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和自我抒情,本文是自我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与知人论世和抒情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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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脱离社会的极端个人化的创作倾向或许应该被批判,但文学艺术终究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地,无论它最终能达至何等的时代高度,创作者的“自我”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起点与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亦是如此,自我的开掘的深度,批评主体的“诚与真”都是展开批评的关键.
“自我”是连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枢纽,故而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就是要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脉优良传统.然而,知人何其难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的个性一样,很多时候很难在“好”与“坏”的层面去简单评判,而是需要尽力把握并理解其丰富性.所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攀登文艺高峰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作家也许只有在诸多批评家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和批评氛围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未来的方向感.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面对并尊重文本的真.同时,在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时代,如何认识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人性的真与文学的真,也考验着批评家的能力.在“知人”与“论世”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辩证的互动关系：通过理解作家作品去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或者通过了解我们的时代状况去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对同时代的批评来说,知人论世尤其不可或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主潮》等等都提供了知人论世的绝佳范例.
孟子与“知人论世”相关的观点是“以意逆志”.在朱自清看来,“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所谓“诗言志”,“志”是为“志向怀抱”；周作人则呼应晚明以来的主情论,将“志”等同于“情”：“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和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
陈世骧进而指出：“中国文学的传统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抒情的传统’.”以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文学批评,自然也在这样一个“抒情传统”里面.最极端的例子,或可举出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当我使用“自我抒情”描述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所看重的是作为写作的批评所凸显的批评家的自我,他或者表达志向,或者抒发情感.正如李健吾所言,文学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是两个“自我”的遭遇.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
艾青的名言“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尤其触动我这样的植物爱好者.沈从文说：“事功可以为学,有情则难知.”在他看来,成熟的书写“不仅仅是积学而来”,而“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必须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挚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批评家也都是这样的“自我抒情者”,“他们的写作冲动常常不只是来自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兴趣,而更源发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王晓明语）.回顾近现代以来,从王国维、鲁迅、李健吾、沈从文等人的文学批评,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无不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在伊格尔顿所谓“理论之后”的年代,当我们“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又抑或“不忘初心”捡拾传统的时候,从中或亦有所得.
饶翔,1977 年生于湖北,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光明日报》文艺部.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外聘研究员.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评论二十余万字,有多篇被转载或收入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选本.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回文学本身》《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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