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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7

公众号时代的期刊文学二人谈,该文是关于文学类论文范文数据库与公众号时代和期刊和文学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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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曾念长语:

前些日子,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公众号就是当代严肃文学》.文章我没有细读,扫一眼也知道是歪理歪说,当不得一回事的.但这题目扎眼啊,且一针到底,直接扎到我心里去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新兴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因而也一厢情愿地设想,应该要有最后一块阵地,留给严肃文学.这块阵地,也就是传统的纯文学期刊了.因此在我们的观念中,传统的期刊文学约等于严肃文学.但现在看来,“公众号”无孔不入,甚至生出了蚕食严肃文学的臆想,期刊文学已然是危机四伏了.于是就有了一个想法,检讨一下“公众号时代的期刊文学”.李伟长的《被误读的故事》,从期刊文学的“中篇现象”说起,探讨了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生活经验迅速贬值的今天,讲故事的传统已演变为当代文学的内在危机,可谓眼光独到,角度新奇.陈嫣婧的《期刊文学的焦虑》,直面文学与媒体的共生关系,指出期刊文学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传统,勇敢应对媒介大时代的速度与,其论述兼具深思和诚意,且极富当下性.

被误读的故事

◎ 李伟长(文学评论家)

从篇幅体例上来说,小说就分两种,长的,或者短的.不长不短的,被国内文学期刊单独分离出来,命名为中篇小说,全世界独一份.谁都知道,从创作来讲,短篇小说(short story)和长篇小说(novel)的写法完全不一样.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中篇小说,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有相对完整,但限于篇幅又不可能完全打开的故事.中篇小说收容了许多既无力迅速收尾、也无力写长的作品.从当初便于分类的权宜之计,到今天约定俗成的中篇小说,一套圆熟的识别法则已经形成,比如被要求讲述一个故事.

小说家被理解为讲故事的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依旧有许多人依偎在“小说就是讲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这块招牌下,小心翼翼地经营着故事小卖部,期望卖掉一些贴着不同标签的短篇故事.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也因此常常被牵涉进来,被当作经营故事的理念.这显然误解了本雅明和讲故事的人.在宁静的并不流动的前现代社会,讲故事意味着分享他人所没有的经历、经验和历史知识,在本雅明看来,当经验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不断贬值以后,讲故事这种传统便落伍了,离群索居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也就出现了.特别是当信息、经验的获取通道变得便捷之后,那些承载集体经验的故事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所谓个体的经历和体验在一个自媒体、网络新闻的年代已经变得一钱不值.生产可以被重复讲述的故事,不是现代小说家的义务和工作.

二流的小说家们并不这么看,没有讲故事,他们就不知道小说还能干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写小说.编织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编码)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被训导许久的事情,甚至梦想着赶紧被那些没什么眼力却又手握钞票的影视人们相中,买走,变现,拉倒,才会被视为成功的小说家.无论是从艺术价值来说,还是从有效传播而言,被改编为影视剧,根本算不上衡量小说好坏的标准,甚至还可能是差小说的判决词.按现在影视剧的编导质量,一篇小说被改编,充其量只能说那些小说有商品的属性.怎样的故事好卖?怎样的故事好发表?独特的故事,文学编辑们会这样表示.关于独特的具体内容是没有参考标准的,于是乎标榜独特经验和独特故事的小说创作法则由此泛滥,尤其是被所谓非虚构裹挟的真实故事成为一种潮流后,小说创作被简化为对故事进行化妆,故事重新回到了还未经验化的自我经历的河流.奇人异事,陌生化的人群,匪夷所思的遭遇,层出不穷的艰难,成为故事们热情围攻的内容.

因为故事受到了礼仪,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一书被当成了编设故事的指南.一本指导编剧写故事的书,成为小说写作者钟爱的教科书,想想也是荒诞有趣.编剧要求的故事原理,与小说家要的故事会是一回事吗?当然不是,但这并不妨碍诸多的小说写作者,从麦基那里寻求编故事的技术支持.真要按照麦基的原理写故事,那小说家应该改行去当编剧,而不是继续写小说.不否认,麦基的有些话是有道理,譬如他讲的“故事是生活的比喻”,“一个人的才华会被他的无知饿死”.因为生活的复杂无序,读者的确需要一个比喻来准确地理解生活.问题在于,影视剧需要的比喻和小说需要的比喻,天然地有着大象般的差别.为了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麦基会要求编剧考虑人物的,设置人物遭遇的困境,安排人物结局困难的尝试,最后完成由引发的任务.小说可以这样吗?真的难以想象.许多小说已经这么干了,比如网络小说,还有侦探小说等.沮丧的是,小说这么干,首先干不过影视剧.其次,如此罗织的短篇小说还能算小说吗?故事的标准要求是起承转合,有头有尾.可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不是衡量一篇现代小说水准的唯一法则.就算一个人只起了,就写这一件事,就可以是一个短篇小说.

拿短篇小说与故事的关系来讲,目前还在影响小说家创作的无非两个传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观念来讲,就是契诃夫的传统和卡夫卡的传统.契诃夫多写一事无成的现实中人,尤其是平常的人陷入不平常的境遇,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普遍主题.这一传统在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的身上得以光大.特雷弗的小说往前推了一步,同样写平常人,却不再写他们的不平常际遇,戏剧性被弱化为写平常人的平常际遇,平常生活中的暗影和角落.卡夫卡以及后来的博尔赫斯开启了现代小说,将短篇小说从故事中解救出来,打破故事的叙述旧规,赋予小说创作更多的可能性,甚至将现实和所谓的文学真实也放弃了,开掘出生活的荒谬,唤醒了现代小说的智性.现代小说以及后现代小说逼近的是深刻和洞见.毫不客气地说,现代小说面对更为普遍的人类生活发言,要做到独一无二,得有极为优秀的头脑,接近于用文学方式进行的哲学活动.曾经的先锋小说家退回到所谓讲故事的传统,不仅始于故事的吸引力,根本的还是他们已经写不下去了,在追逐“深刻”的山顶上,聚集着一群先来后到的思想家,往前进一寸都变得艰难.回到故事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便讲述同样的观念,赋形本身的不同也可以被当作价值,得到评论家们的社会学般的解读.

异质性在现代小说中,是多么高的一种赞誉.在讲故事的纵队中,异质性被敷衍地理解为稀奇古怪的事件.看看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就可以感觉到了.乡村生活、小镇生活、底层经历依旧是大多数小说的主题,衰败、破坏、停滞、失范和迷失是常见的基调.关于城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写的是游离于城市边缘,被城市拒斥的失败者们(有的小说家不愿意这样被描述,更愿意称之为普通人),即当下版的农民进城记.真正与城市生活发生密切关联的城市小说少之又少,我们的小说家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却对早已离开许久的乡村生活念念不忘,对身边的城市生活漠不关心,也无兴趣去深入了解自常生活之外的经验.卡波蒂的《冷血》常被提起,也只是因为非虚构写作与现实素材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卡波蒂积极投身包括上层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交生活,对他的写作有多大的帮助.毛姆也是如此,他年轻时往返巴黎和伦敦,结交各种风流人物,获取的可不仅仅是八卦,还有准确描述一根上等雪茄味道的能力.骄傲的小说家们不屑于去捕捉这些,不屑于结交和进入那些变幻莫测的生活,却习惯性地施舍他们的同情.一根上等的雪茄,与一根普通的,他们更钟情于后者,在街角的便利店就可以买到.更别说有些知道穷人是怎样变穷的,却似乎搞不清楚富人是怎样成为富人的小说家.小说家哲贵写过一批关于温州商人的小说,写清楚了生意人是怎样赚到钱的,写清楚了生意人的.单凭这一点,他就比大多数小说家要优秀.写不了更驳杂、更磅礴的生活,只有俯身于身边的日常故事,并以为通过身边的这点日常,就与时代生活取得了联系,简直就是春秋大梦.这些被剥皮去血的故事,写给谁看呢?

试图融合长篇和短篇两者长度的中篇小说,由此就成了庸俗故事的温床.文学期刊的中篇小说,主力部队就是写现实生活的小说作品,就是契诃夫的那类传统,只是这条路越走越窄了.编织故事是简单的,编织苦难的、文艺的、励志的、鸡汤的故事,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迁就和低估读者的人性从来就不会亏本.新媒体写作将会像黑洞一样吞噬更多的少有才华的写作者.选择了这一条需要经验支撑的路,却并不去更新和丰富外在的经验,只在有限的领域里重复遨游,这也是中篇小说标准化生产的通病,也违背了虚构艺术的本意.虚构者,赋形也,赋观念之形,赋价值之形.没有强悍观念的小说,没有被价值生活省察过的小说,故事再曲折,情节再离奇,即便披上后现代小说的外衣,也还是故事.总有人说小说家不必先有观念,不必先有思想,否则会限制了创作的自由和美学,依我看那只能说明这个写作者的观念还不够深刻,也不够独特.

期刊文学的焦虑

◎ 陈嫣婧(文学评论家)

公众号时代改变了信息的传播途径,也限制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带来了全新的言说方式,也轻易挥霍掉了传统书写的谨慎严密.人们甚至计算出,看一条推文的时间最好不要长于五分钟,否则阅读者将难以集中注意力.而推文的表现形式,从语言到排版,在竭力迎合大众手机阅读习惯的同时也正在重塑着阅读这一行为本身.

随着载体和媒介的变化,阅读还是阅读吗?类似的问题其实20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就曾提出:“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艺术还是艺术吗?”当杜尚将他那个与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作品《泉》同名的小便池寄往美术馆,当美国抽象画家波洛克完全抛弃了绘画作为造型艺术的“本分”,艺术也许真的走向了终结.但本雅明其实没有这么斩钉截铁,否则他就不会对“气韵”(Aura)这个词如此流连忘返.在他看来,正是艺术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气韵”,这种时空上由远及近的显现过程使创作与观看、创作者与鉴赏者得以跨越阻隔而站在一起,拥有了“共时”的可能,于是也就有了交流与分享的可能.曾几何时,艺术的“唯一此在性”是其最重要的内在精神,文学不也一样吗?也许一样,也许并不完全一样.一样,是因为文学和艺术一样,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形式作为载体,正如曾经的绘画艺术离不开颜料和画笔,文学也离不开记录它的笔墨纸砚.没有物质载体的文艺作品是不存在的.但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印刷技术之下的文学,还是信息技术之下的文学,其语言的本质形式未变,变的只是我们观看语言的方式.当然,如果作极端化的推论,所有的纸质出版物都将销声匿迹,人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在纸质书报杂志上圈划批注,翻转折页,那么兴许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或现代诗歌的人将会减少大半.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子书的阅读模式确实不够灵活自由,对文学阅读多多少少会带来损害.然而,事情远远没有到这一步.非但如此,“公众号”阅读方式的出现反而是增加了传统文学期刊的发声机会,现今大部分期刊都开通了公众号,完全可以通过有质量的推文打开受众群体.如果说过去倚靠业内发行传阅以及邮购订阅的传统方式很难将这些期刊推到众人面前,那么公众号平台才是一个能够彻底打破藩篱以实现广泛无差别阅读的理想场所.

可见,焦虑不单纯来自于阅读与传播的载体,而是不同载体所带来的阅读习惯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在反向要求语言改变其自身的形态.说得更明确一些,这种焦虑来自于对纯文学这一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话说距今最近的一次纯文学复兴,应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那也正好是文学期刊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人民文学》《收获》《外国文艺》及各省级刊物几乎是文学青年人手一本的必读杂志,各大高校的中文系里更是集结了一批智商与才华并重、理想与眼界齐高的青年才俊.在当时,通过刊物了解最新的文学动向,阅读最新的作品,就如现在通过公众号汲取到想要的信息一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见,当年的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阅读及传播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甚至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这种思路也延续至今.要证明一位纯文学写作者在当下文坛的地位和知名度,就得关注他的发表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期刊,依然是衡量纯文学究竟有多“纯”的一杆秤.应该没有人会否认,同样一个文本,发表在《人民文学》和发表在文学城网站,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网络文学,这里指发表在网络上的文学,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作家在不被认可的前提下只能求助于民间的次等选择,是无奈之举.让人倍感荒谬的,正是这原本即产生于民间,于普罗大众之生活中摄取灵感和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却需要牢牢守着这份约定俗成,顺从文学期刊的发表规则.而网络作为一个新生的平台,一个正在蓬勃发展起来的媒介,即便已经给绝大多数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面对纯文学,却仍然只能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存在.

当然,诚如上文所提到的,互联网阅读模式与纯文学的传统阅读方式确有不能完美接洽之处.越是需要细读、反复咀嚼和品味的文字,可能还是越需要能够适应这种阅读节奏和整体环境的纸质印刷物.但若将当代人不读书只知道刷手机的现状完全归结于互联网和公众平台带来的原罪,继而去哀哭文学期刊的堕落消亡,是否又显得有些偏激了呢?至少这忽视了人们拥有对阅读方式进行自主选择的权利,夸大了纯文学对阅读者的各种限制,好像只有阅读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才是在阅读纯文学,只有手持一本作为实体存在的杂志,才是在阅读.期刊与纯文学的这种共生关系,是否到了应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事实上,文学期刊真的可以完全代表中国当代纯文学写作的现状吗?期刊长期以来的运作机制能够成为催生纯文学健康发展的土壤吗?其实,期刊在普通写作者心中一直占有崇高的地位,它至少代表着对作品的态度,进而它也决定了文学奖项的运作模式.基本上,中国所有的文学奖项都是从期刊中选择作品的,如果这第一步走空了,那么之后的一切,入围,获奖,被承认,被关注,获得出版,就都不过是泡影而已.当然也有人会说,也同样重视网络文学啊!阿耐的《大江东去》不还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吗?这还不够有成就,有知名度?何况书还卖得那么好,版税都够作者花大半辈子的了!然而问题就在于,赢得了“全世界”的阿耐最终可能还是得输给“纯文学”,因为后者是高傲的,小众的,边缘的.发行量、版税、获奖不但不能显示其“纯文学”上的成功,反而是失败的见证.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期刊的发行量如何,稿源是否丰富,真的那么重要吗?纯文学要的不就是这种世外桃源式的自我感觉和评价方式吗?那么期刊不过是将自己送上了祭台,用来祭作家们关于纯文学的那个梦而已.

但这个梦并不见得就是无法实现的异想天开,比如20世纪80年代,文学作为高端与时尚、小众与大众、前沿与普及的完美结合,就曾切实地存在过.你或许没有看过《收获》里所有的文章,但你一定买过,拿着它装过,甚至泡过妞吧?文学的力量最终溢出了文学本身,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既不会轻贱文学的品格,又能自上而下地形成一股影响力,这就是黄金时代.甚至,我们还能将怀旧的年代前推至清末和民国,那时,这些如今已是青史留名的大文豪大作家们就是通过兴办报刊来实现自己的写作抱负的.这些报纸杂志,见证了多少伟大作品的问世和活灵活现的笔墨官司,新鲜的油墨味从而成为文化兴盛的标志性气味留在文学史和人们的理想中,很难说这不是许多人立志走上文学道路的起因.于是,对“文学的大时代已然逝去”这一现实的承认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大时代”确实存在过,且文学期刊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总是习惯于回望过去,却不愿意面对现在.纯文学仍然高傲,但这高傲不再能成为一种引领,一面旗帜,而成了必须承担孤寂与被边缘化的原因.写作渐渐变成了写作者与读者的密谈,彼此倾心的一个暗号,而文学,则回到了其本身最初的形态,成为一门语言的艺术,而非修辞或论道的载体.

然而,这或许不过是一个理想对另一个理想的置换罢了.文学再特殊,于一国而言仍是意识形态之一种,它虽不再能高高在上地活着,却也无法就此安静地独处或等待消亡.它必须存在,正如期刊必须存在一样.走过天真烂漫的少年时期,锋芒毕露的青年时期,它进入中年,彷徨过,寂寞过,犹豫过,在一种时时害怕自己会变成“中年油腻男”的焦虑中渴望被重新点燃.它眼睁睁地看着世界更新换代,热闹非凡,速度与越来越成正比地威胁着传统的发表与传播.怀旧似乎是一条不错的路,但它又往往掩藏着某种失败与落寞的情绪,因它恰恰戳中了曾经的辉煌.文学期刊还有中兴的机会吗?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这中兴?

是时候该思考一下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了.将他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的“尽量减轻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分量”这一观点挪移到众人对文学的期待上是否同样合适呢?长久以来我们一贯奉行的是T.S.艾略特的主张,要求文学一边要与传统呼应,一边又要与未来对接.文学的本质是沉重的,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人类审视自我的精神“包袱”,文学将不但将失去其固有的价值,其魅力亦将荡然无存.然而,文学又是无法完全跳出历史发展与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的产生一定能够与它所处的时代构成某种对话关系,它的价值的恒常性与阶段性,往往是同步的.卡尔维诺提出文学的“轻”,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时代的沉重呼吸威胁着文学的独特与独立.在人人都苟延残喘的当下,文学如何实现对现实的突破?于是他创造了“看不见的城市”,利用想象与虚构的便利将语言从世俗生活的重压下挣脱出来.这或许也是现代之后的意义所在?

当然没有人会去怀疑卡尔维诺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他恰是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文学与时代的纠结,语言的韧性与价值的多维度使得文学得以具备这种适度的自由,而自由,是所有创造活动的基础.同样,对文学刊物来说,有多大的自由,即能争取到多大的生存空间.这自由,包括观念的自由、形式的自由、机制的自由等等,它或许可以部分解决文学的历史包袱问题,并对写作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毕竟,刊物与作家的相互作用是纯文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刊物青睐的作品类型可能会成为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竞相模仿的对象,而这很可能成为对文学创作从语言到类型再到思维的无形桎梏.永远不要拒绝新的文化形态,因为传统与时尚并不总是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摩擦、矛盾,对彼此的看不顺眼,恰能证明一种对话的呼应的双向联系正在逐渐形成,在这个契机下,作家和以作家作品为依托的文学刊物都需要接受这场考验,焦虑不但是必然的,更是必需的.所谓的大时代,即是抛却陈旧观念,寻求突进与变革的时代,吃老本与怀旧梦,救不了一本文学刊物,更救不了写作本身.

责任编辑 石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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