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对明治时代精神的反省兼论《心》的天皇制批判,该文是关于时代论文范文数据库跟天皇制和天皇制批判和夏目漱石类论文例文.
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问世之后,其中引用夏目漱石名作《心》的“时代精神”段落、一直是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热点.假如从漱石文学一贯的“未来视角”入手分析,就能发现小说中的角色除了推动情节的作用外,还有国家性的隐喻功能,即“我”代表大正日本而“先生”代表明治日本.小说中的“时代精神”也因此具有了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双重含义.对“先生”自杀身亡结局的安排,不仅表达了作者呼吁青年人警惕“个人主义”的误用,更是他向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皇制所提出的强烈批判.
【关键词】 时代精神 天皇制 夏目漱石 乐观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6）01-0090-96
【文献标识码】 A 【 DOI】 10.16496/j.cnki.rbyj.2016.01.011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5YJC770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博,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开封 47500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死》于2009 年付梓,这部小说是迄今为止大江文学中以“长江古义人”为主角的系列作品中的最后一部,是“长江古义人”系列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众所周知,“长江古义人”是大江的分身之一,作为大江作品翻译者的许金龙先生指出：“大江健三郎借助最新长篇小说《水死》对自己的精神史进行解剖”[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水死》是私小说①,“长江古义人”只是秉承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下绝对天皇制之“时代精神”的一员而已.对“长江古义人”精神史的剖析,同样也是对日本近代以来“时代精神”的反省.唯有彻底清算明治“时代精神”,方能达成大江健三郎的“我们却能重新活一遍”[2] 之目的.
德不孤,必有邻.大江清楚地意识到,他之前已有一位文学前辈在晚年做了相同的工作——“时代精神”的反省,这个人便是夏目漱石.《水死》不止一处引用了夏目漱石作品《心》中有关“时代精神”的章节.大江在小说中安排了长江古义人同髫发子的讨论与戏剧演出中的女教师同高中生的互动,叙述了观剧学生对“时代精神”及“为时代精神而殉死”的感想,从而令《水死》的内部形成了丰富的互文.《水死》出版伊始,我国日本文学研究者便注意到了“时代精神”的问题,并已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②.但学界对夏目漱石《心》中“时代精神”的研究不得不说还显得相对薄弱.本文将从《心》的叙述视角入手,剖析作品中“时代精神”和“为时代精神殉死”的意涵,从而阐发夏目漱石在反省“时代精神”的同时寄托于《心》的天皇制批判.
一、“我”与“先生”的时代寓意
《心》是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1914 年（大正三年）4 月至8 月连载于、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故事的叙述者“我”,其叙述时间应是大正时代刚刚拉开序幕的1914 年4月,但从小说的内容来看,叙述者所处的时间远远晚于1914 年.
在故事结束时,“我”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但这个“我”从开始叙述时就使用过去式的口吻反复强调自己当时的年轻和不成熟.“当时我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3],“年轻的我动不动就爱认死理”[4].而当“夫人”谈起来“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啦”的话题时,“当时还没有孩子的我,只是觉得小孩子讨厌”[5].可见“我”在向读者讲述《心》的故事时已既不年轻气盛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且根据“先生”在遗书最后“我打算把自己的过去,不论善恶一并提供给他人作为参考……只有妻一个人是例外的……所以即使我不在了,但只要妻还活着,就请把这一切藏在心里,权作我只对你一个人公开的秘密吧”[6] 的这个请论,“我”公开故事时“先生”留下的妻子已经过世了.
小说中“先生”是乃木希典殉死事件（1912年9 月13 日）后不久自杀的,而小说开始连载时,即“我”公开“先生”的秘密的时间点,距离明治天皇、乃木希典的死亡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哪怕“先生”看到乃木希典殉死的报道后立即自杀,而“夫人”又马上追随“先生”而去,“我”也很难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并丧失了“年轻”.
因此《心》尽管实际上发表于大正3 年的1914 年,小说作者夏目漱石所假定的叙述时间却晚得多,它应该是主人公“我”失去了“年轻”走入成熟中年的昭和十几年①.这种叙述时间点与作品发表时间点的不一致性非只见于《心》.在夏目文学中,很多叙述者都是从“未来”审视现在的.
《哥儿》的叙述者兼主人公1905 年秋从四国的中学辞职,小说《哥儿》则发表于1906 年4月,二者相距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短短半年中,“哥儿”要完成从教师到手艺人的转变,还要经历老佣人阿清的病故,为她安排好后事,再写出自己的故事.这样想来半年的时间就过于仓促了,因此可以推断“哥儿”对读者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应该是阿清去世又过了几年,亦即距离作品发表的1906 年的现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夏目这种立足未来的叙述方法,即令未来之主人公讲述现在,按他本人的说法是为了取得对现实更加客观、正确的评价.夏目漱石在1906年10 月22 日给森田草平的信中说：“功业百年之后方能定其价”[7].同年他在《断片》中写道：“现在人们尊敬的人是皇族、华族、财主和权势者……然而百年之后谁也不会再尊敬他们”.他又说：“我之基本方法乃是从远处眺望我所居世界之法.……从远处眺望,则自己所居世界之高低、深浅、高下及自己周遭之关系皆历然可见”[8].
当作者将这样的叙述方法运用于《心》时,来自未来的叙述者“我”即获得了作品发表时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对所居世界与周遭关系历然可见”之眼光.但同时“我”则必须包含相当成分的想象性之虚构成分,即“我”是经过了实际上还未发生的十年左右的时间而获得了“客观、成熟之辨别力”的人.《心》中的真实需要通过虚假的“我”之诠释而呈现,看似这是对作者客观性追求的一种反动.而理解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我”与“先生”的关系.笔者以为其关系即二人并不只代表“个人”也寓意着“时代”.
表面上属于个人层级的故事又隐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是夏目文学基于“文明批判”之精神而产生的重要特色.在《三四郎》中作者就安排了一个“脑筋和明治元年差不多”[9] 的熊本旧式青年上京,让他与“明治新人”产生对照与矛盾.这两种人的碰撞,不但是个人层面上的,更是明治三十四年前后两种社会的碰撞.在《心》中,“先生”与“我”不但具有推动小说故事发展的隐遁者和大学生的身份,同时也寓意着已经过去的“旧日本等于 明治时代”和“新日本等于 大正时代”这样两种社会.
上述寓意从“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有迹可循.“我”在镰仓海滩嘈杂的人群中因“先生”正伴着一个西洋人而一下便被“先生”所吸引.这个“西洋人”不但暗示“先生”是知识分子,从时代的寓意上说,也暗指明治日本的近代化是依附西洋列强所进行的.尤其指在日英改约乃至建立同盟关系的这个过程中,日本进行了甲午、日俄等一系列的战争,用甲午战争带血的赔款逐步实现了本国近代化.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是以英日同盟为基础的这个事实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中也有过暗示：“运动会的入口位于操场南边的角落.日英两国的国旗交叉在一起.打出太阳旗理所当然,打出英国国旗不知是为了哪一桩……这日英同盟与学校的田径运动会有什么关系”[10].
“西洋人”与“先生”走后,“我木然地思索着关于先生的事,我总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张面孔,可是却又怎么也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11].作家这样描述“我”和“先生”的初次见面,不仅因“我”对“先生”一见如故,更证明了“我”与“先生”存在着某种联系,即代表大正日本的“我”必然熟悉代表明治日本的“先生”.这样一来“我一向把那个人称先生”[12] 的原因便也明了了.“先生”既不是教师,也不是文学家、医生或议员,在“我”读“先生”的遗书前他也未传授过“我”学问或教训,作者却安排“我”从初见便称他为“先生”,即是暗指“先生”是先于“我”出生的明治日本.因此《心》的乐观主义在于作者代表新日本的“我”吸取了代表幻灭的旧日本的“先生”的教训,脱离“年轻”步入成熟.在作者看来,唯有通过这样的继承者方能正确看待刚刚结束的明治时代和依旧深深影响当时社会的“明治精神”.
二、殉死与为之殉死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我”代表了夏目漱石所希望的未来理想社会,那“先生”代表了幻灭的非理想社会之观点则可首先从这个人物的结局论起.“先生”与“我”的两意性,令《心》的即“先生”的自杀也具有了双重含义.单从作为个人的“先生”来说,他的死是一个深受“明治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结局.而从“先生”所寓意的明治日本来说,“先生”的自杀即代表明治日本的自我终结.正如夏目漱石借广田先生之口所说的：“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成为一等强国,也还是无用……终归要亡国”[13].
在夏目漱石看来战胜俄国成了一等强国的明治日本为何应终结自我呢？这个答案就在“先生”特殊的自杀即殉死,以及为之殉死的“时代精神”中.“先生”在遗书中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死的：“在炎热的夏天中,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仿佛觉得明治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受了明治精神影响最深的我们,就是以后活下去,也毕竟是不合时宜的.这种感觉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我直截了当地对妻子这样说了.她笑了笑没有理睬.不知她想起了什么,突然戏谑地对我说,那就去殉死好啦！”
“我几乎忘了殉死这个词.因为平时不实用,简直沉陷在记忆的底层,似乎陈腐了.听到妻的戏谑才想起来,我便回答,倘若真能殉死的话,我就准备为明治精神殉死.当然,我的回答也不过是个玩笑.但是那时,我似乎感到在这个陈腐多余的词里,已经有一种新的含义.”
“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在天皇大葬之夜,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房中,听到了报丧的号炮.我仿佛觉得那炮声,犹如明治时代永远结束的通告.后来才想到,这也竟然成了乃木大将永远辞世的通知.我拿着号外,不由得对妻说道：‘殉死,殉死！’……随后过了两三天,我终于下了自杀的决心.”[14]
“殉死”一词只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到江户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指武士追随去世的主君而死以继续尽忠.由于江户幕府在1663 年明文禁止了此种行为,“殉死”成了“腐朽多余的词汇”,而乃木希典为明治天皇的殉死“不过是武士时代殉死之风的余韵罢了”[15].尽管作者将“先生”的殉死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乃木希典的殉死以对照性的写法写出,但不能就此理解为“先生”是仿效乃木希典“追随天皇到另一个世界继续尽忠”.“先生”的希望不是为“天皇”而是为“明治精神”而死,他觉得这样才是给“腐朽多余的词汇增加了新的涵义”.
给“先生”的殉死赋予了涵义的“明治精神”究竟为何物？小说给了我们两个提示.第一是“先生”所说的“充满了自由、独立与自我的现代”[16] 中的“自由、独立与自我”,这是从个人层面上捕捉的“明治精神”.第二是“明治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17],这是从国家层面对“明治精神”的论断.
“自由、独立与自我”都是随“文明开化”而引进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所标榜的信条,频频为社会舆论所歌颂.“先生”却决心与这样的时代精神一起埋葬,即视其为危害社会进步的理念,这种观点是与作者对个人主义的看法相联系的.
《心》连载半年以后,1914 年11 月25 日夏目漱石发表了名为“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其要旨在于“区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18].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对个人主义,但又认为时人未理解其真髓.所以“夸耀个性、金钱、权力的人往往陷入利己主义”,又把这种利己主义当作自由地进行自我利益伸张之“个人主义”.“先生”和K 均属于这类人.
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自由、独立与自我”均不被赞许.个人只能作为多重而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中的一环而存在,常常既是某一人的主人又是另一人的仆人.而在个人生活中“分相应（合乎封建家庭中的身份生活）”才合乎道德,因此个人“言行自由得不到保护”[19].明治维新后出生,在“充满了自由、独立与自我的现代”成长的“先生”和K 是决不愿安于家中既定身份的.他们将自我恣意的伸张称为“精进”和“向上心”,并认为唯有拥有此种精神才是真正的人.
K 不顾自己医家养子的身份,用家中寄来供他在学医的钱继续哲学学习.尽管欺骗了养父母K 却不内疚,他在事情败露后与养家和生家都断绝了关系,并将此称为“精进”.K 曾严厉地告诫“先生”不能拘泥于属于江户时代的人情,并说：“精神上没有向上心的人,就是愚人”[20].
“先生”本来也十分赞同K 的“自由、独立与自我”,直到他发现K 正不顾自己支持其哲学研究的人情,要放弃学业而与自己爱慕的房东小姐结合,“先生”于是“自私心爆发”[21] 起来,最终将K 逼入了死地.而娶到意中人的“先生”发觉逼死友人的自己与骗取自己财产的叔父是一丘之貉而在深深的自我厌恶中做了遁世者.
夏目漱石认为“先生”和K 的悲剧正是由于“日本的近化是外发性的”[22],日本机械地吸收了西方思想却因缺乏民族文化传统基础而使其成了无本之木,“个人主义”沦为“利己主义”.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身份制社会,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职业,他的阶级,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他大致的财富多寡,更重要的是还规定了他必须履行的诸多责任.《福翁自传》中福泽谕吉诅咒过这样的制度,他认为它会使人不思进取,令国家贫困落后.夏目则发现“鼓励每个人伸张个性,打破因袭”的明治西化风潮的弊端是责任的缺失,这个责任即是K 所谓的“人情”.K 并不觉得他对自己的养父母负有责任,“先生”在横刀夺爱的时候也没考虑自己对向自己剖白烦恼的K 负有责任.“先生”和K 他们都在伸张自我,追求个人利益的道路上牺牲了他人,最终也伤害了自身.将“利己主义”作为“个人主义”而在“自由、独立与自我”中成为“迷羊（lost sheep）”,这是饱受“明治精神”影响之人的共同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的殉死是希望与明治时代的这种不彻底的西化性一同埋葬,而令“我”所代表的大正日本的社会中生长出真正日本式的近代性精神,让青年不再重演前人的悲剧.
三、夏目漱石对天皇制的批判
夏目漱石的批判并未止于上述个人层面,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信奉“为自我利益之伸张不惜损害他人”之日本国民所组成的明治日本,其在国际事务中也遵行着弱肉强食的法则,借富国强兵之名,行侵略扩张之实.正如“先生”在伤害友人的同时也为自己招致了悲剧一样,侵略他国的日本最终也难免亡国的厄运.
《心》的最后“先生”在解释自己的殉死时引用了乃木希典的遗书：“从西南战争被敌人夺取军旗以后,为了这个过失一直想死,而终于活到了今天”[23].从西南战争到乃木希典自杀,一共35年,而“先生”享年也恰是35 岁①.在代表了明治日本的“先生”的人生中,日本经过了从西南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日俄战争.一方面是“先生”经历从家庭内部的利益争夺,到他与K 围绕房东小姐爱情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明治日本发动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数场战争,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铁血之路.“先生”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历史在个人身上的映像,这是作者的一种巧妙设计.这两方面的斗争,从私的角度说以“个人主义”为指针,从公的角度说则以“现人神”的近代天皇制为内核.
近代天皇制与战争的关系小说虽未涉及,但从“我”的父亲对天皇的称呼“天子大人（天子様）”中可以透漏出一丝端倪.这个称呼是明治维新后才出现于政府对民众的“告谕”,之前并不见于文献.如1869 年京都府发出的告谕：“抑云神州风仪胜于外国者,盖因太古天孙辟此国,立*,树皇统,御代代以继,治此国也……既因天孙辟此国,则此国中之物皆天子大人（天子様）之物……既开辟以来我先祖代代蒙圣恩而度日,自今以后我子孙无穷亦赖圣恩而生长”[24].
在明治维新以前长达680 年的历史中,天皇仅是武家政权的“装饰品”,天皇远离政治中枢,在京都过着半幽禁的生活,既没有实权也丧失了统治者的威严而被民众遗忘,政府公文中基本见不到涉及天皇的内容.但明治政府既然希冀通过“富国强兵”而跻身列强之群,以达“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东亚”之目的,则亟需社会的军事化,亟需将局限于武士阶层的“忠君献身”、“尚武善战”的精神普及到全体国民中去.能名正言顺地为日本国民名集体效忠的对象唯有天皇.于是从明治新政权创立之初,政府要员便开始宣传近代天皇制神话以激励国民支持侵略战争.1882 年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下赐”军队的《军人敕谕》以及1890 年“昭示”全民的《教育敕语》无疑体现了明治政府将战争动员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的政策.因此说“先生”为之殉死的那“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的明治精神在国家层面上的体现即推动侵略战争的近代天皇制.
《心》中直言反战或批判天皇制的字句基本没有使用,在言论弹压日益严峻的明治中期到大正初年,知识分子一旦有任何与政府论调相左的言论,那等待他的下场就是“准得挨揍,弄不好还会被当成卖国贼”[25].尤其是1910 年的“大逆事件”之后,文学界呈现的是“时代闭塞的现状”.不过即便如此夏目漱石的反战主义和反近代天皇制的思想仍旧是有迹可循的.
1892 年生长的夏目漱石把户籍迁至北海道,因为当时对大学生的征兵是从26 岁开始,时年夏目正好26 岁,而北海道平民却可以免除兵役,夏目此举是为了不参加战争.夏目漱石之子伸六也在随笔中证实了这件事[26].
另外,夏目漱石在他的日记中也显示出对近代天皇制的不满.在1912 年即小说中“先生”殉死的那年6 月10 日的日记中,夏目记录了他同皇室一起观赏能乐表演的感想：“皇后陛下和皇太子在座位上吸烟,我们却必须禁烟.为这种不公平我心里极不痛快……把烟卷塞进烟嘴里这类小事也得让侍从来做,目睹此状的我心里也极不愉快”[27].同年7 月20 日明治天皇病情危笃的消息传出,政府禁止举行传统的夏季纳凉焰火会,作家因此写道：“禁止焰火会,以相关生意为业的小贩立即会衣食无着.又不是焰火会令天皇的病情恶化,禁止委实没有道理”[28] ②.夏目漱石厌恶天皇家族是可以打破规则秩序的超然存在,批判政府将“天皇至上”粗暴地加于普通人民的生活之上.这一点从《心》中他安排天皇和“我”乡下的无知老父同样患上肾病,无助地濒临死亡的揶揄手法中即可见一斑.夏目的意思是,天皇是人而不是神.
和平主义者夏目漱石之所以厌恶将天皇祭上神坛,是因为明治政府将维新后社会中孕育出的一切“进步”都与神化的天皇联系起来,千方百计地使国民相信他们得以生活之一切均来自天皇的“恩赐”.为报答“皇恩”臣民就有义务为侵略邻国的战争献身.再加上政府还宣传“现人神”天皇能保佑战争胜利,这就更刺激了日本普通民众参战的热情.
1894 年9 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的日军占领平壤,天皇对当时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下达嘉奖令,于是山县回奏了这样的奉答文：“围攻仅两日,旭旗忽覆城头,此诚君上圣威圣德之所致”[29].甲午战争期间军方的上奏文极少提及战斗计划的制定或士兵作战情况,而将胜利都归功于天皇的“圣威圣德”或者“大元帅陛下之御稜威”.日俄战争也是相同的情况.1905 年8 月1 日乃木希典在“凯旋复命书”中写道：“本军之所以达到作战之目的,全赖陛下之御稜威与上级统帅部指导下友军之协力”[30].军队将战争胜利归功于天皇的神威,并通过报纸等媒体将其传达给了一般民众.于是大部分民众都如痴似醉,毫无辨别地相信了近代天皇制虚幻的神话,全心全意地支持战争.1894 年9 月8 日福泽谕吉至静冈县骏东郡静浦村保养馆,他在当天的书信中写道：“每夜村中年轻人聚集一处,每人手持提灯……前往村社八幡宫祈祷,若问其祈愿之意趣,……村中子弟从军者不少,故愿彼等在战场武运长久,功勋卓著以荣其身,争取日本国之大胜利凯旋”[31].
“先生”代表的明治时代,即是以国民的利己心与近代天皇制神话推动的战争的时代.“先生”的自杀隐喻着作者期盼明治日本能与个人的利己心与国家的天皇制即“明治精神”一同消亡的愿望.而代表日本的出路与希望的“我”则会吸取旧时代的教训而获得新生.
不彻底近代化的旧日本的自我消亡意味着更健全的新日本的诞生,这便是《心》中的乐观主义.正如“先生”遗书中的寄语：“倘若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能在你胸中寄寓新的生命,那我就满足了”.然而现实令夏目漱石失望了.在《心》连载完成的1914 年8 月,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正时代依旧是利己、天皇至上的时代.
《心》之后夏目漱石晚年的两部作品《道草》和《明暗》均不再采用“未来视角”.1915 年6 月发表的《道草》,回顾了作家《我是猫》时的生活.1916 年5 月开始连载但因作者去世而未完成的《明暗》则是作者为自己“则天去私”的哲学思想所作的注脚,不再含有社会批判的意味.作家在《心》中寄予的希望之火似已熄灭了.
明治的“时代精神”未随明治时代一起埋葬,也未随二战的战败而消逝,它仍然残存于右翼分子的心中,残存于保守派政客的心中,而反省和批判它的任务就交到了大江健三郎的手中.
参考文献：
[1] 许金龙.“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J].日本学刊,2011(2):114-127.
[2] 大江健三郎.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M]. 台北: 联经出版,2009:237.
[3]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1.
[4]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39.
[5]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23.
[6]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321.
[7]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12 書簡[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487.
[8]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11 日記及断片[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215-223.
[9]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4 三四郎·それから·門[M].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84.
[10]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4 三四郎·それから·門[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175-176.
[11]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5.
[12]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1.
[13]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4 三四郎·それから·門[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19-20.
[14]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318-319.
[15] 大林太良. 葬制の起源[M]. 東京： 公論,1997:154.
[16]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42.
[17]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318.
[18] 瀬沼茂樹. 夏目漱石( 新装版)[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2007:261.
[19] 赤羽学撰. 夏目漱石的《心》与个人主义精神[J].刘立善译. 日本研究,2005（1）：68.
[20]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248.
[21]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278.
[22] 夏目漱石. 漱石文明論集[M]. 東京： 岩波書店,1986:25.
[23]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6 心·道草[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319.
[24] 内閣官房局. 法令全書·明治二十年勅令法律[M].東京：内閣,1887(4):49-60.
[25]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4 三四郎·それから·門[M]. 東京：漱石全集刊行会,1919:20.
[26] 夏目伸六. 父夏目漱石[M]. 東京： 文芸春秋,1991:51.
[27]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20 日記·断片（下）[M]. 東京：岩波書店,2003:417.
[28]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20 日記·断片（下）[M]. 東京：岩波書店,2003:429.
[29] 柴田勇之助. 明治詔勅全集[M]. 東京：皇道館事務所,1907:52.
[30] 柴田勇之助. 明治詔勅全集[M]. 東京：皇道館事務所,1907:125-126.
[31] 慶応義塾. 福沢諭吉書簡集[M]. 東京：岩波書店.2001-2003(7):347-348.
（责任编辑 李彦学）
Natsume´s reflection on "spirit of the time" in Meiji era
Zhang Bo
Abstract:Since the Ooekenzaburou’s Suishi came out, the content that quoted“ Spirit of the time” inNatsumesouseki’s work-- Kokoro has been the hotspot of domestic Jap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From theperspective of future,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not only can push the plot, but also he thenational metaphor function, that“ I” represent Taisho era while“ sensei” represent Meiji era. Because of this, Spiritof the time in novel has the double meaning of individual level and national level. The arrangement to the ending that“sensei” committed suicide expresses the author’s warning to teenagers of the misuse of individuali and strongcritici to the Mikado system that executed a war of aggression.
Key Words: Spirit of the time; the Mikado system; Natsumesouseki; Opt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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