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能够促进互惠共赢吗？基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该文是关于一带一路类论文例文跟互惠和共赢和新经济地理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一带一路论文参考文献：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为了保护本国的短期利益,诸多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设置投资壁垒等反全球化现象.然而从长期来看,地方保护主义是弊大于利的.为了更好的顺应全球化局势,与世界各国实现互惠互利,实现贸易双赢,２０１３ 年国家主席在对外访问时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Ｏｎ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ＯｎｅＲｏａｄ,Ｂ＆Ｒ）的初步构想.２０１４ 年,该战略被纳入全年经济工作任务,自此该战略成为了我国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１].中国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互联互通的、便捷投资与贸易的平台.通过该平台大力开展合作与谈判,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实现贸易的双赢.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地区贸易进而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构想.那么“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可以推动我国和其他各国实现互惠共赢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现阶段,我国以及沿线各国的发展需求和目标.
对于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转变中心思想,开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为了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重工业机械设备、钢筋、水泥、混凝土等需求的逐步扩大,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相关产业企业开始在我国集聚.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国内市场需求所有缩小,相关市场在我国已经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形,为了稳定经济发展,我国政府曾给予大量补贴,从而导致了僵尸企业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求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要求将供给引导到有需求的地方.
与之对应的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尤其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迫切的需要发展经济,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基础设施薄弱瓶颈,由于缺乏资金、相关产业供应不足等原因,这些国家无法像其我国一样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为此这些国家迫切需要相关资金的注入以及相关产品的供给.
由此可以发现,我国的目标在于缓解相关产业供给过剩的压力,优化产业结果,淘汰需要的产业,而沿线的各国则迫切需要资金注入帮助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迫切需要相关产业提供产品并发展相关产业.那么一路一带战略是否可以促使我国与沿线各国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双赢呢？
二、文献回顾———本地市场效应引发的产业集聚和超额需求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初期,以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研究者们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理论,随后,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研究区域和国际贸易、产业集聚以及国际和地区分工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经济地理以贸易、产业集聚、分工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规模收益递增以及非完全竞争的视角下分析研究了贸易的动因、产业区位选择的动力以及地区分工的产生原因[２],很好地弥补了过往研究的不足.其中,新经济地理理论将产业集聚的动力归结于“本地市场效应”（Ｈｏｍ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ｆｆｅｃｔ）和“指数效应”（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Ｅｆｆｅｃｔ）两种力量.
其中,本地市场效应最早有克鲁格曼提出,该效应是指,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为前提,对于某个产业而言,如果其生产规模开始向某一个地区集聚,那么该地区对于该产业的市场需求将会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将进一步导致该产业向同一地区集聚[３],并依次循环往复.指数效应同样是克鲁格曼最早提出,该效应是指,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为前提,当某一产业向一个地区集聚时,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该地区的相对指数就会下降,指数下降会导致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吸引更多的产业向此处集聚[４].很显然,本地市场效应和指数效应是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一旦存在某一外生冲击打破了原有的因果循环链,那么产业集聚的区位、贸易的方向乃至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很显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目标就在于打破原有的因果循环链,促进我国相关产业产品的出口并推动相关产业向沿线各国转移,一方面可以减轻我国供给过剩的局面,有利于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破沿线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无力建设基础设施的桎梏,为沿线各国发展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通过对比“本地市场效应”和“指数效应”可以发现,在外生刺激或外生条件下,首先形成“本地市场效应”,而后可以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和“指数效应”的因果循环链.不仅如此,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放大效应”导致需求较大的地区不仅成为了产业的集聚地,而且成为了该产业相关产品的出口方.因此大多数针对新经济地理的研究集中于“本地市场效应”.那么这种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呢？
Ｄａｖｉｄ 和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６）在克鲁格曼的假设基础之上建立了一套理论模型用以说明当一个地区的某种需求规模较大时,相关产业就会向该地区集聚,并且会产生超出本地区的需求,产生超额需求,即存在“本地市场化效应”[５].此后诸多研究逐步放松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证明“本地市场化效应”仍然存在.例如,当不考虑同质产品（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时“本地市场化效应”依然存在[６],甚至在不存同质产品（农产品）时,“本地市场化效应”同样存在[７]；将企业异质性纳入模型时,“本地市场化效应”仍然存在[８]；此外,无论是从交易成本、劳动力流动限制、资本流动限制等角度对理论模型加以修正,结论均未发生改变[９－１２].
根据“本地市场效应”当一个地区的对于某个产业的需求占优时,该产业将在这个地区形成集聚,这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供给能力[１３],在满国需求的同时,还会出口该产业产品.大部分的实证研究均从该角度来实证判断“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无论是针对一国内部[１４],还是针对全球市场[１５,１６]；无论是针对制造业[１７－１９],还是针对服务业[２０,２１]；在实证检验中,“本地市场效应”都是显著存在的.
由此可以发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认为“本地市场效应”是存在的.那么很显然,对于基础设施相关设备和原料的产品,长期以来我国的需求规模处于绝对的优势,因而相关产业集聚于我国,这对于我国发展初期自然是有利的,但是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相关产品会具有“超额需求”,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升级产业结构,淘汰处于供给过剩的相关产业,因此设法将相关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降低交易成本,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地区是有利的；与此同时,对于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的沿线国家同样是有利的.因此,提倡减少“资本流动”壁垒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打破沿线国家资本缺乏的窘境,可以帮助沿线国家释放需求,促使沿线各国形成“本地市场化效应”根据“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如果市场需求的区位发生变化,那么产业集聚的分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很显然,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资本在沿线各国流动,可以促使国内资金流向沿线各国,从而刺激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减缓我国相关产业供给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地区间产品需求的相对规模,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的转移.通过刺激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需求,促进资本的流动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那么是否同意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有利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呢？以下本文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三、基于资本流动的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分析（一）基本模型设置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领域,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较为困难,为了更加贴合实际,本文假设劳动力无法在国家之间进行自由流动,为了凸显资本流动的作用,本文假设资本可以流动,而且资本的收益同样可以流动到资本所有者手中,这就意味着资本可以流动到其他地方,但是资本所有者无法流动.为了分析更加简单有效,本文假设只存在Ａ 国和Ｂ 国两个国家,可以理解为中国和沿线国家中的一个；此外,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我们假设两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居民偏好、技术水平等都是一致的,且每个国家都具有两个生产部门—工业和农业；最后,我们借鉴了新经济地理的一般假设条件,假设工业部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冰山成本,农业部门则是完全竞争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且农产品不存在交易成本.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两个国家的总资本禀赋和劳动总禀赋为ＫＴ 和ＬＴ,Ａ 国和Ｂ 国的资本禀赋所占份额分别为ｋＡ、ｋＢ,且ｋＢ＝１－ｋＡ；Ａ 国和Ｂ 国的人口禀赋所占份额分别为ＬＡ、ＬＢ,且ＬＢ＝１－Ｌ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存在资本流动,所以Ａ 国和Ｂ 国使用的资本禀赋与各自占有的资本禀赋并不一定相同,这里将Ａ 国和Ｂ 国使用的资本禀赋设为ｓＡ、ｓＢ,且ｓＢ＝１－ｓＡ.为了简化起见,本文同大部分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一样,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写成只包含资本支出的固定成本以及只包含劳动力支出的可变成本的函数形式,此外本文将每个企业固定成本中使用的资本单位化为１；将消费者效用函数写成包含工业部门产品子效用函数的ＣＤ 效用函数形式；最后,本文假设生产一个单位农产品所有的劳动力为ｖＡ.具体函数形式如下：,其中,ＴＣ 表示总成本,π 和ｗＬ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报酬,ｖＭ 表示每单位工业产品产出需要ｖＭ 单位的劳动力,ｘ 表示企业的产出；Ｕ 表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ＣＭ 和ＣＡ 表示消费者的工业产品集合与农产品消费量,μ工业产品集合的弹性系数,１－μ 是农产品的弹性系数,ｉ 表示第ｉ 种工业产品,一共有ｎＴ 种工业产品,σ 则表示工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中心模型一致,本文假设所有的工业产品都是一致的,那么可以得到工业产品的指数和居民生活成本的指数,分别为式（３）与式（４）所示：,如果将该地区居民的名义收入设为Ｅ,则可得到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９０最后,为了使得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本文按照一般的做法将资本的流动函数设置为以下形式：（二）短期均衡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流动带来的效果,本文首先分析市场的短期均衡.本文假设在短期内资本无法流动,当然这不代表资本无法流动,而是流动需要时间,即资本只能在长期时间范畴内流动.在短期内,资本存在流动的动力,但是尚无法形成流动.那么在资本无法流动的条件下地区、各个部门的市场均衡是怎样的呢？首先,对于农产品部门.根据居民的效用函数,可以得到每个地区居民对于农产品的消费份额为１－μ,消费量为,其中Ｅ 为地区的.由于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且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农产品相等,而且如果我们以Ａ 地区为例,那么Ａ 地区农产品的需求量可以写为,且有.其次,对于工业部门.同样根据居民的效用函数,居民对于工业产品的消费份额为μ,再根据（２）式中ＣＭ 的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居民对于第ｊ 中工业产品的需求量为式（７）；和农产品的消费量一样,对于（７）式,在每个字母上方加上相应的坐标就可以得到各个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量,这里为简便起见,不再重复.由于存在国际贸易,所以Ａ、Ｂ 两国均会出口工业产品到对方,那么进口国的需求量以及进口是怎样的呢？可以得到Ａ 国生产,Ｂ 国消费的第ｉ 种工业产品需求量为式（８）；,再设工业产品的冰山成为τ,那么可以得到两国对于产品ｉ 的总需求量即产品ｉ 的总产量为式（９）；此外,根据Ｄ－Ｓ 模型框架,在产品供需平衡时企业不存在超额利润,又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因此可以确定在Ａ 国生产的产品ｉ,在Ａ 国和在Ｂ 国的出售之比为τ,两国的为式（１０）.,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资本的收益情况.根据（７）～（１１）式可以得到Ａ 国和Ｂ 国的工业产品指数如（１２）～（１３）式所示.其中, ,表示贸易自由度,交易成本越小,贸易自由度就越大.此处,由于每个企业只使用一个单位的资本,所以还表示ＳＡ 国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份额,（１－ＳＡ）则还可以表示Ｂ 国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份额.又由于在Ｄ—Ｓ 模型框架中,企业不存在超额利润,因此根据（１）式可以得到资本收益的函数为π＝ｐｘ／σ,再将（１２）～（１３）带入其中可以得到Ａ 国和Ｂ 国企业的资本收益函数如（１４）～（１５）所示.,其中,ＥＴ 表示Ａ 国和Ｂ 国两个国家总的消费支出,而ｅＡ 表示Ａ 国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而１－ｅＡ则表示Ｂ 国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由（１４）、（１５）式可以确定Ａ 国的资本收益和Ｂ 国的资本收益取决于该国的支出份额.由于资本会想收益较高的地方集聚,因此资本就会向支出份额高的地区就会集聚.这便是一个典型的“本地市场化”效应,根据此种理论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在我国的集聚度较高.如果我们将我国视作Ａ国,那么就可以将该份额理解为ｅＡ,这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支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根据以上理论,该行业的资本在我国的收益要大于其他国家的收益,因此我国集聚大量的相关资本,从而形成了相关产业的集聚.因此我国相关产业有了“超额供给”,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无法释放,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我国相关产业目前供给过剩局面.很显然的,只要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以理解为Ｂ 国）的相关支出份额,就可以增加该国相关产业的资本收益,由此也可以促使资本存在流动的动力,虽然短期内资本是无法流动的,但是在长期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以理解为Ｂ 国）能够提高相关支出份额,那么相关产业的资本收益就会增加,资本就会向这些国家集聚.这对于我国以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是有利的；同时,根据（１１）、（１２）式的指数表达式可以看出,如果相关资本转移到沿线各国,相关企业在沿线各国的集聚生产,那么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就节省了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了相关产品的使用成本,这同样是有利的.（三）长期均衡在进行长期均衡的分析之前,需要对模型进行标准化处理.首先,我们选择农产品作为计价物,并将ｖＡ 标准化为１,从而我们可以得到Ａ、Ｂ 两国的农产品和工资都是１.其次,我们重新选择工业品的计量单位,为了使得计算的方便,我们将选择的新单位满足方程ｖＭ＝（１－σ）／σ.这样,一个新单位的工业品就为１.最后,我们将总资本禀赋设为１,重新选择劳动禀赋的单位使其满足方程ＬＴ＝１－μ.由于世界的总支出等于总收入,因此总支出等于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益,根据以上标准化可以得到ＥＴ＝１.在进行完标准化以后,对在资本流动条件下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就变得相对容易了.根据资本的流动方程即（６）式,可以确定,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可能存在两种均衡.第一种均衡是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相等,第二种是一个国家的资本使用份额为１,另一个国家的资本使用量份额为０.由于角点解的情形并不常见,因此本文并不分析角点解的情形,本文假设,０＜ｓＡ＜１.在此情形下,根据（１４）和（１５）式,可以得到资本使用份额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均衡解：由长期均衡的资本使用份额均衡解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使用份额取决于两个因素：贸易自由度和支出份额.当支出份额占优时,资本的使用份额就会占优,相应的企业就会在该国集聚,由于会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增大而增大,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贸易自由度可以放大这种集聚效果.根据（１６）的结果,如果能够刺激某一国家的支出,使得该国的支出份额占据优势,那么资本将向该国流动,从而引发相关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增加贸易自由度,无疑可以扩大这种效应,使得企业向该地区集聚更加明显.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恰好可以满足（１６）式的要求.首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强力后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重点支持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各国提供贷款,从而促进其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由此可以提高各国对于基础设施相关产品的支出份额,从而吸引资本向沿线各国流动,使得相关产业向沿线各国集聚；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消除贸易壁垒,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可以提高贸易自由度,而提高贸易自由度又能够放大支出份额的所带来的集聚效果；最后,“一带一路”战略同样鼓励资本流动和对外投资,如果没有资本的流动,企业的转移无从谈起,以上的均衡结果无法实现.根据以上三点,本文可以确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促进沿线各国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相关产业的产业资本使用份额得到提升,促进相关产业的集聚.和短期均衡相应的分析结果相一致,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有利于沿线各国节省交易成本,从而达到双赢的目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第一,一个国家相关产业的资本使用份额取决于该国相关产业的支出份额（这符合文献综述部分的观点）,当一个国家的支出规模占据优势时,该产业的资本将向该国流动,相应的,该产业的企业就会在该国集聚.第二,贸易自由度可以放大这种集聚效果,贸易自由度越高,这种放大效果就越明显；反之贸易自由度越低,这种放大效果就越小.极端情况下,当贸易被完全限制时,这种放大效果就不存在,资本的使用份额完全取决于支出份额.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通过亚投行的贷款支持,帮助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提高相关产业的支出份额,从而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吸引相关产业资本的流入,促进相关产业在相关各国集聚.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有利于降低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从而可以使得放大产业集聚的效果更加明显.这对于各国都是有利的.首先有利于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其次可以促使我国的相关产业向相关国家转移,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最后,产业的转移为相关国家节省了相应的交易成本.
针对以上三点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三点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应当配合亚投行做好针对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支持.通过贷款支持,可以很好解决沿线各国缺乏资金的窘境,释放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提高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品的支出份额,从而帮助沿线各国实现“本地市场效应”.
第二,努力与沿线各国进行磋商,尽量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壁垒,争取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加强贸易自由,以期贸易自由度对产业集聚的放大作用更加明显.这不仅仅有利于资本的流动和产业的集聚,更能帮助当下沿线各国减少相应的交易成本支出.
第三,应当估计资本的流动,鼓励企业的对外投资.没有资本的流动,以上的分析都是徒劳无功,没有资本的流动,产业的转移无从谈起,更无法实现长期均衡,这不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样不利于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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