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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是为“蟋蟀”.中国的斗蟋活动起始于两宋之际,虽历经战乱,乃至改朝换代,仍延绵不绝,延续至今,成为世界上独有的文化景观.
二十年过去了, 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个静谧的下午, 有如昨日.
从范用先生家出来, 在南小街那片胡同里, 左拐右拐地穿行, 去找“ 芳嘉园”, 王世襄先生住 3 号.
我对畅安先生仰慕不已, 范用先生是知道的, 那天我告辞离去的时候, 范用先生拿了一张王世襄的照片, 不动声色地说, 麻烦你顺路把照片给王世襄带去. 然后就指点我路径.
等到了王世襄家, 看得出他是知道我要来的, 应该是范用先生已经打过电话了. 茶已经沏好, 也没有寒暄, 就如老友相聚, 天南地北地聊天. 屋里光线其实挺暗的, 斯时, 他的那些宝贝家具还都在家住着, 我也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蛐蛐罐, 王世襄先生又上了回天花板, 递下两只蛐蛐罐来, 天花板上垛的都是家具, 拆开了, 打了捆, 都是《 明式家具珍赏》 里著录过的.
和王世襄聊天与跟范用先生聊天很不一样, 如鱼入水, 一点压力没有. 范用先生内心其实很柔软, 但是平日里看上去很严肃, 也不大说闲话, 又是大出版家, 我们的老“ 老板”, 说实话我多少有点怕他. 他有心介绍我认识王世襄, 可是却不明说, 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了他这种内敛的热情, 甚至多少带一点幽默. 也许这就是他的风格吧.
王世襄花数年时间纂集《 蟋蟀谱集成》, 蕤集历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谱十七种. 书成, 又写《 秋虫六忆》 以为附录, 实则是将蟋蟀这一民俗活动引入到了文化史的视野当中, 而此前斗蟋蟀是和“玩物丧志”连在一起的, 难入文化殿堂.
畅安先生所写“ 六忆”, 乃是忆捉、 忆买、 忆养、 忆斗、忆器、 忆友. 斗蟋活动与其他民俗活动不同之处在于, 这是唯一能打通社会阶层, 从贩夫走卒到王公贵族, 成为上下一致的一项爱好,《 秋虫六忆》 事涉当日人物、 习俗、 制度, 乃至玩家心理, 所述极其传神, 古今描写秋虫之乐, 迨无出其右者,实为妙文. 我当日正痴迷蟋蟀, 读之大快, 言谈中不免忘形,先生不以为忤, 谈及当年养狗、 斗虫趣事, 亦眉飞色舞, 灿烂如少年, 全然不似八十多岁的老人. 也正因如此, 蒙先生不弃, 允为忘年之交. 此后每至北京, 总抽空至畅安先生府上拜望、 畅谈, 先生每至秋时, 也必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出没出好虫, 有没有得到奇异的好蛐蛐.
坦率地说, 初读《 蟋蟀谱集成》 时, 我竟读不懂. 倒不是文字有障碍, 是因为各家所云不一致之处甚多, 与现实不合之处也甚多, 越看越糊涂, 究竟谁说得对呢？ 此中问题我也曾面询畅安先生, 畅安先生有能解答的, 也有难以解答的, 我就提议先生能不能做一个“评注本” 或是“眉批本”, 给爱好者提供一个通晓的蟋蟀谱文本. 先生当日整理“鸽经” 正忙, 又有数项写作计划准备着手, 实无暇顾及, 却嘱我： 你有此心, 又真心喜欢, 所提问题有些我也没想过, 倘假以时日, 能处处留心, 你可以做做此事. 我心知无力承担, 不敢应承. 王世襄先生却举当年朱启钤委托《 髹饰录》 之事, 朱桂老于日本得见孤本《 髹饰录》, 复制带归, 但却无人能懂, 遂嘱其设法释读,当日他也是如读天书, 此后潜心研究历二十年, 终于完成； 蟋蟀谱没多复杂, 假以时日, 只要上心, 没有解读不了的东西,洞察力是在日积月累的积累当中不知不觉具备的, 当你有一天能够居高临下看清蟋蟀谱的时候, 你就读通了. 文化无大小,题目不怕小, 每人都能做好自己关心的一个问题, 足矣.
得此鼓励, 余虽愚钝, 虽觉无处用力, 但也真是处处留心. 其间又结识济南斗蟋名家柏良先生, 交往数年, 允为弟子. 柏良先生玩虫一生, 交游广泛, 豪气干云, 知我有求知之心, 亦常常加以敦促、 鞭策； 加之我多年前与济南蛩家、 名老中医孙谦大夫亦结忘年之交, 得窥中医文化冰山一角, 获益良多. 本来我个人即喜读杂书, 虽无所用心, 但也渐能明白见微知著, 打通诸学科交通之重要, 实因社会生活乃一整体, 无论思想史还是社会一时风尚, 皆有社会生活史的基壤, 我们要理解古人的认识和作为, 都必须回到其当日的生活情境, 乃至当日气候、 饮食.
数年间, 王世襄先生曾打过两通电话, 询问蟋蟀谱研读进境, 当时我还未通, 只能直言相告, 并以具体问题询之.
十数年后我读《 》, 豁然开朗, 竟于蟋蟀谱的诸多问题忽然明了, 心下大畅, 遂以畅安先生《 蟋蟀谱集成》 为底本, 另补入济南地方谱两种, 得十九章, 完成《 蟋蟀古谱评注》, 将我多年前的诸多疑惑一一解开, 交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遗憾的是畅安先生却先此数年归隐道山矣.
由于点评蟋蟀古谱, 必得跟着古谱内容走, 深受古谱内容的限制, 加之眉批式体例又不可能长篇大论, 大受束缚, 难以酣畅淋漓, 此后又撰写了《 解读蟋蟀》, 试图对大自然影响蟋蟀的气候因素做一些陈述, 解读蟋蟀玄机的深层机理； 在编著《 中华蛩家斗蟋精要》 以及写作这两本书前后数年这个过程中, 因为反复读谱, 对历代斗蟋习俗之不同, 尤其是背后所存问题, 气候变迁与蟋蟀谱空白期的关系, 都有了一些认识.
有关斗蟋习俗, 史料中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零零散散, 云山雾罩, 反而属于神龙见尾不见首, 早期的史料甚是稀见. 自南宋社会上出现斗蟋活动以来, 斗蟋活动一直比较边缘化, 故传统文人、 史家, 皆不正眼视之, 故而从无相关专史,到清初, 玩家已经说不清楚斗蟋习俗的来龙去脉了, 诸多传说夹杂了过多的伪史料而令人难辨真伪. 时至今日, 有关历代斗蟋活动, 浮夸风气甚重, 而于关键节点和问题反无人关注.
好在早年曾于台湾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 美籍史学家黄仁宇《 放宽历史的视界》 等著述中, 习得史料活用之法, 遂于有处求之, 无处求之, 居然心中对斗蟋史也能敷衍出大致的脉络和相应的解释.
以今日眼光, 蟋蟀品种的优劣变化、 斗蟋习俗与气候变迁的关系, 其实正可以视为社会生活史的一个部分, 遂不揣简陋, 勉力成章, 草成《 斗蟋小史》, 虽距完善相去甚远, 亦留有诸多疑问尚需解决. 此书成, 也基本出乎我自己的预料,多年之前, 我从未想过能写这样一本书, 也算无心插柳之作,但静心想来, 却和前辈们的嘉许、 鼓励有关, 也和长期以来相交往的虫友们不断讨论、 争辩有关, 终归是没有辜负这份人生际遇, 也算不负王世襄先生之期许, 不负柏良先生以及身边诸师友之鞭策, 了却了当年心中之诺言.
中国的斗蟋活动源远流长,明清两代的蟋蟀谱等著述至今仍有流传,但有关斗蟋活动的起源、历代流布情况、当时的斗蟋习俗却从没有人能说清楚.本书通过文本比较的方法,大致厘清了宋代蟋蟀谱的面貌；对于早期史料匮乏期,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基本厘定了斗蟋活动的起始上限,论证较为严密,推论亦合理；对明清以来的斗蟋情况则运用大量史料梳理出流布情况和脉络,并解读了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生活史的情况,同时也对中国历代气候变迁提供了一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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