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价值重估,该文是关于传统音乐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中国传统音乐和重估和价值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传统音乐论文参考文献：
魏 健
21世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应运而生.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的传入,中国音乐出现了危机与困惑.如何确立音乐发展创新的道路？如何对中国音乐进行价值定位？本文从对其进行价值重估的角度做简要的分析.
一、在东西方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下进行价值重估
当各种文化遭受危机与困惑之时,学者们往往返身探求不同文明的原点和文化资源,通过世界性的比较与对话,以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道路.此时,音乐权威话语的主流地位也开始让位于对话.实现对话的前提是平等的价值观,只有如此,中西音乐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我们只有听话的权力,而没有发言与对话的资格.因此,中国传统音乐不是以其提供给专业音乐创作的素材、音色库、原料等来进行价值定位的,而是参照东西方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来定位的.
在当今中西音乐发展融汇和音乐文化各种因素交融的时期,一些音乐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困难.如中国的小提琴家、钢琴家以及学习西方音乐体系的作曲家是外国音乐家吗？美国、荷兰的古琴家是中国音乐家吗？应该如何界定中国传统音乐？
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对话需要有一种概念系统的定位.在语言学中,界定汉语、英语不会有困难.从符号体系、语法结构等方面界定,其概念是明晰的.音乐也是一种语言,其符号体系和语法结构在不同文化音乐内部形成了较稳固的传统.从世界文化史上小地区文明逐渐融汇构成大地区文明的趋势来看,东西方音乐的符号体系和语法结构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或相反的传统物质与类型.
文化是个有机整体.东西方音乐符号体系、语法结构与艺术本体、哲学宇宙观、文化类型的差异,与当今学者们关于东西方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等的比较研究成果也是相关的.东西方音乐中的差异性,恰好形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互补.
二、在新的全球音乐文化格局中进行价值重估
在新的全球音乐文化格局中,由于各国政治、经济能力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音乐文化策略是极为重要的.其一,从历史背景来看,当今中国的开放与唐代有很大不同,面对西方后工业社会音乐文化复制、传播、传递的能力和速度的强势,需要有传统音乐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政策.其二,在学习和引进西方音乐文化时,应考虑处理好西方音乐在工业化、商品化、标准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弊端,如音乐的“物质化” “齐一化” “功利化” “主客两极化” “垄断化”等.其三,外来文化的传入除对音乐发展有正面促进作用外,还有负效应.文化输出的对抗性与竞争性也依然存在,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音乐的“脱欧化”,欧洲音乐的“抗美化”,还有1993年欧美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中双方对音响制品的限制.
近年来,音乐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工具.如今中国语言教学已在世界各地进行,其音乐语言的教学也会随之开展.中国音乐文化承载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它将担负起东西方音乐文化对话及沟通的艰巨使命,这种使命对于人类音乐文化未来的发展,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重估
对音乐文化价值的重估,必然引出音乐基础理论、音乐风格史观、音乐价值观、音乐教育观以及音乐价值操作观重构的问题.
时间是音乐展开的根本基础,依照当代人的知识结构,“相对论”的时间观念已显得很重要.如果以此观念为参照,我们就会认识到,西方音乐基础理论以时钟为标准的绝对时间概念以及把刚性定位的音乐语法当作绝对科学真理的哲学基础已经被打破.于是,针对西方音乐作品抽象时空的具体形式（定量记谱法）出现了对“相对时空”的价值重估,并导致当代记谱法的符码重构.当代学术界对于记谱法的研讨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西方音乐史的任何时期.仅在1974年召开的关于“新音乐记谱法”的会议就提出了四百多种新的符号,其符号显示出对新的音乐语言、声音资源、“语法”构成以及操作方式的探索,反映了音乐艺术观念的重大转变,并暗含了对音乐记谱法价值的重估与重构的意向.
单线进化论文化史观的破产,使艺术风格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曙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我们在非洲、澳洲的某些土著艺术中发现了一些似乎能与西方古典艺术或现代艺术相合的共同性,也决不能证明这种艺术是朝着文艺复兴时期或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单线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刘勰的《文心雕龙》曾有对中国古代音乐风格的描述：“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此文最后两句意指南北东西音乐风格的兴起转变在时空上并非单线同步的,即不存在南北东西方音乐向某一方“进化”的观念.这种地区性音乐风格史观的时空流变,明显不同于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音乐工艺技术化的直线进化的音乐风格史观.中西有着不同文化类型基础上的音乐风格史观,其声音参项及范式的变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在地区性方言声调、音色等变量以及范式的直觉体验和积累基础上形成的音乐风格区与方言区一样,有着久远的历史演变.而西方音乐风格在本体上以纯乐音、音程、和声等可测定参项和范式为变量,在理性、逻辑抽象形式中不断地建构与解构.
西方音乐家们对东方音乐范式已有一些认识——“东方音乐靠音色产生旋律细微的差别是一种普遍的惯例,如中国古琴演奏表现出的音与音之间极细微的音色控制.在印度音乐的击鼓技巧和鼓点中可以学到更多的旋律音色法……可以说我们几乎还未开始这种音色组合关系.”由此可见,在人类听觉认知中仍隐藏着有待开发的领域,即人类听觉可辨差和限阈中包含的微观听觉的深广潜能,而这种经验和事实广泛存在于东方音乐中,如中国各地区歌唱风格、器乐风格的音色变量等等.
我们已在教育和生活中容纳了西方音乐体系和音乐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西方过去的音乐形式作为我们发展的整体标准和未来目标,而应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去探索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并将其纳入到当今的音乐教育课程中.我们不能以一种价值观来判断我们生活中的音乐,特别要防止基于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原则解释的形式价值和技术价值上的单一音乐价值观,防止偏颇的价值判断,如工业制品的音乐等于好的音乐,非工业化生产方式中的音乐等于落后的音乐.
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在国际上一直处于较落后的地位,一些中国音乐家深受西方传统音乐艺术风格进化史观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应以西方为标准,否则便不能改变中国音乐的落后面貌.他们对当代西方音乐文化危机的严重性、单一文化效度的局限性估计不足.可喜的是,目前这种缺乏自信心的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我国音乐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现代世界意义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傅利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的相关思考》 [J],《中国音乐学》 2015年第2期
[2] 何晓兵：《谁是前提: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与传承之关系》 [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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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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