造成致命的威胁,巴西钛业排放的硫酸在海里蔓延2.5千米,离岸千米远都能看见海面上漂浮的泡沫.然而,这并不足以引起阿伦贝皮人对环境污染的重视,虽在政府的重视下卫生状况有些改变,但总体情况愈发显得不容乐观.

3.2 文化转型:外来文化的植入与内部结构的暗合

社会文化的微观进化,即阿伦贝皮正在经历的变迁过程,个体经验、态度和行为中某些更微妙而渐进的变迁,要经过多年积累,才会最终成为可以感受到的结构性变化,但这些细微的变迁在阿伦贝皮活生生的环境中就能观察到,因为变迁的力量迅速而巨大[7]159.社会分化过程正在出现,而不是完成.新的分类既不完全契合,也非一成不变,标准和看法都在变化.社会偏常并未完全成型的另一个原因是偏常需要趋同.阿伦贝皮并不完全符合芮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或“小社区”模式.过去的阿伦贝皮的确像“乡民社会一样,是个小型的、相对孤立的、同质的无文字社会”[8].但它又不像乡民社会,因为它缺乏强烈的社会凝聚感.要标示、指责偏常行为和个体,需要很强的社会团结.人们必须遵从社会规范,遵循正确的行为.然而,阿伦贝皮从来没有这种一致性、凝聚力和共有的标准,来构建对内部差异的标示.阿伦贝皮一直是一个有着多样观点的个体化村落.而且,随着嬉皮士、异地游客等外来群体的增多及其带来的各类行为方式,导致了阿伦贝皮个体类型增多,没有谁是典型的阿伦贝皮人.

虽然异化类别没有完全形成,但偏常个体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比其他人更愿意参与坎东布雷教,宗教的成长,作为阿伦贝皮社会文化变迁的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它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随着电视等媒体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阿伦贝皮,而当地人也通过同样的方式认识了世界,从公路的修建,到媒体的出现,阿伦贝皮渐渐远离当初那个“桃花源”,文化差异的冲击使得变迁仍在继续.阿伦贝皮从乡村变为市镇,那个传统的平均机制也在变迁过程中沦为了牺牲品.

3.3天堂为何不再:基于阿伦贝皮变迁的反思

阿伦贝皮的变迁是整体性的,它不仅使当地经济产生巨大的结构性转型,也使得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经济变迁主要有渔业的变化,捕鱼模式从风力变为机械动力;旅游业的兴起,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工业化产业的兴起与扩大等.这些变迁是阿伦贝皮社会分层发展的推动力,在改变自然状况和渔业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化.康拉德·科塔克指出,阿伦贝皮的变迁不只是其经济所导致的,且主要是嬉皮士以及外来游客的增多和他们所带来的“文化震撼”.但日益增长的工业污染使得旅游业和渔业赖以生存的环境逐渐恶化,前景堪忧,一旦游客们不再来此,污染结束了旅游业与渔业,阿伦贝皮是否还能回到过去那个平等主义的孤立渔村?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些嬉皮士和游客们,阿伦贝皮的经济增长是否还是那样迅速?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文化冲击,阿伦贝皮是否还是那个维持着平均机制的渔村?如果没有工业污染等,渔业与旅游业又能维持多久呢?当初那个天堂般的阿伦贝皮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远逝,致使此发展事象的原因不仅是其在蜕变过程中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强,还因当地民众很快地接受了外来的一切,传统的平均机制没有抵挡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源头,利益竞争导致个体利己主义的衍生.总之,发展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发展,那个曾经与世隔绝、追求平等主义的阿伦贝皮就必然远逝,这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真正的发展,这更多的是发展主义所需要的为了发展的发展.

4 全球化背景下村庄转型的检视与抉择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阿伦贝皮的命运在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它不是唯一的参照.虽然如此,但由于其先发的经验存在,对中国村庄的“示范”影响和镜鉴作用却不可低估,这从时下诸多的理论文献中也可管窥.诚然,农村城镇化是当今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否所有的农村都需城镇化以及如何城镇化,这是我们必须深思的一个现实问题.事实上,由于地域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等,中国村庄不可能全都城镇化抑或消亡.那么,在全球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中国的村庄到底将会遭遇怎样的发展?又会展开怎样的变迁故事?能否重获新生?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先对转型时期村庄的3种样态进行初步的勾勒,进而探讨对村庄的未来发展进行何种抉择.

4.1 基本样态

基于中国村庄地域性、特殊性与复杂性的现状,中国村庄转型的样态和趋势可以分为村庄的终结、村庄的纠结和村庄的重生3种.

4.1.1 村庄的终结

在全球化引发的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卷入城镇化浪潮的村落由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9].如表1所示,将不同地理位置的村庄的终结类型、原因、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变迁性质等进行比照分析,可知位于城市边缘地区的村庄,其经济边界、行政边界和社会边界均被城市所蚕食,其城镇化必然带来村落的终结[10]. “城镇化过程实施的征地拆迁和撤村并点行为,所向披靡,它直接导致村落消失,是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的最主要缘由”[11].

所以说,城中村的消亡更多的是由于外界干预性的变迁所致.然而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收入无法满足农民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夙愿,故而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涌入城镇,使得村庄人口出现严重过疏化和老龄化的态势,其结果就是在一种无奈的自主性变迁过程中走向灭亡.如王振威所说,“村民迁出原来村落的行动从来没有什么行政的外在的力量在逼迫他们,而完全是村民们自愿的而且也是无奈的选择”[12].

4.1.2 村庄的纠结

当下中国村庄的现实情状是处于一种既“推”又“拉”的状态.一方面城镇化转型的物质条件、文化素质、社会心理等不具备,加上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庄离城镇化还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又不甘于以往的生存状态,呈现“离村化” “弃村庄化”“去村庄化”等倾向.因为要使村庄终结,其充要条件是工业和城市具有足够的就业容量,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全部吸纳,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缺乏足够的“拉力”,来吸纳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1 3].李培林也指出,“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接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1 4].龚春明和朱启臻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村庄的经济边界、行政边界消失了,但生活其内的村民的心理文化边界也不可能随之同步消失,更多的则是“物换星移,我‘心,依旧”[15].故此,把中国乡村的现状定位为“纠结”,而非“终结”,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结合上述的分析和中国乡村发展的现状可知,村庄终结之路仍将漫长,对此的研判值得商榷,依据当下部分发生的现象而进行的逻辑推理代替不了历史发展的事实.现有的关于终结的理论文献,大都辅之以诸如“以某村为例”的副标题,这也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关村庄终结的预言更多的是当下人们的主观臆测,而非终结性的科学预言,尚缺乏充分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因为中国村庄终结的时空条件皆不完全具备.虽然较之以前,终结的进程和态势愈加明显,但不能就此作为“宣言”.中国乡村当下发展的问题和现状,更多的是诉说了村落在走向终结过程中所展演的纠结状态以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奈[15].比如,老年人习惯了安逸的乡村生活,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他们更倾向于生活在同质性更强的农村社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年人是村庄得以继续存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和最后屏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事实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虽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大多数很难扎根城市,特别是一线和二线的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迫使他们只好回到农村盖房安家;即使买得起房,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市民,不能享有同等的市民待遇,子女接受教育更是一大难题,故只能如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之间.

4.1.3 村庄的重生

如上所说,因地域的特殊性和发展的不平衡,当下部分村庄走向了终结,但更多的则是在纠结.故在现阶段,最为重要的是看清乡村发展的现状和事实,对其未来的发展加以客观的分析和正确的引导,而不是就此进行过多的不必要的争论.对于那些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村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及时给予政策帮扶和发展引领,使其在借助外生性变量的基础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对于传统基因保留较多的传统村落,应注重对其文化和生态的保护,尊重发展地民众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和文化的有机更新,让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与延续;对于已被城镇化的村庄或新村建设,也应从长远战略上加以科学规划和统筹安排,而不要不顾生活于其中农民的生活实际和内心感受,使之统一格式化为城镇.

“即便是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也不能简单地实现所谓城市对农村的全方位替代”[16].如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所述:“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7].那种一味地追求城镇化和经济增长而忽视乡村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将不利于其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发现,现今的部分村庄能较为巧妙地盘活自身的自然地理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本,辩证地对待传统与现代,立足自身、借助外力,实现彼此的有机结合,因此,也能颇具特色地不断走向重生之路.

4.2 时代抉择

当今中国的村庄似乎处于这样一种“半死不活”、高度纠葛的状态.“往前”是继续沿着城镇化的方向行进,但在短时期内恐怕难以做到,原因诸多且复杂,暂不赘述,即便实现了“物”的城镇化,但也很难同步实现“人”的城镇化.“往后”就是回归到原有的村庄形态,但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等外因早已渗透到村庄的每个细胞,而且还在不断的“化疗”之中.所以说,“过左”或“过右”都没有出路.要正确而理性地看待村庄的未来发展之路,还应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视角,亦即,既要看到村庄变迁的演进路径和历史谱系,也要看到其未来发展的利弊条件和可能态势,同时,还要看到人为因素对村庄发展轨迹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今后将如何克服和纠偏这些不甚恰当的外界因素的干扰.进一步说,就是必须把村庄发展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统一到村庄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内在逻辑上,才有可能对村庄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合乎实际的前瞻.

总之,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异质性,决定了每个村庄都有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命运,并非皆如巴西的阿伦贝皮一样,未来的发展样态到底是命运多舛,还是异彩纷呈,将由历史和后人去评说.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更要关注的是那些可能重获新生的村庄,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激活其传统村庄的优秀基因,并把这些基因与现代社会的有益元素实现有机的结合,这或许更能满足当下人们已久的期盼和心中良好的夙愿.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就是要为未来乡村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备选方案,让每个村庄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非过多地指示与干预.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宏观政策利农的导向和人口素质显著的提高,都为乡村的转型升级和涅槃重生创设了诸多的有利条件.有理由相信,乡村的未来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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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全球化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远逝的天堂》和抉择和全球化背景相关全球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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