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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8日,正当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民与清军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悬殊而情况危急之际,革命元勋、屡屡指挥武装起义的黄兴,辗转抵达武汉,湖北军政府特制一面“黄兴到”大旗,先于武昌城头巡游,又往前线奔走,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紧接着,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于汉口前线与清军殊死决战,力挫敌锋,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尚受清廷通缉的黄兴,能够平安、迅速地抵达武汉,有一人功不可没,她就是同盟会员张竹君女士.
张竹君1876年出生于广州番禺,父亲做过三品京官,家境富裕,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传教士办的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校就读,四年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进葛夏女医学堂学习.实习期满的1900年,便自立门户,悬壶济世,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其时广东地区的风气尚相对闭塞,人们往往不相信西医.大概一则由于张竹君医术精湛,疗效显著,二则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不深藏于闺阁之中,却出头露面地当起了女医生,这本身既属离经叛道,又是一道极为难得的异样风景吧,前来求医者络驿不绝.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竹君又于医室之外附设福音堂一所,每逢星期六及星期天,就广招亲友多人,在堂内宣扬基督福音.有时候也批评时政,倡导维新学说.竹君的演讲声情并茂,极富号召力,以至“城中教育界及报界中人大为倾倒”（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广州城里那些富绅巨贾的内眷们都纷纷与竹君结好：凡是年龄差不多的结拜为干姐妹——粤语称为“契姐妹”,年龄大的称为“契爷契娘”,年龄小的称为“契子契女”,于是“契”、“契”之声不绝于耳.竹君因为体弱多病,准备奉行“不嫁主义”,因此喜欢人家呼自己“契爷”,不愿别人呼自己“契娘”.富绅李庆春有个守寡的儿媳妇,名叫徐佩萱,与竹君的关系最为密切,佩萱的一儿一女都唤竹君“契爷”.竹君募集资金在荔枝湾创立禔（音tí）福医院,后来又在珠江南岸创立南福医院,佩萱都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在办医院的同时,1901年张竹君又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被誉为“女界之梁启超”.
1904年日俄在东北发动战争,为了救护东北的民众,张竹君与“上海万国”一起前往,此后便在上海常住.张竹君的到来受到上海绅商学界热烈欢迎.在富商李平书、女士何妙龄等人的支持下,张竹君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何妙龄是著名广东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竹君又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张竹君还将广州的育贤学校迁至上海.她的事业越做越大,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张竹君还是女权运动的先驱,无论行医、办医院、建学校,她都不忘宣传男女平等的理念.她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追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带动下,广州不女走出家门,热情地参加社会活动.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与“合群”的方式求得自我解放,即“自救”.她曾对友人说：“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1907年,张竹君与她的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都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那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身负重伤.徐宗汉与张竹君一起,冒险将黄兴护送至香港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的怂恿下,以妻子的名义签了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于是,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因志同道合,互相爱慕,终于结为革命伴侣.及至武昌起义爆发,黄兴夫妇急赴上海,准备前往武汉.然而,沿江一带仍为清军掌控,清廷官吏在各口岸严密盘查,由沪抵鄂,谈何容易！万般无奈之际,徐宗汉忽然灵光一闪,想起了密友张竹君——她在上海交游颇广,或许能够想点办法.对于闺中密友与革命同志的托附,张竹君自然一口应允,经多方奔走、联络,于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紧接着又发起组织了上海红十字救伤队,张竹君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于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躲过沿途检查,28日顺利到达武汉.同船到达的还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陈果夫、李书城等.及至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严密封锁,又是张竹君借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中,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出入于林弹雨之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她英勇顽强的意志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受到国人的敬仰,西方报刊也多次报道颂扬,并称张竹君为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枷锁、登上现代文明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摇篮.张竹君在广东时,除了黄兴以外,还与胡汉民、马君武、冯自由等同盟会著名人物有过不少交往.东莞富商卢宾岐有个儿子,名叫卢少岐,他不但“少有大志”,而且与竹君谈起时事来十分投机.渐渐地,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卢少岐准备东渡日本留学,可是卢宾岐却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竹君慷慨地借给少岐二百块大洋,少岐才得以成行.谁知半年之后,竹君却与卢家人发生了矛盾,接着与卢少岐也渐渐疏远,婚约也于无形中解除了.就在这个时候,桂林人马君武闯进了竹君的视野.当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马君武已投其门下为弟子.马君武的文章写得很出色,这一次又来广州攻读法文.当他听了张竹君的演讲后,对竹君非常崇拜,以后每次福音堂布教,马君武从不缺席,并渐渐地对竹君流露出爱慕之意.不久,卢少岐也从日本回来了,他仍然想与竹君重续旧情,自然把马某看作情敌.有一天,马君武忽然在张竹君的客厅里取走了竹君的一柄诗扇,竹君四处寻找不着.第二天,马君武把扇子还过来了,上面却有马某用法文书写的求婚信,情词相当恳切.竹君不愿接受,只得说：我一向秉持独身主义,不想为任何人而改变.于是,不论马某卢某,竹君都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界限.不久,马君武也前往日本留学,并写了一篇《张竹君传》,登在出版于横滨的《新民丛报》上,《传》后还附有一首七言绝句,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胡汉民当时任《岭海报》主笔,也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胡对卢马二人追求竹君一事比较清楚,曾经对人说,这一幕活剧为“驴马争獐”.繁体字的卢（盧）是驴（驢）的一半,故有此说.这是1901至1902年间的事.到了1908年,冯自由正在香港主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女同盟会员、后来嫁给汪精卫的陈璧君,从南洋东渡日本留学,途经香港时,冯自由接待了她.陈璧君说起自己在槟榔屿时,久闻张竹君的大名,渴望着要见她一面.另有同盟会员告诉陈,说胡汉民与张竹君的关系很不错.当时胡汉民的名声已经不小了,陈璧君惊讶地说：“张竹君不知有什么魔力,竟能使胡汉民如此倾倒？”说完,就伏在冯自由的书案上,匆匆给胡汉民写了一封长信,封好以后,又委托冯自由寄给胡氏.几个月后,胡汉民从新加坡来到香港,冯自由问：“璧君给你的信中,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呀？”胡汉民却连连摇头道：“璧君真荒唐,璧君真荒唐哟！”冯自由暗想：张竹君果然有些魔力,你胡汉民称卢某为“驴”倒也罢了,倘若不是有所失落,何苦用“獐”来诋毁竹君之“张”呢！
英国护士南丁格尔（1820—1910）在战争中率领众护士救治了大量伤员,并创办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各国及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她的诞辰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作为的创始人,张竹君虽然终生未嫁,却在救死扶伤之余,收养了20多名孤苦儿童,并将他们抚养成人,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以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有债务.幸亏何妙龄女士经常出面为她募捐,才得以度过难关.1964年,张竹君病逝于上海,享年89岁.
张竹君女士一生爱国爱民,处处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她不仅享有米寿,享有“女界之梁启超”、“中国的南丁格尔”等美誉,民国初年,她还荣获孙中山先生颁发的“立国纪念勋章”,军民们亦赠予她“巾帼伟人”的匾额.她与另一位女权运动者、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秋瑾女士一样,无愧于“辛亥女杰”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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