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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有一个举足轻重、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个人就是黄郛.黄郛,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4年留学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3年任设立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失利告终.随后,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乃是由黄郛出面协调.黄郛在与日本驻北平使馆密谈之后,达成妥协方案,与日人签订《塘沽协定》.协定虽被中方努力局限在“停战”范畴,未曾涉及主权谈判,但实际上已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损害.
《塘沽协定》被视为国耻,故黄郛顿成举国舆论抨击的对象,激愤者视之为“汉奸”,欲杀之而后快.1936年12月,黄郛在上海病逝后,国民政府亦先后两次予以特别表彰,抗战胜利之际,更赞誉其“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
国人皆欲杀之,而当局反欲褒之.对于此种反差,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有着极深刻、到位的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
“政府曾一再电令黄、何（应钦）,须于签订任何协定前将条件送请核准；然黄氏等断然不受此令,仅于签字后通知政府.此中当有情由,不难想见；盖蒋、汪诸人近日之态度与心理,黄氏固熟知也.今后政府之对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径之趋势；时局之危,至为可虑.政治会议讨论‘协定’案时,颇多愤懑之人,然既经签字,汪、蒋两人复主承诺,自不会发生翻案结果.”
所谓“此中当有情由”,简言之,乃是在黄郛的角度,一方面既深知南京政府当日,为应付舆论,安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谈话中势不能不；另一方面,又深知弱国无外交,故汪精卫私下已有指示,“除签字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它皆可答应”.黄氏签字前不报送核准,仅于签字后通报,既是为了避免协定草案在政治会议上公开讨论时流产,也抱有以牺牲个人名誉替当局受过的隐秘用心.
《塘沽协定》签署后,黄郛留在北方,继续与野心勃勃的日本军方周旋.《塘沽协定》一事不久,1934年,黄郛又委派代表与日方签订了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议,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再一次激起民众口诛笔伐.
其实,作为的盟弟,黄郛与有过为国事“共尝艰苦”之盟约；加之其对日本政治、文化研究颇深,故早在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即已央其牺牲个人之荣辱,负责对日谈判———当日身为北伐统帅,为战事之顺利,势不能扩大冲突；为应付舆论,又不能对日示弱,黄郛遂出面替其承担了“亲日和议”的骂名.其间种种痛苦不堪言说.1934年8月,接受《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黄郛曾略吐内心苦楚：
“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黄郛的夫人沈亦云,曾严词质问过“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不应只让黄郛一人屡屡独力承担.的回应是：“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学佛的黄郛则言：“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致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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