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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女性形象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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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甜美可人的天使”与“阴森妖艳的魔鬼”是达芙妮·杜穆里埃在经典小说《蝴蝶梦》中所塑造的两位女主人公形象.通过她们人生经历中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不仅可以看到男权定义下传统女性形象的消解,还可以感受女性形象由“他人附属品”向“完整个体”的转变.除了对传统的继承与反叛,《蝴蝶梦》中的人物形象刻画还结合了达芙妮·杜穆里埃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她独特的成长经历.由此挖掘出女性作家及其群体在创作时遭受的来自父权制社会隐形规则的制约和与由此产生的矛盾心理及影响.

关键词:天使 魔鬼 女权主义 《蝴蝶梦》

《蝴蝶梦》是20世纪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的成名著作,作者通过女性主人公视角与口吻讲述了发生在曼陀丽庄园不为人知的故事,其文学内涵以及由她笔下人物形象生发出对女性的再思考,以及展现出对平等、平权问题的追求与思考应是我们更为关注的.

“天使”与“魔鬼”这对名词来源于美国的两位女权理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天使”代表了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美丽、端庄、柔顺,她们是被男性作家抹去自主性和创造力后没有灵魂的躯体;“魔鬼”则象征着与男权相悖的女性形象,她们无耻、恶毒、自私,她们对男权的反抗使得男性们产生了一种保护自我权利的危机意识.[1]男权社会将女性的形象进行了一种极端的定义,如若不符合“天使”完美形象的女人,就被划分进“魔鬼”的阵营.但与此同时,理论家的进步思想已初步觉醒,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提出:若要女性形象进入艺术,并满足其理想模式,就应当杀死“屋子里的天使”.与此同时,为了保留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创造力,“屋子里的怪物”也应当一并被铲除.[2]这种对女性作家自我发现的需求,强调了要摆脱男权社会为女性行为定下的僵化规是女性得以执笔写作的基础要求,也是女性作家建立创作信心,克服身份焦虑的前提.

一.死去的魔鬼-吕蓓卡(前德温特夫人)

“魔鬼”构成了与“天使”相对立的镜中影像,她们以凶狠、狐媚的形象著称,给人以阴森恐怖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当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企图通过反抗和建立自主地位来挑衅男性权威的时候,她们总是会被男性塑造成魔鬼的形象.正如《蝴蝶梦》中的吕蓓卡,用她妖娆的面庞、几乎完美的身姿去俘获人心、获得地位来与家中的男权家长进行势力抗衡.这使得男性权利在家庭中被边缘化,德温特先生认为她是难以忍受并不配作为的妖魔.但同时,她又有成熟的思维方式和自我定位,不受任何约束的去追求自己的生存价值,浑身都散发着自主性和创造力.

1.阴森的魅影

吕蓓卡作为前任曼陀丽庄园的女主人,在小说中她的形象周围总是笼罩着诡异的迷雾,而这种非正常的阴暗基调就是作为“魔鬼”的标准配置.

在“我”第一次进入曼陀丽庄园的时候,就被大片的石南花丛吸引了,正屋前的两排石南花墙一改我对那种鲜花淡雅美丽的印象,它们变得野心勃勃且充满危险.“在打开的窗子底下聚集着大簇大簇鲜血一般红的过分的石南,就是我昨天傍晚见到的那些花.它们已经蔓延侵入车道.”[3]显然,滴血的石南就代表了吕蓓卡的形象,她有着鲜花一样娇艳的外表,也有侵占和瓜分男权的,不满足于自己应归属的领域,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探求精神将触须伸入男性世界.

在“我”入主曼陀丽庄园时,吕蓓卡早已离开人世,但是她的音容笑貌依然被定格在曼陀丽庄园的角角落落.丹弗思太太每日打扫吕蓓卡的卧室,精致整洁的屋子仿佛她从来都不曾远走,而是躲在黑暗角落里默默注视着这里发生的每件事情.她作为吕蓓卡的陪嫁侍女继续在庄园承袭她的行为准则,就像是其遗魂附体,在“我”与德温特先生的生活中有意牵涉出属于吕蓓卡的诡异身影来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在丹弗思太太的干预下,“我”在这些庄园规则中处处受限,作为新主人的权力被边缘化,不自信的情绪几近摧毁“我”的心智.除了德温特先生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对吕蓓卡的不论姿色、教养还是头脑赞不绝口,而她也是因为其瓜分了当时男性在社会、家庭中应有的绝对权威,使德温特先生心生畏惧和厌恶所以将吕蓓卡视为恶魔.所以,这样的生存在男权社会中不合男性心理形象的女人必定会被男人们称作是摄人心魄的妖魔,也更会引发男性们焦虑无措的消极情绪.

2.闪光的自主意识

吕蓓卡一方面表现出阴森可怖、处处拆解男性权威的恶魔形象,却在另一方面闪烁着女人们追求平等,自我发现的先进意识.

在得知德温特先生与她的婚姻是因为他们的地位相匹配后,她强大的自我意识认为在婚姻中她是被选择的那一方,失去了主动权.所以她向德温特提出条件:他们的婚姻有名无实,但她可以将曼陀丽变为一座整个英国远近闻名的庄园、上层名流的集聚地,事实上,她确实做到了从德温特曾祖父就想做到却并未实现的事,它制定了关于整个庄园严丝合缝的行为规则来实现她的宏图伟业.

吕蓓卡对她的身体和性的权利具有十分自主的意见,对于与除了自己丈夫的男人的交往持十分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去伦敦的聚会场还是在自家庄园的海边小屋,她都不在意德温特先生的眼光,这是与传统家庭中高度赞扬的温柔静思型女性截然不同的.丹弗思太太这样对费弗尔说“她不爱你,也不爱德温特先生.男女情爱对她来说是场游戏,她去找男人,是因为她觉得好玩.”[3]她为自己的身体开放了选择权,不愿当男性的附庸,挑衅男权文化.作为一个敢于向男性权威挑战的女人,她懂得去进行自我发掘来认识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在男权社会中人云亦云地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来进行自我判断并建立起对生活的自信.

二.屋子里的天使-德温特夫人

“天使”的形象由来已久,从中世纪时象征着仁慈、善良,具有童贞圣洁的女性形象的圣母玛利亚;到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口中的“家中天使”贝亚特丽齐,都具有静思的纯洁本质,但当执笔人都为男性时,女性便自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所要传达出的形象都是男权过滤下的女性,她们被定义为男性的思想、肋骨、男性创造的衍生物,是处在依附地位的傀儡.[1]如同《蝴蝶梦》中“我”的形象,单纯且柔弱,需要在德温特先生的羽翼之下才能存活,整个人的生活重心都在追求男人居高临下施舍来的爱情.但随着家庭生活在时间上的延续和一系列变故的发生,一直被吕蓓卡形象压制下的“我”却隐隐的从自我反思和对比中生发出了对男性权威的质疑,促成了对传统“天使”形象的超越.

1.沉默的附属品

“我”作为一位被男性禁言的柔弱女性形象,默默承受心灵的打击却紧闭嘴巴从不开口反抗丈夫的意愿,是个十足柔顺的小女人.在认识德温特先生之前,“我”是受范·霍柏夫人雇佣的“朋友”,是一个没有家庭根系和地位的女人,无论范·霍柏夫人怎样不平等的对待“我”,或是“我”如何对她趋炎附势的行为不满都不能表达出来,因为她所支付的费用就是“我”唯一的生活来源.在与德温特先生相知后,他的求婚却是十足霸道,有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心.即使他表达了自己的求婚不够罗曼蒂克,少了玫瑰、教堂和小提琴,在结婚时也没有对“我”有任何补偿和解释,“我”却没有任何抱怨,满心欢喜的想象着由男人的地位而能带来的幸福生活.

在曼陀丽庄园中,“我”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家庭中的条条框框都被吕蓓卡明确制定了,仿佛被排挤在边缘地位的“我”才是曼陀丽庄园死去的那位女主人.“我”并没有自己的主见和作风,视德温特先生为“我”终身的依靠和庇佑,内心胆怯无助且缺乏自信,即便是打碎了晨室内的一座爱神雕像这样的小事都因害怕丹弗思太太嘲笑的目光而惊慌失措.“我”在生活中处处小心,生怕提到海边、出海、安全等字眼勾起丈夫心酸的回忆,进而引起对自己的嗔怒.

2.隐匿的自我意识

然而,这样一个处处顺丈夫意的灰姑娘,有时也会质疑强权,拥有对自身地位追求的臆想,并由此打破“天使”的牢笼.

在日常生活中,吕蓓卡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并变成了“我”不自觉摹仿的对象,企图通过学习她处事的思路和举止得到在曼陀丽庄园里说一不二的地位.在用餐时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象若是吕蓓卡此时在这里,她的行为、动作、神情、语态会是什么样.但是而后,“我”便受到迈克西姆这样的评价“我不希望看到你刚才的模样.你一下子突然变得老了许多,一副狡诈的样子,看上去很不顺眼.”[3]明显这种行为已经让男性家长有所察觉和反感.在后来得知是丈夫杀死了吕蓓卡时,“我”突然的成熟起来,作为庄园的女主人在内安慰和调节丈夫的紧张心情,在外主动安排和管理曼陀丽的日常生活.而丹弗思太太再也不会构成我的威胁,梦中的“我”坐在书桌前写着又长又大的黑色斜体字,俨然变成了另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吕蓓卡.故事最后曼陀丽庄园被大火尽毁时,“我”与德温特先生被迫旅居国外,但此时“我”的自信心完全生发出来了.少了那个璀璨夺目的庄园,德温特先生仿佛失去了他一对无所不能的翅膀,生活起居都需要“我”的照料而变得对我越发依赖起来.从不平衡的关系到和谐的相处,使“我”变得更为勇敢,摆脱了传统的“天使”唯唯诺诺的形象,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感情,正确的处理婚姻中的关系.

三.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

《蝴蝶梦》的作者达芙妮·杜穆里埃自己也是一位女性身份的背离者,被她自己称为“匣子里的男孩”.达芙妮在年少时想努力变成一位男性,因为她已经意识到男性在社会上可享受到比女性更为广泛的社会权利,于是她将自己的穿着打扮向同龄男性靠拢,甚至还给自己的男性对立面起了名字.在这样的行为影响下,她的思想意识也慢慢的开始向男性靠拢,她开始认为自己的女性人格是一种负担,并且将男孩的心智抱负作为自己的生活标准.[4]在她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吕蓓卡这个女性形象的原型,敢于打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障碍,勇敢追求自己作为独立个体而理应得到的自由空间.在《蝴蝶梦》中,她塑造出的两位女性都比男性传统定义的“魔鬼”与“天使”形象更为立体.“”吕蓓卡身上强大的主体意识和对自我生活的把控值得我们深思;作为“天使”的“我”在生活的洗礼中,反而通过吕蓓卡的影响,把握住了健康男女关系的准绳.但是在小说的架构中,达芙妮又不得不将父权制社会中的既定程式延续下去,让“魔鬼”死去,“天使”得以存活.这种矛盾心理不仅发生在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写作过程中,更是在女性作家们的身上激化为集体性的身份焦虑,即“女性诗人担心自己无法进行创造,担心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前辈.因此写作的行为只能孤立她,并最终将它毁灭”.[1]

女性作家们长期居于“低人一等”的“第二性别”这一地位,缺少自信心,并一直生活在性别带来的痛苦感受当中.女性作家执笔创作时受到来自男性的讥讽、嘲笑甚至侮辱.如19世纪时霍桑就曾讽刺其同时代的女作家为“一群该死的、只会胡写乱抹的乌合之众”.20世纪早期女性作家更是受到现代主义者的排挤:以艾略特与庞德为代表的后者则认为,真正的文学是应该“超越个人经历与情感”,而女性的作品“除了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情感外一无是处”.[1]许多女性作家们的作品也变成了一种沉默的艺术,如死水一样毫无波澜.但即便处于如此令人绝望的境遇下,女性作家们在心理矛盾中依旧找寻着出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多处于“失语”状态,她们渴求独立的话语体系,但能够真正做到话语权利的重新洗牌却不是件易事.女性作家们既要想尽办法将男性作家笔下僵死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构,又无法摆脱男性作品在其阅读生活中打下的烙印,她们进行着艰难的心灵斗争.女性作家们希望在文学的历史中能构建一种新的、男女均衡的价值观和女性形象,实质是对女性身份的解放和她们生活体验的表达.兼顾整个社会男性的权威下写作,让女性能够适当表达出一些新鲜的女性意识,同时在对传统男权压制的形象进行解构和转型时,创造一系列独立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又能够引导着新的女性读者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改造,也作为新女性作家的“母亲花园”来供应精神养料,创造出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并在时间的延续中继续完善和强大,将女性从“他者”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当然,对女性权利的追求并不意味着打倒和压制男权,而是使男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权利的平衡,使双方都有可发展与进步的空间.

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创作正处于女权主义追求平等、平权的初级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苏珊·布鲁迪笔下对女性作家的评论,由于女性形象长期被固执的赋予了天使或魔鬼的形象,再加之男性文学创作中固有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想象力的理解以及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被极大地限制,以至于此类研究仅仅只是处于起步阶段.[6]达芙妮·杜穆里埃解构了男性作家创作出的绝对“天使”和“恶魔”,将她们的特点相互影响,成为了具有创造力和鲜活生命的女性形象.但实际上塑造出的女性还是在男权阴影笼罩之下的形象,所以女性文学、女性作家走向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杨莉馨译.阁楼上的疯女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6.

[2]V.Woolf.Professions for Women[A].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C].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42: 235-242.

[3]达芙妮·杜穆里埃.林智玲,程德译.蝴蝶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7-95,146-245.

[4]陈李萍,张中载.景观下的性别表演—论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双性恋认同[J].北京:外国文学.2013(5).

[5]陈彦旭,李增.重塑女性经典、反抗男性权威—读《女性陪审团:从安妮·布拉兹特利特到安妮·普露的美国女性作家》[J].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13(1).

[6]张生珍.美国当代女权批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研究[J].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13(3):151-157.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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