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了吗,本文是有关中国经济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和刘易斯和刘易斯拐点和中国经济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中国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何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作“刘易斯拐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的确符合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情形.在1978 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 的比例为27.7%,但其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70.5%.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处于半失业、全失业的状况,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行了大为不同的经济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并在工业部门就业.这使得原先那些缺乏就业机会的农村劳动力立刻变为了全就业状态,大量劳动力从低产出的农业转入较高产出的工商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上升,高企GDP 增速.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2015 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 的比例已降至9%,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降至28.3%.按照“刘易斯拐点”的观点,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吸纳干净,工业部门要想继续吸引工人,就必须提高工资.在这样的状况下,招工难、用工成本高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中国真的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吗？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呢？笔者认为不是,原因有四：
第一,中国农村仍有大量的劳动力尚未转移至城市.上文已述,农业部门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接近30%,但创造的产值却不到GDP 的10%.那么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如何呢？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劳工局的数据,2015 年美国农业部门（涵盖农业、渔业、林业和狩猎业）所创造的产值占GDP 的比例为1.4%,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0.3%.无论是产值在GDP中的占比,还是就业人数在劳动力总人数中的占比,美国都远低于中国.根据2014 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以目前的机械化程度衡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05 亿人.这也意味着随着农村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就业.
第二,2004 年以来中国“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是农业税的减免.农业税是国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农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进入21 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在稳步推进农业税改革,并在2006 年1 月1 日废除了农业税,国家从此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与此同时,国家还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补贴.这些政策上的转变提高了农民进城离乡打工的机会成本,减少了农民工的供给,因此城市出现了“民工荒”.
第三,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就像候鸟一样在工作地和家乡之间转移,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转为市民,一旦经济形势出现变化,例如增速下滑,这些人随时可能回到家乡,由此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5 年,中国农民工的总数为2.8 亿人.
第四,中国有很多农民害怕迁移外地之后有可能失去在家乡的土地,而农民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土地对农民来说也是一条退路,因此有一批农民不愿进城打工.
基于以上4 点,笔者认为虽然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字在下滑,转移的劳动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但目前的“民工荒”更多是体制造成的,只要打破这些体制的束缚,中国就会再次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工作的现象,所以“刘易斯拐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从学理上说,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在一个生产效率低下的经济体中,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的过程.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工厂只会付出稍稍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但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中是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也就是说,没有人为的政策去干扰这一过程.很明显,中国不符合这个假说,中国的二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造成的,例如户籍制度,不是因为市场不完备而自然形成的.所以,笔者认为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目前的招工难现象属于误诊.
工资上涨利大于弊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上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是一件应该敲锣打鼓去庆贺的事情.虽然工资上涨会升高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换个角度说,这种形势对整个企业界来说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效率更高的企业更容易在压力下发展,这将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再者,工资上涨意味着普通劳动者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增多,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发展经济应该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吗？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应主要以内需为主,尤其是应以消费为主.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后者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居民消费,实现在提高居民福利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发展.对于中国居民消费占比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投资无非是为了保证未来有更多的消费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不应该害怕工资上涨,反而应该欢迎这种现象的出现.
然而,目前有一个阻碍消费增长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社保本质上是一种税,国家拿走的越多,普通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就会越少.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提供的资料,在中国,五险加起来大概是工资的40 %,其中养老缴费率是28 %,这个比例哪怕是在重税重福利的北欧国家,也没有一个超过中国的,以瑞典为例,其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18%.社保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公共政策类似,不是越多越好或越大越好,而是要把握住分寸.太少,最低保障就太低,有损社会公平；太多,缴费负担太重,有损经济效率,因为企业为了减少负担就会减少产出和降低对劳工的需求,最终降低全社会实际工资水平（工人每小时工作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和全社会消费.无疑,过高的社保缴费比例与我们提升居民消费占比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达到刘易斯拐点是一个误诊,我们不应该担忧工资上涨,应该为政府减免农业税的政策鼓掌喝彩.
我们真正担忧的不是工资高了,而是过高的社保缴费对经济运行和消费增长的扭曲.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新征程：结构改革与长期增长潜力》 作者：李伟）
该文点评,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刘易斯和刘易斯拐点和中国经济方面的中国经济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中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战争后中国经济同步衰落
19 世纪初期以前,或者说直到1820 年左右为止,中国经济在广泛而活跃的对外贸易支持下,呈现了持续数百年的繁荣 而19 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战争以来接二连三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际关系.
让私权保护照亮中国经济
曾因资本市场并购、“郎顾之争”后来被判入狱的企业家顾雏军,终于2017 年12 月22 日在与中国证监会对簿公堂中胜诉 12 月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将再次提审3 起重大涉.
为中国经济搭起骨架
从2017年12月20日起,铁路部门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也就是说,以后坐高铁可以办会员、攒积分、换车票了 这一新服务成为党的十九大后铁路部门改善旅客出行体验的又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