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广州房荒,本文是关于民国专升本论文范文和民国时代和广州房荒和民国方面论文范文.
民国论文参考文献：
民国期间特别是前期,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工业化如火如荼,再加上农业破产、土匪横行,致使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加上此起彼伏的战乱对房屋的严重破坏,导致房价飞涨、房租高昂,八成以上广州居民没有房产,要靠租房居住
壹岸上住房太紧张,只能去疍家的船上过夜
1947年9月的《快活林周刊》上,刊登了这么一条短讯：
最近广州也闹起房荒来,外来旅客想在广州过夜,如无熟人,很难找到旅馆,往往经月开不到房间,只能到疍家船上去,每晚至低需法币五千元.
这条短讯信息量很大,容我慢慢道来.
首先,它说明广州住房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地步呢？别说买房和租房了,就是去旅馆里住宿,也很难找到空房.外地人来到广州,除非有熟人帮忙,才能靠关系开到房间.否则呢？只能去疍家的船上过夜.
什么是“疍家”呢？指的是那些在岸上没有住宅、世世代代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跟岸上的住户比,水上居民一般很穷,没文化,从事的职业也不太讲究,无非是男的打鱼、卖苦力,女的缝缝补补,有的甚至靠出卖色相谋生,所以不大被人瞧得起,近似于帝制时代的贱民.但是岸上住房太紧张了,往常被人鄙视的疍家和疍家船居然成了香饽饽,疍家将小船改一改,就是生意红火的水上旅馆,并且收费还不低,在疍家船上将就住一个晚上,需要付费多少钱呢？短讯上说：“每晚至低需法币五千元.”一晚上最少要付法币5000元.
在1947年的广州,法币暂时还不像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样贱如废纸.1947年9月的5000元法币,大概可以买到1斤猪肉,或者13斤大米,或者5块肥皂,或者1盒上好的黑人牙膏.如此说起来,好像5000元法币并不值钱.但是您要知道,由于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逐渐提速,造成了一种物价极高而工资极低的社会现象.按1947年10月《国际劳工消息》记载,广州工人平均月薪还不到法币20000元,一个月工资不够在疍家船上住一个星期.假如是去岸上旅馆住呢？房费肯定更加昂贵.
贰不止广州一个城市闹房荒
现在我们再重读一遍那条短讯的开头：“最近广州也闹起房荒来.”
请注意,人家用了一个“也”字.为什么要说“也”呢？因为闹房荒的地方很多,绝不止广州这一个城市.
都有哪些城市闹房荒呢？我们再看几条“新闻”.
1948年第10期的《西北时报》有一则报道,题目是《房东逼人搬家,老妇上吊惨死》.说的是天津市老城区口袋班胡同11号住户,一家五口租住一所四合院的三间南房,包括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以及老太太的两个儿子,以及她的大儿媳妇,还有她刚满周岁的小孙女.她的大儿子摆摊做小生意,二儿子在鞋店打工,儿媳妇为人缝补衣服,她自己则负责带孩子.
老太太本是天津人,没有房产,最初在工厂旁边搭建了一个窝棚,后来市政府嫌窝棚影响市容,把她家的窝棚给拆了.于是老太太带着两个儿子去找房,花光了全家的四年积蓄,终于凑够了转租费,在口袋班胡同11号租到了房子.但是天津房荒越来越严重,房租越来越贵,房东想涨房租,就以“收回自住”为借口,要把老太太一家赶出去,转租给能付更高租金的人.当时新年刚过,天寒地冻,这一家五口如果搬出去,很难在天津租到房子.老太太左思右想,没有活路,只好走上了自杀这条绝路.
1947年2月21日的《宁波日报》也有一则报道,题目是《房东为加租而拆屋》.这则报道比较简单：某户人家住在宁波市铸坊弄27号,从二房东手里租到一间房屋,在那里住了将近十年,房东房客相安无事.抗战胜利后,房租暴涨,二房东的儿子要求涨租,不要法币,只要大米.房客迫于压力,只能照办,每月拿出17升大米作为租金.但是二房东的儿子出尔反尔,又将房租加倍,涨到每月30升大米.房客当然不干,结果二房东的儿子连夜拆屋,将房客所租房屋的瓦片全部揭掉,连隔离墙都*了.
1946年第24期的复旦大学校刊上有一篇开办暑期补习班的公告,耐人寻味,抄录如下：
本校江湾校址狭小,不敷使用,租用若干房屋后,因重庆员生多未复员,一部分空屋曾几度被军队占用.学期结束后,沪地学生均须还家,空屋被占之可能性更大,为保持各空屋免于被占,决定开办暑期学校.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的一些学生转战千里,去陪都重庆就读,使江湾校区的部分校舍空了出来.抗战胜利后,学生陆续返校,却发现他们的宿舍被军队霸占了,经过校方交涉,军队才退出学校.1946年暑假,家在上海的学生自然要回家,宿舍再次空置,学校怕军队再来占房,于是决定开办暑假补习班.
这篇公告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上海的房荒也非常严重,不然军队不会去占用学校的房子.
1946年12月21日,《宁波时事公报》第二版用一句话概括了抗战后的房荒现象：“现在各处都闹着房荒问题,而愈大的都市则愈甚.”可见房荒是普遍性的,是中国所有城市的通病,小城市闹房荒,大城市的房荒更严重.
叁几乎所有参战国都出现住房难
如果我们跳出中国,放眼全球,还会惊讶地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个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所有参战国都在闹房荒.
例如1946年的英国,近半数工人住在贫民窟里,其余的工人则要用23%的收入来支付房租.到了1960年,仍然有38万户英国人没有住宅,以拖车为家.
再比如美国,1948年第12期《星期日画报》评论道：
最近两年,纽约始终在闹公寓慌,以往在那边,公寓很多,随时有空屋出租,而今任何公寓均住满房客,欲租空屋,休想觅得.公寓好像下了戒严令,四周围以障碍物,新房客非请莫入,觅屋之难,甚于中国各大都市.
战争不是结束了吗？世界不是和平了吗？人民不是该安居乐业了吗？怎么会搞出全球性质的住房难呢？原因有三：
第一,战争期间狂轰滥炸,毁掉了很多城市住宅,战后来不及迅速重建.
第二,战后工业逐渐恢复,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他们需要住房,复员军人也需要住房,居住需求陡然增加.
第三,因为和平了,死亡率下降了,出生率激增了,人口过快增长,住宅的建造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在最近的几百年内,这颗星球上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房荒.
第一次房荒发生于19世纪中叶,原因是工业化大生产导致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城市住房短缺和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
第二次房荒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卷入了房荒的大潮.这次房荒的范围最广,程度最严重,至于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第三次房荒发生于20世纪后期,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原因是人口过快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事实上,当第一次房荒爆发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也低得可怜,所以并没有出现房荒.倒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前期,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工业化如火如荼,再加上农业破产、农村凋敝、土匪横行,以及此起彼伏的内战等原因,才出现了真正的房荒.
肆“住”之一字已成为广州一亟待救之重要问题
辛亥革命前夕,广州人口只有70万,1920年增加至90万,1930年增加至114万人.
1930年,广州市工务局统计全市住宅,调查到16万户居民,自有住房的仅有3万户,住房自有率仅为19%（《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换句话说,全市80%以上的居民没有房产,要靠租房居住.
从1928年国民党打败北洋军阀、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战为止,是中国工业提速、市面繁荣、大多数城市稳步发展的黄金时期,说是“黄金十年”一点儿也不为过.但是发展有正面也有负面,对广州这种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大都市来说,最明显的负面就是房价飞涨、房租高昂,普通老百姓被迫成为房荒的受害者.
1932年12月2日,国民党机关报《日报》第六版刊载新闻评论如下：
近年来广州地产高涨,突飞猛进,其增进之速度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据最近调查,以现时之市价而论,较于二十年前,其增长固已不止二十倍……
地价之涨如此,同时房租之涨亦与地价成一正比例.时代不同,距今较远者可不必赘论,仅以最近五年内比较,则前时足以供小家庭居住之一所厅、两间房,其租金不过十元.现即一楼一底,每月租金亦在二十元以内.倘仅赁居一房,前月租不过三数元,倘能月纳四五十元之租金,则可称为渠渠大厦,而现在则区区一小房月租元,一厅两房最低限度非二十元不办.然此犹指旧式之平房而言耳,如为新式洋房,则其租价尚倍于是.白鸽笼式之洋楼,小小的一厅两房,月需二十余元至三十元,其他可以推见.
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至占全部生活费十分之二三有奇.“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然一般房东因地价之增涨、人事之推透,对于租金亦一起再起,其有租赁在前,租额无多,即将铺屋收回,重新另租.故在今日广州市,“住”之一字已成为一亟待救之重要问题.
惟地产涨价,多数社会之意见则认系都市日趋发展至一种自然趋势,然炒业家之拼命狂炒煽动,实促进而助成之,遂致有现寸金尺土之势.然此种原因复杂,似非一二言所能概括.但广州之炒业家因地产已十分膨胀,最近又多变其炒业之方法,兹详述其过去与现在,为本文之结束也.查广州炒业家之兴,原非始自今日,前当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举行拆城筑路时,曾经一度勃兴,市内之炒业公司不下数十.
伍平民房租负担占了生活成本的二三成
从1912年到1932年,二十年间广州地价涨了二十多倍.从1928年到1932年,五年间广州房租涨了五六倍.房地产飙升,炒房有利可图,所以从民国初年起,广州就出现了名为“炒业家”的专业炒房团.在这些炒业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广州居住成本更高,一般平民房租负担很重,平均要占到生活成本的20%到30%之间.
读者诸君读到这里,可能会嗤之以鼻：切,房租只占生活费的两三成,并不算高嘛！现在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广州租房,拿出一半薪水也不稀罕嘛！
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在民国时代,人民收入很低,饮食成本很高,劳工阶层常常需要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饮食上,你让他们拿出更多的收入去租房,那他们很可能要饿肚子.现在则不然,吃饭容易解决了,年轻人要填饱肚子花费不多,除了租房之外,剩下的钱还能买苹果手机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广州,居住成本要比今天高得多.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受全球第二次房荒的影响,广州的居住成本就更高了.
按1946年广州市政府统计,抗战期间广州市区先后受到日本和美国飞机的轰炸（沦陷前被日机轰炸,沦陷后被美机轰炸）,西堤、黄沙、海珠桥北岸、南堤、宝岗等处破坏严重,市中心本来有12.6万座房屋,其中4.9万座被炸毁.与此同时,抗战时逃往西南大后方的广州市民逐渐返城,人口很快恢复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统计在册的已有1142829人.人多房少,岂能不爆发房荒？
抗战后广州的房荒能严重到什么地步呢？1947年12月11日的《大报》用了一句形象化的说法来描述：“在广州找房屋比找工作还难,三个月可找着一项差事,三年还找不着一间房子.”
（选自《羊城晚报》2017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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